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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可以肯定，《明太宗實錄》中關於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記載為實。原因很簡單：每個華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勸進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著“周公輔成王”的旗號，因此更需要藉此來證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縱然再厚顏，也不可能一邊自詡要做周公，一邊先跑進紫禁城裡住下，再等下屬前來勸進。故六月十四與六月十五兩日，他肯定呆在龍江營中，而無可能在紫禁城裡命人草擬登極詔，方孝孺自然也就無可能在此期間“悲慟徹殿陛”。至於六月十三日，朱棣是有可能進入紫禁城，不過當時剛剛破城，百事蕪雜不說，群臣的勸進亦尚未開始，他自無可能急不可耐地於此時命人擬詔。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擬登極詔的可能。
其次，我們再來看六月十七。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們已經說過，登極詔必須精心準備，不可能於登基日倉促起擬。但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一直堅決不答應登基，直到這一日，朱棣謁孝陵後，受群臣“脅迫”，不得已答應登基。僅從此處推斷，登極詔倒是有可能於登基後倉促起草。但是，朱棣真的是在六月十七日被群臣“強逼”上皇位的嗎？
我們從《明史·楊榮列傳》中尋找答案。《楊榮列傳》里有“成祖初進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駕謁陵”的記載，這寥寥數語中，蘊含著極大的玄機，從對此段話性質的判定中，我們可以尋找到想要的答案。
首先，簡要介紹楊榮經歷：楊榮在金川門之變後立即歸附朱棣，然後在朱棣登基初期迅速得到擢升，成為內閣閣臣。而且，終永樂一朝，楊榮聖眷極隆。
其次，再來分析楊榮迎謁馬首進言一事的性質。眾所周知，朱棣在接受登基勸進之前，一直是以“周公”形象示人。如果謁陵當天，也就是六月十七日朱棣未答應登基，那楊榮“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的話就是揭朱棣的老底，直指其明清君側，實欲篡位。這對朱棣而言無疑是一等一的“逆言”，朱棣為維護自己“周公”形象，肯定會將其歸入“建文奸黨”，嚴加懲治。而如果朱棣在謁陵之前已答應登基，楊榮的這句話就僅只是要朱棣在登基前先祭孝陵，以全孝道，屬於臣子的“忠言”。如此楊榮不僅不會受懲，反倒有可能得到嘉獎。
結合楊榮後來的經歷，我們不用想便知道，楊榮進言一事肯定是被朱棣定性為“忠臣勸諫”。由此，我們便可順而推之：朱棣已在六月十七日前答應登基，《明太宗實錄》中朱棣被群臣逼迫登基的記載是為虛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明太宗實錄》乃明朝官修國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脅迫”，不得不“勉為其難”答應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脅迫”倉促登基一事為虛構，而他在登基當日才匆匆命擬登極詔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現在，我們已經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極詔的起擬時間就只有六月十六。由此推知，草擬登極詔的時間，就是在朱棣答應登基之後，進宮正式即位之前的這段時間裡。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六月十六日當晚！而在這段時間內，朱棣住在龍江大營（如果這天就進宮了，那第二天直接上殿登基就完了，楊榮哪還有機會在半路“迎謁馬首”呢？）。所以，在朱棣命擬詔書時，方孝孺或許可以“悲慟徹軍營”，但絕無可能“悲慟徹殿陛”！
限於篇幅，筆者不可能將每段史料拿出，逐一駁斥。但窺一般而見全豹，連流傳最廣、最似權威之《本末》記載都能輕易被證明為偽，這誅十族之真偽便很成問題。故筆者以為，朱棣的確誅殺方孝孺，並對其家人大肆株連，但這不過是古代帝王懲治異己的慣常手段罷了，雖則慘烈，但在當時並不出格。所謂“誅十族”，應是無中生有。
判定了誅十族為偽，那接下來又有一個疑惑擺在我們面前——為什麼會產生“誅十族”這種謠言，並傳得天下皆知？這要從明朝中晚期乃至清朝的政治環境中去分析。
明朝中期以後，文官集團崛起，其權力不斷擴大，與皇權發生了激烈衝突。到萬曆以後，兩者甚至隱隱成對立之勢。而這兩者的政治博弈中，皇帝的優勢在於掌握至高無上的世俗權力，可決定任何文官個人的生死榮辱；而文官集團的優勢則是代表整個士人階級，掌握實際的治權；除此之外，他們還把控著天下的輿論，擁有道德評判權。文官集團在與皇帝爭鬥時，利用手中的道德評判權來貶損皇帝，再利用自己的掌控的輿論，將這種道德貶損擴散開來，對皇權形成反制。而既然是要削弱皇權，那不僅是在位的皇帝，整個皇室乃至死去的明代帝王，都可以成為文官集團進行進德貶損的對象。在這種大背景下，由於朱棣曾嚴厲處置支持建文的文臣，自然也就成為文官集團乃至整個士人階級的攻擊目標。士人們通過虛構“誅十族”這樣的殘酷刑罰，可以有效的抹黑朱棣的的形象；而現任皇帝的威勢，也會因為祖宗形象的貶損受到影響，從而間接達到文官集團反制皇權的目的。這也就是明代中晚期出現誅十族說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