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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豐是當時的“中書令”；他的兒子李韜是“齊長公主”的駙馬。張緝是光祿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國丈，他的女兒是少帝曹芳的張皇后。蘇鑠是“黃門監”。樂敦是皇太后郭氏身邊的人，官職是“永寧署令”。劉賢是“冗從僕射”。“冗從”是宮中的侍衛。蘇鑠、樂敦與劉賢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國志》與《晉書》所保存的史料看來，李豐、張緝等人似乎確有“廢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馬師給他們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問題在於：倘若他們是自作主張，就可以說得上是犯了企圖“廢易大臣”之罪。倘若他們是事先獲得了皇帝的默許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來說，有罪的不是他們，而是司馬師。皇帝想換一個大臣，當然就可以換，執行皇帝此項命令的，怎麼可以說是有罪呢？
《三國志》不曾記載少帝曹芳在這一件流產的政變中是否有份。《晉書·景帝（司馬師）紀》卻明明白白、毫不隱諱地說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與中書令李豐、後父光祿大夫張緝……謀以夏侯玄代‘帝’（被晉朝司馬炎追封為景皇帝的司馬師）輔政。”這樣看來，李豐等等並非自作主張、企圖“廢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執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馬師也確是夠深沉的。他在正月間殺了李豐等人，卻不立刻對少帝曹芳有所舉動。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義，把少帝曹芳廢了，押往山東臨淄的“齊國”，再度作所謂齊王，在事實上施以軟禁。這時候，曹芳的年齡是虛歲二十三歲。
司馬師心裡所想的，是扶立一個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裡所說的，卻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體國”的話：必須扶立曹操的兒子，任城王曹據，使得國家有一個“長君”（年長之君）。
同時，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長輩不可繼承晚輩”為理由，說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繼承侄孫曹芳。她出面主張，立魏明帝的一個侄兒、與曹芳輩分相同的高貴鄉公曹髦。曹髦這時候的年齡是十四歲。
曹髦是東海王曹霖的兒子、魏文帝曹丕的孫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孫。
曹髦比起曹芳來，的確更有資格做魏朝的皇帝。因為，他是有憑有據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過是明帝曹叡的一個養子，來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長處，是書念得好。這個，我想留到以後再說。
司馬師扶立了曹髦以後，把嘉平六年十月改為正元元年十月。
三個月以後，在壽春有人“造反”，反對司馬師，申討司馬師。造反的領袖，是鎮東將軍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
毋丘儉是河東郡聞喜縣人，魏明帝當太子時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後，他先後做了尚書郎、羽林監、洛陽典農、荊州刺史、揚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他收降了烏丸（烏桓）的幾個單于，戰勝了高句驪的一個國王，在幫同司馬懿打平公孫淵以後，升為“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轉為鎮南將軍，又改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請軍事”。
司馬師派了太尉司馬孚來，抵抗孫亮的太傅諾葛恪於合肥新城，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在司馬孚的督率之下，奉了司馬師之命以守為攻，十分服從。
司馬師把少帝曹芳廢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儉便約了文欽，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廬江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正休，舉起維護魏朝、申討司馬師的義旗（陳壽在《三國志·毋丘儉傳》裡面，卻把他描寫成一個“作亂”的叛逆）。
毋丘儉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張表。這一張表，便是他們的檄文，他們列舉了司馬師十一項大罪，其中包括廢了舊少帝曹芳，對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們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軍苦戰了一百多天而司馬師對他們有功不賞。
也許是為了分化敵人罷：毋丘儉等人不僅在檄文里稱讚了司馬懿，而且也建議曹髦，以司馬昭代替司馬師執掌大權。說司馬昭“忠誠為國，不與師同”。他們這樣做，其實達不到分化敵人的目的。司馬昭怎麼會為了毋丘儉等人這幾句話，而糊裡糊塗地對哥哥翻臉呢？
毋丘儉與文欽在才幹上不及司馬師。他們把兒子送到東吳，向孫亮討好，卻並未得到東吳的大力支援。他們集合了五六萬人，由壽春向西進發，沒有辦法直搗洛陽，或占領許昌，卻走到了項縣（河南項城）就停住了。這分明是靜候挨揍。
司馬師吩咐監軍王基帶領前鋒部隊扎在“南頓”，對毋丘儉、文欽監視，另派諸葛誕帶領豫州的兵，進攻壽春；派胡遵帶領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譙縣與今日的商丘之間，斷絕毋丘儉、文欽從項縣回歸壽春的路。司馬師自己親率主力，屯聚在汝陽。
另外，司馬師又叫鄧艾，帶了一萬多名“泰山諸軍”，到樂嘉縣，做出不堪一擊的樣子，引誘冊丘儉、文欽出擊。
毋丘儉果然就叫文欽來打鄧艾，司馬師就指揮大股騎兵，從後面襲擊文欽，文欽大敗。
毋丘儉在項縣城裡聽到消息，慌忙棄城而走。這一走，全軍不可收拾。他毋丘儉本人在走到慎縣以後，躲在河旁的草叢裡面，被老百姓射死。這個老百姓，姓張名屬。文欽一口氣逃往了東吳。毋丘儉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東吳。
照《三國志》與《晉書》所保存的史料看來，李豐、張緝等人似乎確有“廢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馬師給他們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問題在於：倘若他們是自作主張，就可以說得上是犯了企圖“廢易大臣”之罪。倘若他們是事先獲得了皇帝的默許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來說，有罪的不是他們，而是司馬師。皇帝想換一個大臣，當然就可以換，執行皇帝此項命令的，怎麼可以說是有罪呢？
《三國志》不曾記載少帝曹芳在這一件流產的政變中是否有份。《晉書·景帝（司馬師）紀》卻明明白白、毫不隱諱地說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與中書令李豐、後父光祿大夫張緝……謀以夏侯玄代‘帝’（被晉朝司馬炎追封為景皇帝的司馬師）輔政。”這樣看來，李豐等等並非自作主張、企圖“廢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執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馬師也確是夠深沉的。他在正月間殺了李豐等人，卻不立刻對少帝曹芳有所舉動。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義，把少帝曹芳廢了，押往山東臨淄的“齊國”，再度作所謂齊王，在事實上施以軟禁。這時候，曹芳的年齡是虛歲二十三歲。
司馬師心裡所想的，是扶立一個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裡所說的，卻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體國”的話：必須扶立曹操的兒子，任城王曹據，使得國家有一個“長君”（年長之君）。
同時，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長輩不可繼承晚輩”為理由，說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繼承侄孫曹芳。她出面主張，立魏明帝的一個侄兒、與曹芳輩分相同的高貴鄉公曹髦。曹髦這時候的年齡是十四歲。
曹髦是東海王曹霖的兒子、魏文帝曹丕的孫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孫。
曹髦比起曹芳來，的確更有資格做魏朝的皇帝。因為，他是有憑有據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過是明帝曹叡的一個養子，來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長處，是書念得好。這個，我想留到以後再說。
司馬師扶立了曹髦以後，把嘉平六年十月改為正元元年十月。
三個月以後，在壽春有人“造反”，反對司馬師，申討司馬師。造反的領袖，是鎮東將軍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
毋丘儉是河東郡聞喜縣人，魏明帝當太子時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後，他先後做了尚書郎、羽林監、洛陽典農、荊州刺史、揚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他收降了烏丸（烏桓）的幾個單于，戰勝了高句驪的一個國王，在幫同司馬懿打平公孫淵以後，升為“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轉為鎮南將軍，又改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請軍事”。
司馬師派了太尉司馬孚來，抵抗孫亮的太傅諾葛恪於合肥新城，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在司馬孚的督率之下，奉了司馬師之命以守為攻，十分服從。
司馬師把少帝曹芳廢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儉便約了文欽，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廬江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正休，舉起維護魏朝、申討司馬師的義旗（陳壽在《三國志·毋丘儉傳》裡面，卻把他描寫成一個“作亂”的叛逆）。
毋丘儉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張表。這一張表，便是他們的檄文，他們列舉了司馬師十一項大罪，其中包括廢了舊少帝曹芳，對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們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軍苦戰了一百多天而司馬師對他們有功不賞。
也許是為了分化敵人罷：毋丘儉等人不僅在檄文里稱讚了司馬懿，而且也建議曹髦，以司馬昭代替司馬師執掌大權。說司馬昭“忠誠為國，不與師同”。他們這樣做，其實達不到分化敵人的目的。司馬昭怎麼會為了毋丘儉等人這幾句話，而糊裡糊塗地對哥哥翻臉呢？
毋丘儉與文欽在才幹上不及司馬師。他們把兒子送到東吳，向孫亮討好，卻並未得到東吳的大力支援。他們集合了五六萬人，由壽春向西進發，沒有辦法直搗洛陽，或占領許昌，卻走到了項縣（河南項城）就停住了。這分明是靜候挨揍。
司馬師吩咐監軍王基帶領前鋒部隊扎在“南頓”，對毋丘儉、文欽監視，另派諸葛誕帶領豫州的兵，進攻壽春；派胡遵帶領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譙縣與今日的商丘之間，斷絕毋丘儉、文欽從項縣回歸壽春的路。司馬師自己親率主力，屯聚在汝陽。
另外，司馬師又叫鄧艾，帶了一萬多名“泰山諸軍”，到樂嘉縣，做出不堪一擊的樣子，引誘冊丘儉、文欽出擊。
毋丘儉果然就叫文欽來打鄧艾，司馬師就指揮大股騎兵，從後面襲擊文欽，文欽大敗。
毋丘儉在項縣城裡聽到消息，慌忙棄城而走。這一走，全軍不可收拾。他毋丘儉本人在走到慎縣以後，躲在河旁的草叢裡面，被老百姓射死。這個老百姓，姓張名屬。文欽一口氣逃往了東吳。毋丘儉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東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