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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什麼情況呢？中國是60％的農村人口，40％的城市人口，實際城市人口還到不了40％，大概37∶63的概念。由於城市人口收入水平高於農村，所以就是城市人口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提高，僅僅由於城市人口增加了，就會增加市場總的購買力。我們現在最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城市人口的收入是農村人口的3倍。所以，咱們中國最大的收入不平均是在城鄉之間，城鄉內部都還有不平均的地方，但與國際比較，最嚴重的收入差距是在城鄉之間，這和許多發展中國家都不一樣。
在人均1000美元的時候，日本的城市化率是75％，韓國的城市化率超過80％，都比我們目前要高得多。日本在工業化最高峰的時候，也是它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時候，因為差距最大，才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急劇流動，所以工業化高峰也是城市化的高峰。但是，在日本最高峰的時候，城鄉人口的差距也只有60％，而中國現在是差3倍。所以，中國要擴大國內市場，可以通過增加城市人口的辦法來實現，而不見得要大幅度提高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工成本，這樣就可以既擴大了國內市場，又不使單位產品中的工資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保住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在統計指標體系里，水平的增加，受兩個指標影響，一個是平均水平的影響，一個是結構變動的影響，這兩個指標同時影響總水平的變化。在快速的城市化時期，水平提高的主要影響，是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單位水平的提高，這樣就可以還保持很大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同時使國內市場擴大。
李曉寧：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問題。
王湘穗：王建認為應該主要在東部發展城市化，但我們現在的農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和西北，或者主要是西南，如果沒有西部開發，你那個城市化怎麼辦？
王建： 你這是錯覺，因為中國13億人口在西部只有3億，東部和中部人口最多。我跟你講，中國是什麼情況呢？在離海岸線500公里的範圍之內，集中了中國70％的人口，我們人口大頭在偏東部地區。以京廣線為界，京廣線以東和沿線集中了中國70％人口和85％的GDP。
王湘穗：你是說，沿京廣線切割，至少可解決70％的城市化問題？
王建：對，這些人口如果城市化，那是70％的人口城市化。
李曉寧：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村城市化問題，農業化向工業化轉變的問題。
王建：中國的發展階段，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後期，要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還需要至少20年時間，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長期處在較高水平。中國這個市場，會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擴大。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缺市場，我們之所以要發展出口，是為了換取自己不可能再生的資源，我們底下沒埋著，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拿，我們怎麼拿？必須用我們生產的產品交換，要對外貿易，否則國內貿易完全可以解決，天南地北的交換。
喬良： 我一直認為，談到工業化人口問題，不必要等到中國13億人全成為工業化人口才認為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社會或城市化生存的社會，我始終認為中國是一個小世界，所以，即使在未來50年內，哪怕中國GDP翻好幾番，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人口，也只能以城鎮人口來計算，這是一。這個問題又牽扯出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在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什麼時候會出現動盪期？亨廷頓認為會在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平均值之間，這時的社會最容易發生政治動盪，後來有人算了一下，即使中國達到人均3000美元，這個數字距離今天也遙遙無期，中國由此得出不會發生政治動盪的結論，我認為這種算法和結論都不對，中國何時達到GDP人均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階段，不應以全部13億人口做分母，而應以城鎮人口的GDP平均值來計算，不能把農村人口完全算進來，如果完全算進來，就會得出政治動盪期遙遙無期的結論，但實際上只要城鎮人口GDP平均值達到3000美元到7000美元，就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動盪期，對此，我們必須現在就有準備。
中國的城市化——整合東亞經濟的關鍵(2)
王建： 工業化不是指的工業人口，也不是指的城市人口，工業化的結果是農村的生產方式也變了。從日本的工業化歷史看，剛一開始，相對於較小的工業規模，勞動力是可以無限供給，當工業規模在膨脹、在起飛、在加速的時候，勞動力就出現了短缺，就開始從農村中吸納勞動力，但是農業發展又因為缺少勞動力受到影響，這時工業部門提供的現代農用物資，如拖拉機、化肥等就進去了，形成工農業生產部門間生產要素的交換，結果農業也現代化了，也變成了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中國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其中農業也占一條。在美
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工業的生產率要高28％，農業的人均收入比工業還高。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擁有耕地是400英畝，1英畝等於6市畝，即一個家庭有2400畝土地，全是一個家庭來耕作嗎？
不是的，一個家庭能種這麼多地，主要不是自己搞，是靠它後邊的現代農業服務體系。支撐農業的體系非常龐大，產前、產中、產後都有，播種的時候，一個電話，耕地的拖拉機來了，整個農業也是工業化了。
在人均1000美元的時候，日本的城市化率是75％，韓國的城市化率超過80％，都比我們目前要高得多。日本在工業化最高峰的時候，也是它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最大的時候，因為差距最大，才出現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急劇流動，所以工業化高峰也是城市化的高峰。但是，在日本最高峰的時候，城鄉人口的差距也只有60％，而中國現在是差3倍。所以，中國要擴大國內市場，可以通過增加城市人口的辦法來實現，而不見得要大幅度提高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工成本，這樣就可以既擴大了國內市場，又不使單位產品中的工資成本大幅度上升，從而保住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
在統計指標體系里，水平的增加，受兩個指標影響，一個是平均水平的影響，一個是結構變動的影響，這兩個指標同時影響總水平的變化。在快速的城市化時期，水平提高的主要影響，是結構的變化，而不是單位水平的提高，這樣就可以還保持很大的勞動力競爭優勢，同時使國內市場擴大。
李曉寧：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問題。
王湘穗：王建認為應該主要在東部發展城市化，但我們現在的農村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南和西北，或者主要是西南，如果沒有西部開發，你那個城市化怎麼辦？
王建： 你這是錯覺，因為中國13億人口在西部只有3億，東部和中部人口最多。我跟你講，中國是什麼情況呢？在離海岸線500公里的範圍之內，集中了中國70％的人口，我們人口大頭在偏東部地區。以京廣線為界，京廣線以東和沿線集中了中國70％人口和85％的GDP。
王湘穗：你是說，沿京廣線切割，至少可解決70％的城市化問題？
王建：對，這些人口如果城市化，那是70％的人口城市化。
李曉寧：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村城市化問題，農業化向工業化轉變的問題。
王建：中國的發展階段，正處在工業化的中後期，要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還需要至少20年時間，這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長期處在較高水平。中國這個市場，會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擴大。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不缺市場，我們之所以要發展出口，是為了換取自己不可能再生的資源，我們底下沒埋著，我們必須從別的地方拿，我們怎麼拿？必須用我們生產的產品交換，要對外貿易，否則國內貿易完全可以解決，天南地北的交換。
喬良： 我一直認為，談到工業化人口問題，不必要等到中國13億人全成為工業化人口才認為中國進入了現代化社會或城市化生存的社會，我始終認為中國是一個小世界，所以，即使在未來50年內，哪怕中國GDP翻好幾番，中國進入工業化的人口，也只能以城鎮人口來計算，這是一。這個問題又牽扯出了第二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就是一個國家在從發展中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發展的過程中，什麼時候會出現動盪期？亨廷頓認為會在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平均值之間，這時的社會最容易發生政治動盪，後來有人算了一下，即使中國達到人均3000美元，這個數字距離今天也遙遙無期，中國由此得出不會發生政治動盪的結論，我認為這種算法和結論都不對，中國何時達到GDP人均3000美元到7000美元的階段，不應以全部13億人口做分母，而應以城鎮人口的GDP平均值來計算，不能把農村人口完全算進來，如果完全算進來，就會得出政治動盪期遙遙無期的結論，但實際上只要城鎮人口GDP平均值達到3000美元到7000美元，就意味著中國已經進入了政治動盪期，對此，我們必須現在就有準備。
中國的城市化——整合東亞經濟的關鍵(2)
王建： 工業化不是指的工業人口，也不是指的城市人口，工業化的結果是農村的生產方式也變了。從日本的工業化歷史看，剛一開始，相對於較小的工業規模，勞動力是可以無限供給，當工業規模在膨脹、在起飛、在加速的時候，勞動力就出現了短缺，就開始從農村中吸納勞動力，但是農業發展又因為缺少勞動力受到影響，這時工業部門提供的現代農用物資，如拖拉機、化肥等就進去了，形成工農業生產部門間生產要素的交換，結果農業也現代化了，也變成了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中國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其中農業也占一條。在美
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工業的生產率要高28％，農業的人均收入比工業還高。美國的家庭農場平均擁有耕地是400英畝，1英畝等於6市畝，即一個家庭有2400畝土地，全是一個家庭來耕作嗎？
不是的，一個家庭能種這麼多地，主要不是自己搞，是靠它後邊的現代農業服務體系。支撐農業的體系非常龐大，產前、產中、產後都有，播種的時候，一個電話，耕地的拖拉機來了，整個農業也是工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