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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了頓，“所以，從其內涵上來看，物種絕跡是變化太大或變化太小這兩種行為方式的必然結果。”
聽眾中許多人頻額點頭。在場的大多數研究人員對這種看法都持認同態度。混沌邊緣概念的確已幾乎成了聖菲研究院的信條。
“遺憾的是，”馬爾科姆繼續說道，“這一理論框架和物種滅絕的事實之間還有一道寬闊的鴻溝。我們無法證實我們的想法是否正確。化石能告訴我們某種動物絕跡的時間，但卻不能告訴我們它們為什麼絕跡。電腦模擬的價值很有限。但我們不能用活的有機體來做實驗。這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物種滅絕是無法驗證，也無法實驗的，所以它也許根本就不是一個科學課題。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這個問題一直是宗教和政治方面最澈烈的爭論之一。我想提醒大家，在阿伏加德羅數字上就沒有帶宗教色彩的爭論，在普朗克常數、胰腺功能問題上也沒有，但在物種滅絕的問題上，這種爭論已經持續了兩百年，我不知道它該如何解決，假如——那位先生?有什麼問題?”
在會場的後幾排有個人舉起手不耐煩地揮動著。馬爾科姆皺起眉頭，顯然感到不快。學院裡的習慣做法是，等發言的人講完之後才讓大家提問，中途打斷一個人的發言是不禮貌的，“你有問題要問嗎?”馬爾科姆問道。
在會場的後面有個三十二三歲的年輕人站起來。“實際上，”那人說道，“只是一點評述。”
說話的那個人皮膚黝黑，身材瘦削，穿著咔嘰布襯衣和短褲。一舉一動都有板有眼、非常得體。馬爾科姆認識這個姓萊文的古生物學家，他是從伯克利到這個學院來參加暑期進修的。馬爾科姆以前從來沒有跟他講過話，但知道此人頗有名氣。萊文是大家公認的、他這一代古生物學家中出類撥萃的，也許在當今世界上也堪稱首屆一指的人物。可是學院裡大多教人都不喜歡他，覺得他高傲自負、目中無人。
“我也認為，”萊文說道，“化石無助於對物種滅絕問題的解釋。如果你認為行為是物種滅絕的原因，就更加無法解釋了——因為從骨頭上並不能看出多步有關行為方面的信息，我也不同意你說的行為是無法驗證的觀點，事實上，它包含了一種結果。這一點也許你還沒有考慮到。”
會場裡鴉雀無聲。站在講台上的馬爾科姆皺起眉頭。這位著名的數學家還不習慣於昕見別人說他對問題考慮不周。
對於會場上出現的緊張氣氛，萊文似乎無動於衷。“就是這麼回事，”他繼續說道，“在白堊紀，地球上恐龍的分布地區很廣，我們在每個大洲都發現了恐龍化石，在每個氣候帶，甚至在南極也發現了，如果它們的絕跡果真是由於它們自身行為的原因，而不是由於一場大災難，大災害、植物生命的變化或者是其他廣義上的原因，那我覺得，它們不可能在所有地區都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方式，這反過來又意味著，在地球上很可能還殘存著這些動物。你為什麼不能去找找它們呢?”
“如果你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馬爾科姆玲冷地說，“如果你閒得發慌，那你不妨去找找看。”
“不，不，”萊文一本正經地說。“我不是在開玩笑，如果萬一恐龍還沒有絕跡呢?萬一它們還存在呢，還生活在這個星球的某個與世隔絕的地方呢?”
“你在談論的是一個失落的世界。”馬爾科姆說道。
會場上的人們會意地點著頭。學院裡的科學家們在談及普通的進化問題時有一套簡化的術語;子彈場、賭棍的滅亡、生命遊戲、失落的世界、紅桃皇后，黑色聲音。這些都是關於進化問題的界定非常明確的概念。可是它們都——
“不，”萊文固執地說，“我是實事求是。”
“那你就完全弄錯了。”馬爾科姆說著不以為然地擺了擺手。他轉過身慢條斯理地走到黑板前面。“如果我們談到混沌邊緣的含義，我們可以先問問自己，生命的最小單元是什麼?對生命所作的最有當代意識的定義要包括DNA①。但是有兩個例子告訴我們，這樣的定義太狹隘。如果我們想到病毒和所謂鋸鸌，那麼顯而易見，生命可以脫離DNA而存在……”
坐在會場後面的萊文出神地瞧了一會兒，然後他很不情願地坐了下來，開始記筆記。
【① DNA：脫氧核糖核酸，構成染色體或基因的主要威份。】
《侏羅紀公園2—失落的世界》作者：[美] 麥可·克萊頓
失落的世界假說
講學結束了。此時已過正午，馬爾科姆一瘸一拐地在院子裡走著。他身邊有一位來自非洲的訪問學者：年輕的野外生物學家薩拉·哈丁。幾年前他曾被聘請擔任她在加州大學撰寫博士論文時的校外審讀，自那以後他們就相識了。
他們頂著夏季火辣辣的太陽從院子裡穿過，顯得很不協調：馬爾科姆穿著一身黑衣服，微彎著腰，拄著手杖，像個苦行僧;哈丁穿著T恤衫和短褲，顯得年輕、結實、充滿活力，她的墨鏡推到了額頭上，短短的黑髮也連帶著推了上去。她的研究領域是非洲食肉動物，如獅子和鬣狗。第二天她就要回奈洛比了，
自從馬爾科姆動手術以來，他倆關係一直比較密切。哈丁是利用教師休假的時間到奧斯汀來的，馬爾科姆進行過多次手術，是她一直在幫助照料他，使他恢復了健康。曾經一度，兩人之間似乎有了愛情，馬爾科姆這個抱定獨身主義的人似乎也產生了過小家庭生活的想法。可是後來哈丁回了非洲，馬爾科姆則到聖菲來了。無論他們以前有過什麼羅曼史，現在也只是朋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