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8頁
在停戰的一周內，麥迪遜廣場花園發生了一場丟人的爭吵，爭吵的問題是在體育比賽前是否演奏樂曲《星條旗歌》。同一時候，教師罷教像新發生的流行病傳遍全國，使教學活動全部停頓。這在上一次美國精神大考驗的大蕭條期間，都是不能想像的。當時，星條旗飄揚在一個比現在要窮得多的國土上空，當時的美國存在著許多物質上的苦難。教師在那場經濟危機中屬於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付給他們的報酬往往是不值錢的臨時通貨，或甚至分文不給，有些人只能同挨餓的孩子分食極少的一點食物。但是在那個紀律嚴格的社會裡，教師罷教，猶如不尊重國歌一樣，是不能想像的。這並不是說那時的美國是一個比較好的國家，顯然不是這樣。這隻表明，當時的美國是另一個國家，住著與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與70年代的挑戰全然不一樣的。
或許這正是亨利·亞當斯在本世紀初所寫的一段話的意思，他認為20世紀的美國人要經受的考驗，將是他們的適應能力。變化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永恆的主題。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國家，為變化本身而崇拜變化，把變化和進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詹森在1965年曾說：“我們需要變化。我們需要進步。這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如果說這是美國民族性格的一個方面，它也還有另一個方面，與此完全針鋒相對的一面，這一方面在越南戰爭結束時又重新抬頭了。那就是渴望拋棄現在，恢復那尚未完成的過去。約翰·布魯克斯曾說：“美國有一個古老的習慣，喜歡留戀剛剛失去的好夢，決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來。”這是在美國文學中常見的主題。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沒走的一條路》。托馬斯·沃爾夫寫道：“我們一言不發地回憶著，一邊尋求已被遺忘的偉大的語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個未找到的門。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呵，迷失的，因風而悲傷的幽靈，回來吧。”因此，在干預了國外衝突1/3世紀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轉到國內來了，他們要在與世隔絕中尋求安慰，在孤立中尋求復興。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他最優秀的小說的結尾中寫道：“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
尾聲 餘音
理察·尼克森在一群興高采烈的作偽證的人的包圍中，為他第二次就任總統進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為期三天，耗資四百萬元，由少年得志的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導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職演說，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對廣大世界作出承諾，與其說是答應本屆政府打算做些什麼，不如說是它將不做些什麼。十二年前，同屬這一代的另一位總統曾發誓說：“我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來支持我們的朋友，反對我們的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森則宣稱：“當年美國把其他各國的衝突都看作是自己的衝突，或者指點其他國家應如何處理其內部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同時，他套用甘迺迪總統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來結束過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國內政策。尼克森說：“讓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要問，政府將為我做些什麼，卻問問我能為自己做些什麼。”
他為了說話效果，在這裡停頓了一下，這時，從幾個街區以外傳來一陣微弱的聲音。一群青年在齊聲喊著：“殺人兇手！”“馬上滾蛋！”“結束種族主義！”
一個來自衣阿華州的婦女對《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說，“噁心，真叫人噁心！我就不明白我們為什麼不能治治這些小伙子。”這樣做確是很不合禮節。可是反示威活動也和反文化運動一樣，表明美國仍處於分裂狀態中，對這類行動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個開放社會裡，的確找不到有效辦法能制止不同政見。倘若有的話，馬格魯德和他的主子一定會首先使用了。當時吶喊的那些人——總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激烈分子和毛派進步勞工黨的成員組成——是該周周末在華盛頓活動的示威群眾中人數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議者。他們扛著一具極為難著的模擬像——一隻紙糊的十尺長的耗子，頭象是尼克森，嘴裡叼著一個血跡斑斑的布娃娃。這使得平常不輕易干涉的特區警察也難以容忍了。他們把模擬像沒收了去。然而除這批人外，在那次就職話動中唯一真正令人難堪的事是把華盛頓紀念塔周圍的國旗都降了下來，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莊嚴的抗議是頭一天晚上9點，在威斯康星大道的華盛頓大教堂里舉行的。教長弗朗西斯·塞爾和前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分別作了簡短的講話之後，倫納德·伯恩斯坦指揮一個在當地拼湊起來的管弦樂隊，以安詳、深沉的調子演奏了海頓的《戰時彌撒》，銅鼓聲頻，結尾呼籲：《給我們和平》與之唱對台戲的是，尤金·奧曼迪和他所指揮的費城管弦樂隊正在華盛頓另一頭演奏柴可夫斯基雄偉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總統致敬。奧曼迪的管弦樂隊中有十六位樂師請了假，因為他們認為在這樣的聽眾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許由於他們的不在，倒是減少了對尼克森的生命的威脅。儘管如此，在特工人員的請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鳴空炮仍然取消了。這是尼克森執政以來，特工人員提出的一次不那麼費錢的建議。
或許這正是亨利·亞當斯在本世紀初所寫的一段話的意思，他認為20世紀的美國人要經受的考驗，將是他們的適應能力。變化是美國歷史上的一個永恆的主題。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國家，為變化本身而崇拜變化，把變化和進步看做是同一回事。林登·詹森在1965年曾說：“我們需要變化。我們需要進步。這是我們的目標。”
但是，如果說這是美國民族性格的一個方面，它也還有另一個方面，與此完全針鋒相對的一面，這一方面在越南戰爭結束時又重新抬頭了。那就是渴望拋棄現在，恢復那尚未完成的過去。約翰·布魯克斯曾說：“美國有一個古老的習慣，喜歡留戀剛剛失去的好夢，決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來。”這是在美國文學中常見的主題。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沒走的一條路》。托馬斯·沃爾夫寫道：“我們一言不發地回憶著，一邊尋求已被遺忘的偉大的語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個未找到的門。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呵，迷失的，因風而悲傷的幽靈，回來吧。”因此，在干預了國外衝突1/3世紀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轉到國內來了，他們要在與世隔絕中尋求安慰，在孤立中尋求復興。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他最優秀的小說的結尾中寫道：“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
尾聲 餘音
理察·尼克森在一群興高采烈的作偽證的人的包圍中，為他第二次就任總統進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為期三天，耗資四百萬元，由少年得志的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導演。1月20日他的那篇就職演說，基本精神仍是不再對廣大世界作出承諾，與其說是答應本屆政府打算做些什麼，不如說是它將不做些什麼。十二年前，同屬這一代的另一位總統曾發誓說：“我們將不惜付出任何代價，挑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來支持我們的朋友，反對我們的敵人、以確保自由的存在和成功性。”如今，尼克森則宣稱：“當年美國把其他各國的衝突都看作是自己的衝突，或者指點其他國家應如何處理其內部事務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同時，他套用甘迺迪總統的一句名言，打算以此來結束過去自由派的政府所推行的國內政策。尼克森說：“讓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要問，政府將為我做些什麼，卻問問我能為自己做些什麼。”
他為了說話效果，在這裡停頓了一下，這時，從幾個街區以外傳來一陣微弱的聲音。一群青年在齊聲喊著：“殺人兇手！”“馬上滾蛋！”“結束種族主義！”
一個來自衣阿華州的婦女對《紐約時報》的一名記者說，“噁心，真叫人噁心！我就不明白我們為什麼不能治治這些小伙子。”這樣做確是很不合禮節。可是反示威活動也和反文化運動一樣，表明美國仍處於分裂狀態中，對這類行動也只能加以容忍。在一個開放社會裡，的確找不到有效辦法能制止不同政見。倘若有的話，馬格魯德和他的主子一定會首先使用了。當時吶喊的那些人——總共有五百到一千人，由易皮士、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激烈分子和毛派進步勞工黨的成員組成——是該周周末在華盛頓活動的示威群眾中人數最少而又最粗暴的一批抗議者。他們扛著一具極為難著的模擬像——一隻紙糊的十尺長的耗子，頭象是尼克森，嘴裡叼著一個血跡斑斑的布娃娃。這使得平常不輕易干涉的特區警察也難以容忍了。他們把模擬像沒收了去。然而除這批人外，在那次就職話動中唯一真正令人難堪的事是把華盛頓紀念塔周圍的國旗都降了下來，升起越共的旗子。
最莊嚴的抗議是頭一天晚上9點，在威斯康星大道的華盛頓大教堂里舉行的。教長弗朗西斯·塞爾和前參議員尤金·麥卡錫分別作了簡短的講話之後，倫納德·伯恩斯坦指揮一個在當地拼湊起來的管弦樂隊，以安詳、深沉的調子演奏了海頓的《戰時彌撒》，銅鼓聲頻，結尾呼籲：《給我們和平》與之唱對台戲的是，尤金·奧曼迪和他所指揮的費城管弦樂隊正在華盛頓另一頭演奏柴可夫斯基雄偉奔放的《一八一二年前奏曲》，向總統致敬。奧曼迪的管弦樂隊中有十六位樂師請了假，因為他們認為在這樣的聽眾面前演奏有失身分。也許由於他們的不在，倒是減少了對尼克森的生命的威脅。儘管如此，在特工人員的請求下，前奏曲高潮的鳴空炮仍然取消了。這是尼克森執政以來，特工人員提出的一次不那麼費錢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