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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一直沒有電話進來,我打電話他又沒有開機,打他的辦公室和家裡的電話,都說他在忙,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新推理案子,直到晚上十點,他還沒有過來,也不知道是俄的,還是被自己推理嚇的,我渾身被虛汗濕透,頭上滾下豆大的汗珠……

  我失眠了,還做了噩夢。但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從床上爬了起來。我需要到省圖書館去看書,去查資料,去翻閱當地的報紙,我得到街上去走走,總之,我不能這樣乾等。下到酒店大堂的時候,我準備給夏海鵬留個言,結果大堂經理給了我一張紙條,竟然是夏海鵬給我的留言。留言說:“楊子,那件案子已經結束了,我也接到緊急任務,非常忙。酒店已經安排好,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恐怕不能到機場送你,請老同學原諒!再見,老同學夏海鵬。”

  我的震驚可想而知。跳到我腦袋的第一個想法是他出事了,隨即我不情願地推翻了這個想法,然而,接著而來的想法讓我更加不安……

  我決定繼續留在廣南省,直到見到夏海鵬。我要把把這個案子搞個水落石出。不過,沒有了“公安”身份,自然無法東奔西跑,好在這裡有圖書館,我可以在那裡找到智慧和靈感,這裡還有網吧,我可以在那裡找到有用的資料。

  四十三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中國共產黨領袖毛主席提出的道理,難道他的追隨者都忘記了嗎?如果僅僅是記住了他的另外一個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顯然是不夠的。

  回到中國,任何人都不會對經濟的進步和發生在其他層面的進步視而不見。然而,讓我更加不能視而不見的是瀰漫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的絕對全力、貪污腐敗,社會不公和貧富差距。

  在中國大陸的調查,讓我震驚。這個黨和政權里的腐敗分子何其之多,他們利用高高在上的共產黨政權,幾乎把手中的所有全力都變成了交易的籌碼。主管貿易的官員在協助自己的妻兒做國家的生意,建設部門的共產黨官員幾乎從每一個磚頭上賺起利潤,政法戰線的幹部在拿法律做文章……就連主管計劃生育的街道辦公室主任也在收取回扣——在共產黨絕對權力籠罩下的中國,呈現出一副地獄末日的景象……

  社會不公被少數官商勾結造成的富有掩蓋了,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一個驕傲地發明了紙張的文明古國,至今竟然有三千多萬失學的兒童,其中絕大多數是因買不起紙張——無錢購買課本而失學!我們的軍人已經可以自豪地在太空翻跟頭,可是我們的農民兄弟卻要背著同胞的屍體千里跋涉回故鄉……?!

  被社會不公和絕對權力欺壓的是十幾億農民、工人、士兵和城市平民,他們被剝削,甚至被剝奪了基本的知情權,他們中至今有人還活在“翻身奴兒把歌唱”的虛幻的宣傳教育之中。

  然而更讓我震驚的卻是我回到國內後見到的親戚朋友和同學同事——他們絕大多數成了社會精英,成了共產黨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面對我的質疑,他們先是不解,後來是生氣——先是不理解我怎麼了,後來是對我生氣……

  本來是為了尋找真我的,卻沒有想到搞得自己更加迷惑。我不明白,到底是世界改變了,還是我潛移默化了?!

  四十四

  一個星期就這樣過去了,我的頭腦越來越清醒,我心中的不安也越來越深

  六天中,每天晚上都有漂亮的女孩子來敲我的門,她們說有人買了單,是來幫我放鬆的。我確實很緊張,但一點心情也沒有,我都把她們打發走了。

  六天中,每天早上起來,我都比前一天更加憂傷和緊張,更加想放棄。然而,我還是留了下來。

  我要見到夏海鵬才能走,我不能半途而廢。我兩次到公安廳,都被他們攔在了大門外,我給他打電話,連手機號碼都換了。我想,作為一個公安廳的高級刑警,如果他有意迴避我,我是沒有任何辦法找到他的。

  最後,我不得不使用了絕招。

  我拿起路邊的一個公用電話,撥通了110,沒有等報警台的警察小姐問完話,我就開口了:“聽著,我知道電話是錄音的,我叫楊子,我有建設廳廳長自殺案的線索,也有組織部檔案庫密室失蹤案的新發現——但我只能和公安廳刑警大隊的夏海鵬同志講,請你們通知他,必須馬上找我,他有我的地址……否則,我會在網際網路上貼出我所知道的一切!”

  放下電話,我感到一陣輕鬆,在外面吃了一碗牛腩面,又散了一會步,然後慢慢走回酒店。進入酒店後,我在大堂整理了一下頭髮,然後上電梯,走向自己的房間。

  我沒有拿出房間的鎖匙,直接扭門的把手,結果門輕輕打開了。

  “讓我等這麼久?”夏海鵬站起身,隨手放下一疊報紙,那是我這幾天收集的《廣南日報》新舊報紙。我看到放在床上的最上面一份是我昨天才買的。在那份報紙的第二版上面有一篇報導,題目是“廣南省公安廳副廳長夏海鵬親自帶隊在火車站部署三打(打搶,打偷,打騙)”。

  “你看我真是很忙的。”在我進來前,他已經調暗了房間的燈光,但我仍然可以看見他臉上有愧色,這讓我受傷的心感到些許的安慰。

  “我知道你很忙,當了廳長,能夠不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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