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頁
他在著書、教書中，度過那漫長、孤寂、艱辛的歲月。他稱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達忽地收到中國共產黨華南局轉交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使他歡呼雀躍。那是一封用暗語寫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王元慎：《此身莫向溝中殞——李達與毛澤東》，《中華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這“本公司”，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稱。毛澤東仍記掛著這位“本公司發起人”。
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離開長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達天津，終於在五月十四日到達北平。毛澤東派人在車站迎候他的光臨。
五月十八日，毛澤東在香山家中與李達長談。他仍稱李達為“鶴鳴兄”。
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結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達仍希望從事教育工作。這樣，他先是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後來調往武漢大學任校長。
李達寫出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書，宣傳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那位“理論權威”康生，深知李達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一九五八年，康生來到武漢大學時，拉著李達的手，甜蜜蜜地說：“李達同志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開之後，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卻在高等教育部接見群眾，宣稱：
“現在清楚了，李達開除了黨籍，他是叛徒，對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們有那麼一幫……”
林彪也點了李達的名。
於是，李達變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殘而死。
一九八○年，中國共產黨為李達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錘鍊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陰瞬息過，
吾生多難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親歷，
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心兼革面，
隨人治嶺與治河。
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
這首《九十初度》，寫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這天是董必武九十虛歲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寫完這首詩的幾天之後，病情轉重。正在廣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飛機送回北京。出了機場，他乘轎車直奔北京醫院，住進新蓋的北樓高幹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對守在身邊的夫人何芝蓮嘆道：“我這部機器的零件看來已經老了，怕運轉正常很困難了。”
半個多月之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哀樂。播音員以沉痛的語調宣布不幸的消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時五十八分，與世長辭。……”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中，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從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
董必武走過了漫長的歷史之路：
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他是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執行委員。
國共合作時期，他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他曾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代表，出席國民黨“二大”，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摯友李漢俊、詹大悲慘死於武漢。董必武成為蔣介石、汪精衛追捕的目標。在袁范宇弟兄的幫助下，在那月黑風高的時刻，他化裝成水手從武漢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剛剛離去，他在武漢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張培鑫被殺害。
在日本，董必武與林伯渠、劉伯垂會合。半年之後，他由海參崴來到莫斯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的學生。他的同學之中，有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葉劍英等。此後，他又轉入列寧學院學習。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學生”的姿態孜孜於學習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離開莫斯科，秘密回國。經過漫長的旅行，他在中秋節到達江西“紅都”瑞金。從此，他一直與毛澤東共事。
他的最初的職務是紅軍大學上級幹部隊政委。不久，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兼最高法院院長。
難能可貴的是，當他年近半百之時，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來到延安之後，他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在一九三八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增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董必武兩度成為新聞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飛往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他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
二是他從美國回來，便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在團長周恩來率領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
一九四八年初，李達忽地收到中國共產黨華南局轉交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使他歡呼雀躍。那是一封用暗語寫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王元慎：《此身莫向溝中殞——李達與毛澤東》，《中華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這“本公司”，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的代稱。毛澤東仍記掛著這位“本公司發起人”。
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離開長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達天津，終於在五月十四日到達北平。毛澤東派人在車站迎候他的光臨。
五月十八日，毛澤東在香山家中與李達長談。他仍稱李達為“鶴鳴兄”。
經劉少奇介紹，毛澤東、李維漢、張慶學等作為歷史證明人，李達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結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達仍希望從事教育工作。這樣，他先是被任命為湖南大學校長，後來調往武漢大學任校長。
李達寫出了《〈實踐論〉解說》和《〈矛盾論〉解說》兩書，宣傳毛澤東思想。
中國共產黨那位“理論權威”康生，深知李達與毛澤東的密切關係。一九五八年，康生來到武漢大學時，拉著李達的手，甜蜜蜜地說：“李達同志是我的老師，我是他的學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開之後，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卻在高等教育部接見群眾，宣稱：
“現在清楚了，李達開除了黨籍，他是叛徒，對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們有那麼一幫……”
林彪也點了李達的名。
於是，李達變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殘而死。
一九八○年，中國共產黨為李達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錘鍊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陰瞬息過，
吾生多難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親歷，
一代新規要漸磨。
徹底革心兼革面，
隨人治嶺與治河。
遵從馬列無不勝，
深信前途會伐柯。
這首《九十初度》，寫於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這天是董必武九十虛歲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寫完這首詩的幾天之後，病情轉重。正在廣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飛機送回北京。出了機場，他乘轎車直奔北京醫院，住進新蓋的北樓高幹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對守在身邊的夫人何芝蓮嘆道：“我這部機器的零件看來已經老了，怕運轉正常很困難了。”
半個多月之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哀樂。播音員以沉痛的語調宣布不幸的消息：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於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時五十八分，與世長辭。……”
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之中，能夠成為中國共產黨領袖，從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
董必武走過了漫長的歷史之路：
中國共產黨“一大”之後，他是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委執行委員。
國共合作時期，他是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執行委員。他曾作為國民黨湖北省黨部代表，出席國民黨“二大”，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摯友李漢俊、詹大悲慘死於武漢。董必武成為蔣介石、汪精衛追捕的目標。在袁范宇弟兄的幫助下，在那月黑風高的時刻，他化裝成水手從武漢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剛剛離去，他在武漢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張培鑫被殺害。
在日本，董必武與林伯渠、劉伯垂會合。半年之後，他由海參崴來到莫斯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的學生。他的同學之中，有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何叔衡、葉劍英等。此後，他又轉入列寧學院學習。已經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學生”的姿態孜孜於學習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離開莫斯科，秘密回國。經過漫長的旅行，他在中秋節到達江西“紅都”瑞金。從此，他一直與毛澤東共事。
他的最初的職務是紅軍大學上級幹部隊政委。不久，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兼最高法院院長。
難能可貴的是，當他年近半百之時，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來到延安之後，他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長。在一九三八年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增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董必武兩度成為新聞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飛往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他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
二是他從美國回來，便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成員，在團長周恩來率領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