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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人都很欣賞孫皓送來的這張降表。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華里長；王浚的兵，共有八萬之多。這些兵敲著鼓，喊著、唱著，果然來到了石頭城（建業）的城下。他們抬頭看到，城牆上豎滿了降幡。
唐朝的劉禹錫，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縣之東的西塞山，想起了這是當年王浚帶了“樓船”所經過的地方，不免詩興大發。吟了一首“懷古”：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以前，孫堅、孫策何等英雄。孫權也不愧是一時豪傑。而今，這窩囊的孫皓丟盡了曾祖、伯祖，與祖父的檢。他捆了自己，帶了棺材，走到王浚的軍門，去聽憑處分。
王浚也像以前鄧艾對待劉後主那樣。解了孫皓的綁，燒了孫皓帶來的棺材，請孫皓進來相見。然後，點收了東吳的領土地圖與戶口冊藉。地圖上列有四個州（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戶口冊籍上列有五十二萬三千戶人家。
駐紮在塗口的王渾，大吃其醋，認為王浚無權受降，他王渾自己是“安東將軍”，而王浚不過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龍驤將軍”。王渾又認為，既然司馬炎曾經命令他攻塗口，可見這攻進建業的事是司馬炎準備交給他的任務。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擊潰張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氣的是：在王浚經過（江寧峽之東的）“三山”之時，他派人請王浚到自己的軍營里“談談”，那王浚卻藉口“風大，船停不住”，竟敢不來（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渾的營里，王渾一定要“節制”他，命令他暫時不要進展到建業城下）。
王浚趕緊把孫皓押送給王渾，把首功讓給王渾。王渾卻仍然向司馬炎告了王浚一狀，說王浚不受他的“節度”。
司馬炎把王渾的狀子，交給主管的臣子們審議。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渾的立場，建議用囚車把王浚押解來京，從嚴懲罰，像以前對鄧艾那樣（為什麼這些臣子對王渾“一面倒”呢？因為王渾的兒子王濟，娶了司馬炎的女兒常山公主。王渾與司馬炎是“親家”）。
司馬炎在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不愧為開國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馬昭還略高一籌。司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車押解來京，只是下了詔書，申斥王浚一番，不該違抗了王渾的節度（王浚上表申辯，說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經到達秣陵關，到了黃昏之時才接到王渾要他接受“節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渾叫他回軍西向，圍石頭城。這時候，孫皓已經來降，實在沒有再去圍石頭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親家王渾，也真是夠無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吳寶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辯，說：先走上孫皓的御船的，是王渾，不是他王浚；先進孫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晉朝的揚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覲見之時，王渾在京城的黨羽，又告他擅自燒了孫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請司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嚴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這是我們中國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難看的一點微瑕）。司馬炎說：“不必如此。”
司馬炎升了王渾的爵，由京兆侯晉封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龍襄將軍升為“輔國大將軍”，其後再升為“鎮軍大將軍”。
孫皓到了洛陽以後，被司馬炎封為歸命候。以前蜀漢後主到洛陽，所得到的爵位是“安樂公”。公爵，比孫皓高。魏國的末代皇帝曹奐，是在禪位以後被封為“陳留王”，王爵，比劉後主又高了一層。
司馬炎待他三人（曹奐、劉禪、孫皓）都很寬厚，讓他們安享餘年而死。
現在，我們可以略為談談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慶於演講之時說過：分久必合的必字，與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為“可能”兩個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現在，我以為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乾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清兩代捱著，舒服得多。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只要還留著“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
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華里長；王浚的兵，共有八萬之多。這些兵敲著鼓，喊著、唱著，果然來到了石頭城（建業）的城下。他們抬頭看到，城牆上豎滿了降幡。
唐朝的劉禹錫，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縣之東的西塞山，想起了這是當年王浚帶了“樓船”所經過的地方，不免詩興大發。吟了一首“懷古”：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以前，孫堅、孫策何等英雄。孫權也不愧是一時豪傑。而今，這窩囊的孫皓丟盡了曾祖、伯祖，與祖父的檢。他捆了自己，帶了棺材，走到王浚的軍門，去聽憑處分。
王浚也像以前鄧艾對待劉後主那樣。解了孫皓的綁，燒了孫皓帶來的棺材，請孫皓進來相見。然後，點收了東吳的領土地圖與戶口冊藉。地圖上列有四個州（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戶口冊籍上列有五十二萬三千戶人家。
駐紮在塗口的王渾，大吃其醋，認為王浚無權受降，他王渾自己是“安東將軍”，而王浚不過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龍驤將軍”。王渾又認為，既然司馬炎曾經命令他攻塗口，可見這攻進建業的事是司馬炎準備交給他的任務。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擊潰張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氣的是：在王浚經過（江寧峽之東的）“三山”之時，他派人請王浚到自己的軍營里“談談”，那王浚卻藉口“風大，船停不住”，竟敢不來（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渾的營里，王渾一定要“節制”他，命令他暫時不要進展到建業城下）。
王浚趕緊把孫皓押送給王渾，把首功讓給王渾。王渾卻仍然向司馬炎告了王浚一狀，說王浚不受他的“節度”。
司馬炎把王渾的狀子，交給主管的臣子們審議。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渾的立場，建議用囚車把王浚押解來京，從嚴懲罰，像以前對鄧艾那樣（為什麼這些臣子對王渾“一面倒”呢？因為王渾的兒子王濟，娶了司馬炎的女兒常山公主。王渾與司馬炎是“親家”）。
司馬炎在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不愧為開國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馬昭還略高一籌。司馬炎不准把王浚用囚車押解來京，只是下了詔書，申斥王浚一番，不該違抗了王渾的節度（王浚上表申辯，說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經到達秣陵關，到了黃昏之時才接到王渾要他接受“節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渾叫他回軍西向，圍石頭城。這時候，孫皓已經來降，實在沒有再去圍石頭城的必要）。
那位天子親家王渾，也真是夠無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吳寶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辯，說：先走上孫皓的御船的，是王渾，不是他王浚；先進孫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晉朝的揚州刺史周浚。
到了王浚到京覲見之時，王渾在京城的黨羽，又告他擅自燒了孫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請司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里，嚴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這是我們中國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難看的一點微瑕）。司馬炎說：“不必如此。”
司馬炎升了王渾的爵，由京兆侯晉封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龍襄將軍升為“輔國大將軍”，其後再升為“鎮軍大將軍”。
孫皓到了洛陽以後，被司馬炎封為歸命候。以前蜀漢後主到洛陽，所得到的爵位是“安樂公”。公爵，比孫皓高。魏國的末代皇帝曹奐，是在禪位以後被封為“陳留王”，王爵，比劉後主又高了一層。
司馬炎待他三人（曹奐、劉禪、孫皓）都很寬厚，讓他們安享餘年而死。
現在，我們可以略為談談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慶於演講之時說過：分久必合的必字，與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為“可能”兩個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現在，我以為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
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乾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
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清兩代捱著，舒服得多。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只要還留著“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