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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趙竑是被冤致死，但平心而論，他在湖州之變中還是有責任的。儘管是受了脅迫，但他畢竟在“叛賊”的擁立下登上了皇位，率兵討叛也是在發現擁立者不足成事以後。憑這兩條，理宗就有理由將他治罪。當然，趙竑雖有罪，卻罪不致死，採取這樣一種形式將趙竑處死，未免陰狠，也可看出理宗和史彌遠為了保住費盡心機得到的地位而無所不用其極。
端平更化：有名無實的中興之夢
理宗奪位後，自然想要有所作為，以顯示其比趙竑更有能力中興宋室。他勤奮好學，寒暑不輟，為政十分勤勉。又招攬人才，整頓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頓措施。但面對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願地充當起史彌遠的傀儡。
理宗即位時，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為代表的皇權、楊太后代表的後權和史彌遠代表的相權。楊太后對理宗繼位現實的承認，換來了理宗登基後垂簾聽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劉皇后以來，雖有垂簾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視事的的情況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職。理宗即位時已經20歲，並非幼主，在這種情況下，楊太后垂簾就違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會引起朝野上下的種種議論。另一方面，已經成年且志在中興的理宗對楊太后的垂簾當然不會沒有意見，一次宴會上發生的事情大體可以反映出雙方在垂簾問題上的心結。寶慶元年上元節，理宗設宴恭請楊太后，席間一枚煙花徑直鑽入楊太后椅子底下，楊太后大驚，“意頗疑怒”，然後拂衣而去。理宗隨即聚集百官謝罪，並要處罰安排宴會的內侍，楊太后笑著說：“難道他特地來驚我，想來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於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來雖小，但楊太后卻把它與自己的垂簾聯繫起來，以為這是理宗要自己撤簾的警示。聯想理宗、史彌遠在廢立過程中的毒辣手段，楊氏家族對此不能不作出選擇，不久，楊石就向楊太后陳說厲害，勸其撤簾。楊太后聽從了，於寶慶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簾，距她開始垂簾僅過了七個月。
隨著楊太后的撤簾，政治舞台上的“後權”也告消失，其格局演變為君權與相權的對峙。理宗雖然在太后撤簾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不錯的政治手腕，但面對老辣的史彌遠，他的算計頂多只能是小兒科而已。理宗18歲才被史彌遠帶到京城，在朝中毫無根基，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與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彌遠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鞏固來得名不正言不順的帝位，必須要有史彌遠的支持。皇子趙竑的遭遇，更使理宗親眼目睹了史彌遠翻雲覆雨的手段。基於這種考慮，理宗很快就將政事完全交給史彌遠處理，自己則韜光養晦，心甘情願地過起了碌碌無為的日子。從這一點來看，理宗確實比皇子趙竑要富於心機，也更懂得權力鬥爭中的生存策略。
寶慶、紹定年間，史彌遠把持朝政，獨斷專行，他的黨羽幾乎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職位。儘管史彌遠權勢熏天，仍然不斷有忠義之士不畏權勢，上書指斥其專權擅政。理宗意識到，自己與史彌遠是拴在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已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否定史彌遠就等於否定自己繼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對史彌遠優容袒護，褒寵有加。紹定六年（1233）十月，史彌遠病重不治，理宗封其為衛王，諡忠獻。理宗公開宣布“姑置衛王事”，即將史彌遠的事情擱置起來，禁止臣僚攻擊史彌遠的過失。這樣，在史彌遠的挾持下，理宗度過了默默無為的10年。
史彌遠死後，理宗終於得以“赫然獨斷”，一展胸中抱負。紹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為端平。從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間，理宗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
理宗雖仍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卻毫不留情地剪除其黨羽。史彌遠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貶斥出朝。“三凶”指台諫官梁成大、莫澤、李知孝三人，他們稟承史彌遠風旨，不遺餘力地攻擊政敵，凡是違背史彌遠意願的朝廷內外官員，都在他們彈劾下紛紛落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將三人流放，追奪官爵。其他史彌遠的親信黨羽，也紛紛被貶。
罷斥史黨的同時，理宗任用了一批賢良之士，深孚眾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請回朝廷任職。吸取史彌遠專權的教訓，理宗在選擇宰相時非常謹慎。《宋史·宰輔年表》記載，理宗在更化期間任用過37名宰執，大多皆一時之選。在這些人的主持之下，這一時期的朝政也較為穩定。台諫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彌遠專權期間，卻淪為他攻擊政敵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將選拔台諫官的權力收歸皇帝。這一時期理宗任用的台諫官，也大多立論忠直，頗能勝任其職。
縱觀理宗更化期間的用人，大多皆賢良稱職，一時朝堂之上，人才濟濟，政風為之一變。因此，時人將“端平更化”稱為“小元祐”。不過，“端平更化”雖然聲勢很大，但並沒有改變南宋走向衰落的趨勢。雖然網羅了不少賢良之士，但他們“所請之事無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大多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因此，相對它的具體實效，“端平更化”更多體現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為的一種態度。
端平更化：有名無實的中興之夢
理宗奪位後，自然想要有所作為，以顯示其比趙竑更有能力中興宋室。他勤奮好學，寒暑不輟，為政十分勤勉。又招攬人才，整頓吏治，在各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整頓措施。但面對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理宗很快就收起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心甘情願地充當起史彌遠的傀儡。
理宗即位時，南宋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即理宗為代表的皇權、楊太后代表的後權和史彌遠代表的相權。楊太后對理宗繼位現實的承認，換來了理宗登基後垂簾聽政的地位。宋代自真宗劉皇后以來，雖有垂簾的先例，但多是皇帝年幼、不能視事的的情況下由太皇太后或皇太后代行天子之職。理宗即位時已經20歲，並非幼主，在這種情況下，楊太后垂簾就違背了“后妃不得干政”的祖宗家法，自然會引起朝野上下的種種議論。另一方面，已經成年且志在中興的理宗對楊太后的垂簾當然不會沒有意見，一次宴會上發生的事情大體可以反映出雙方在垂簾問題上的心結。寶慶元年上元節，理宗設宴恭請楊太后，席間一枚煙花徑直鑽入楊太后椅子底下，楊太后大驚，“意頗疑怒”，然後拂衣而去。理宗隨即聚集百官謝罪，並要處罰安排宴會的內侍，楊太后笑著說：“難道他特地來驚我，想來也是不小心，赦免了他吧。”母子於是和好“如初”。此事看起來雖小，但楊太后卻把它與自己的垂簾聯繫起來，以為這是理宗要自己撤簾的警示。聯想理宗、史彌遠在廢立過程中的毒辣手段，楊氏家族對此不能不作出選擇，不久，楊石就向楊太后陳說厲害，勸其撤簾。楊太后聽從了，於寶慶元年四月七日宣布撤簾，距她開始垂簾僅過了七個月。
隨著楊太后的撤簾，政治舞台上的“後權”也告消失，其格局演變為君權與相權的對峙。理宗雖然在太后撤簾的過程中表現出了不錯的政治手腕，但面對老辣的史彌遠，他的算計頂多只能是小兒科而已。理宗18歲才被史彌遠帶到京城，在朝中毫無根基，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與威望。其得以登上帝位，全靠史彌遠扶植。理宗很清楚，要想鞏固來得名不正言不順的帝位，必須要有史彌遠的支持。皇子趙竑的遭遇，更使理宗親眼目睹了史彌遠翻雲覆雨的手段。基於這種考慮，理宗很快就將政事完全交給史彌遠處理，自己則韜光養晦，心甘情願地過起了碌碌無為的日子。從這一點來看，理宗確實比皇子趙竑要富於心機，也更懂得權力鬥爭中的生存策略。
寶慶、紹定年間，史彌遠把持朝政，獨斷專行，他的黨羽幾乎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要職位。儘管史彌遠權勢熏天，仍然不斷有忠義之士不畏權勢，上書指斥其專權擅政。理宗意識到，自己與史彌遠是拴在一條繩上的兩隻螞蚱，已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否定史彌遠就等於否定自己繼位的合法性。因此他一直對史彌遠優容袒護，褒寵有加。紹定六年（1233）十月，史彌遠病重不治，理宗封其為衛王，諡忠獻。理宗公開宣布“姑置衛王事”，即將史彌遠的事情擱置起來，禁止臣僚攻擊史彌遠的過失。這樣，在史彌遠的挾持下，理宗度過了默默無為的10年。
史彌遠死後，理宗終於得以“赫然獨斷”，一展胸中抱負。紹定六年（1233）十一月，理宗宣布明年改元為端平。從端平元年（1234）到淳祐十二年（1252）的近20年間，理宗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端平更化”。
理宗雖仍對史彌遠曲加維護，但卻毫不留情地剪除其黨羽。史彌遠的得力助手“三凶”首先被貶斥出朝。“三凶”指台諫官梁成大、莫澤、李知孝三人，他們稟承史彌遠風旨，不遺餘力地攻擊政敵，凡是違背史彌遠意願的朝廷內外官員，都在他們彈劾下紛紛落馬。端平元年六月，理宗將三人流放，追奪官爵。其他史彌遠的親信黨羽，也紛紛被貶。
罷斥史黨的同時，理宗任用了一批賢良之士，深孚眾望的真德秀、魏了翁被請回朝廷任職。吸取史彌遠專權的教訓，理宗在選擇宰相時非常謹慎。《宋史·宰輔年表》記載，理宗在更化期間任用過37名宰執，大多皆一時之選。在這些人的主持之下，這一時期的朝政也較為穩定。台諫官本是朝廷耳目，史彌遠專權期間，卻淪為他攻擊政敵的工具，至此，理宗重新將選拔台諫官的權力收歸皇帝。這一時期理宗任用的台諫官，也大多立論忠直，頗能勝任其職。
縱觀理宗更化期間的用人，大多皆賢良稱職，一時朝堂之上，人才濟濟，政風為之一變。因此，時人將“端平更化”稱為“小元祐”。不過，“端平更化”雖然聲勢很大，但並沒有改變南宋走向衰落的趨勢。雖然網羅了不少賢良之士，但他們“所請之事無一施行”，朝令夕改，最終無所建樹。澄清吏治、整頓財政的各項措施也大多就事論事，治標不治本。因此，相對它的具體實效，“端平更化”更多體現出的是理宗欲求有所作為的一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