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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北京的本意並非要迫使北越做出讓步，而只是希望儘快在越南實現停火，避免越戰問題成為聯美抗蘇大目標的障礙，因為此時中國已經把蘇聯作為主要敵人，認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比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險性”。[26]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中國在勸說河內的同時，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在巴黎和談恢復以後，10月25日，黃華帶信給美國大使，明確責備西貢在製造麻煩，表示相信華盛頓的誠意，並勸告美國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以結束越南戰爭”。當美國因西貢反對而拖延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中國再次“以最憤怒的語言”譴責西貢，要求美國“堅決制止”南越政權的行為，同時也提醒白宮，如果美國延長戰爭，拖延談判，“那麼人們又將如何看待美國自稱願意努力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聲明呢?”由于越南試圖利用美國總統選舉在即的有利時機壓美做出更大讓步，而華盛頓與西貢之間意見分歧一時又無法彌合，和談繼續拖延下來。美國再次希望莫斯科和北京說服河內讓步。在11月13日基辛格向喬冠華提出這一要求時，喬反而勸告美國做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採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27]
面對如此局面，尼克森決定冒險一搏，把賭注壓在對越南的最後一擊上。12月18日，美國政府在向越南發出最後通牒的同時，開始對河內、海防和整個北越進行密集轟炸，動用了包括幾百架В-52轟炸機在內的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空軍力量。越南無法承受繼續發生的重大打擊，被迫同意美國的要求，只是為了面子，以黎德壽健康狀況不佳為由，建議把重新會晤的日期從美國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遲到1月8日。同時，越南“請求蘇聯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響，向美國施加壓力，使其停止戰爭升級的新行動，迫使美國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狀態，並進行嚴肅的談判以解決所遺留的問題，儘快簽署協定”。越南還請求蘇聯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開展相應的工作，使這些國家也起來支持越南。[28]
中國也不能容忍越南問題再次出現反覆了，因此勸告將赴巴黎談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談成功。12月29日毛澤東會見阮氏萍，談到巴黎和談時說，如果談判成功，那麼不僅南越，而且北越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關係實現正常化。[29]
12月31日，周恩來會見長征時說：尼克森還是想走的，所以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前是要談成。[30]
應該指出，中國希望越戰儘快結束，並非為了保護西貢現政權。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戰爭結束並不影響越南政權的統一。1月3日周恩來提醒黎德壽注意：“尼克森有許多國際國內問題要解決，看樣子他還是想從越南和印度支那脫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後，形勢會起變化。”[31]
2月2日毛澤東的談話更明確表示了中國的態度：“巴黎和平協定簽訂之後，我們至少需要6個月的時間來鞏固南越的局勢，加強你們的武裝力量。”[32]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協定簽字，戰爭結束了。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繼續實現聯美抗蘇的總體戰略目標了。在2月17日與基辛格的談話中，他對中美關係的發展表示滿意，同時強調“蘇聯的威脅確實存在並且正在增長”。毛澤東希望美國與中國合作抵制蘇聯，並認為美國應更加積極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擴張，特別是在歐洲、中東和亞洲。[33]
然而，此時中越關係卻開始發生動搖。中國的經濟實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別是越南戰爭中消耗很大，尤其進入70年代以後，“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經濟方面也已經顯示出來。實際上，從1971-1973年，即中美關係和解的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協定金額達90億人民幣，在美國恢復轟炸期間，中國在越專家組58個，共719人。[34]
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項目與1965-1970年逐一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別是棉布增加1.6倍，鋼材增加1.25倍，煤炭增加17.1倍，動力油料增加17.85倍，汽車增加6.34倍。[35]
不過，中國確實已經無力再填滿越南要求援助的越來越大的胃口了。[36]
在1972年底剛剛簽訂1973年中國無償援助越南的協議後僅僅半年，黎筍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籤訂1974年援越協定，而且提出了一個總值80億元的大計劃。周恩來認為該計劃不切實際，中國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應了25億元的援助總額。[37]
河內當然知道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蘇聯，而且也看到蘇聯對越南的援助不斷增加，而且在質量和數量上超過了中國。[38]
顯然，河內可以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同時向兩邊索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離開北京一個月後，越南人便從莫斯科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蘇聯決定將過去向越南提供的貸款改為無償援助，並答應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億美元的援助。[39]
實際上蘇越之間的分歧並不亞於中越矛盾。越南對美蘇接觸，特別是對尼克森訪蘇表示了極大憤怒，而蘇聯對越南人的“黷武情緒”也頗為不滿。[40]
但越南為了得到物質援助，還是積極向蘇聯靠攏，甚至向蘇聯提供了人民軍總參謀部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該報告包括許多絕密內容，如越南國防部和安全部執行暗殺西貢領導人的“巴·別計劃”的執行情況，以及美國戰俘的實際人數和關押情況等。[41]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中國在勸說河內的同時，也不斷向美國施加壓力。在巴黎和談恢復以後，10月25日，黃華帶信給美國大使，明確責備西貢在製造麻煩，表示相信華盛頓的誠意，並勸告美國抓住目前“極為有利的時機以結束越南戰爭”。當美國因西貢反對而拖延在停戰協定上簽字時，中國再次“以最憤怒的語言”譴責西貢，要求美國“堅決制止”南越政權的行為，同時也提醒白宮，如果美國延長戰爭，拖延談判，“那麼人們又將如何看待美國自稱願意努力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聲明呢?”由于越南試圖利用美國總統選舉在即的有利時機壓美做出更大讓步，而華盛頓與西貢之間意見分歧一時又無法彌合，和談繼續拖延下來。美國再次希望莫斯科和北京說服河內讓步。在11月13日基辛格向喬冠華提出這一要求時，喬反而勸告美國做出讓步，說大國是有能力採取寬大態度的，“不應該僅僅為了得到南越而喪失全世界”。[27]
面對如此局面，尼克森決定冒險一搏，把賭注壓在對越南的最後一擊上。12月18日，美國政府在向越南發出最後通牒的同時，開始對河內、海防和整個北越進行密集轟炸，動用了包括幾百架В-52轟炸機在內的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空軍力量。越南無法承受繼續發生的重大打擊，被迫同意美國的要求，只是為了面子，以黎德壽健康狀況不佳為由，建議把重新會晤的日期從美國提出的1973年1月3日推遲到1月8日。同時，越南“請求蘇聯利用自己的全部威信和影響，向美國施加壓力，使其停止戰爭升級的新行動，迫使美國立即回到今年12月18日以前所存在的狀態，並進行嚴肅的談判以解決所遺留的問題，儘快簽署協定”。越南還請求蘇聯駐世界各國的大使開展相應的工作，使這些國家也起來支持越南。[28]
中國也不能容忍越南問題再次出現反覆了，因此勸告將赴巴黎談判的越南代表促成和談成功。12月29日毛澤東會見阮氏萍，談到巴黎和談時說，如果談判成功，那麼不僅南越，而且北越都將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關係實現正常化。[29]
12月31日，周恩來會見長征時說：尼克森還是想走的，所以這次談判要認真去談，目前是要談成。[30]
應該指出，中國希望越戰儘快結束，並非為了保護西貢現政權。在中國領導人看來，戰爭結束並不影響越南政權的統一。1月3日周恩來提醒黎德壽注意：“尼克森有許多國際國內問題要解決，看樣子他還是想從越南和印度支那脫身的。半年或一年之後，形勢會起變化。”[31]
2月2日毛澤東的談話更明確表示了中國的態度：“巴黎和平協定簽訂之後，我們至少需要6個月的時間來鞏固南越的局勢，加強你們的武裝力量。”[32]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協定簽字，戰爭結束了。毛澤東認為，中國可以繼續實現聯美抗蘇的總體戰略目標了。在2月17日與基辛格的談話中，他對中美關係的發展表示滿意，同時強調“蘇聯的威脅確實存在並且正在增長”。毛澤東希望美國與中國合作抵制蘇聯，並認為美國應更加積極地防止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擴張，特別是在歐洲、中東和亞洲。[33]
然而，此時中越關係卻開始發生動搖。中國的經濟實力在支援世界革命，特別是越南戰爭中消耗很大，尤其進入70年代以後，“文化大革命”的惡果在經濟方面也已經顯示出來。實際上，從1971-1973年，即中美關係和解的時期，恰恰是中國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3年，援助協定金額達90億人民幣，在美國恢復轟炸期間，中國在越專家組58個，共719人。[34]
如果把1971-1975年的援助項目與1965-1970年逐一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美和解以後中國對越南的援助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特別是棉布增加1.6倍，鋼材增加1.25倍，煤炭增加17.1倍，動力油料增加17.85倍，汽車增加6.34倍。[35]
不過，中國確實已經無力再填滿越南要求援助的越來越大的胃口了。[36]
在1972年底剛剛簽訂1973年中國無償援助越南的協議後僅僅半年，黎筍和范文同就到北京要求籤訂1974年援越協定，而且提出了一個總值80億元的大計劃。周恩來認為該計劃不切實際，中國也力所不及，因此只答應了25億元的援助總額。[37]
河內當然知道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如蘇聯，而且也看到蘇聯對越南的援助不斷增加，而且在質量和數量上超過了中國。[38]
顯然，河內可以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同時向兩邊索取最大的經濟利益。離開北京一個月後，越南人便從莫斯科得到了它所要求的援助：蘇聯決定將過去向越南提供的貸款改為無償援助，並答應到1975年向越南提供10.7億美元的援助。[39]
實際上蘇越之間的分歧並不亞於中越矛盾。越南對美蘇接觸，特別是對尼克森訪蘇表示了極大憤怒，而蘇聯對越南人的“黷武情緒”也頗為不滿。[40]
但越南為了得到物質援助，還是積極向蘇聯靠攏，甚至向蘇聯提供了人民軍總參謀部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該報告包括許多絕密內容，如越南國防部和安全部執行暗殺西貢領導人的“巴·別計劃”的執行情況，以及美國戰俘的實際人數和關押情況等。[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