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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們認為必要時就大力宣傳這種態度。專家們取得的進步加劇了他們的緊張不安，使二十年代的陸軍總司令漢斯·馮·澤克特把施利芬的觀點更尖銳化了。 “捉摸不定和碰運氣是戰爭的不可分割的特點，任何了解也把握不了它們，任何聰明才智也看不清它們，只有指揮官的意志才能支配它們。……明確的意志是驅散黑暗的迷霧和照亮不可捉摸的未來的唯一光明。”真正使他煩惱的是，如果情報機構能贏得戰爭，那就沒有人需要將軍了。
現在毫無疑問，情報只不過是整個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戰參謀控制自己的人員和物資，比由情報參謀提供的有關敵人的情況更為重要。
但是德國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報的質量。因為德國人覺得情報是戰術的一部分，他們常常讓一般參謀擔任情報官。由於作戰參謀的職責更重要，他們讓比較優秀的軍官擔任這種職務，於是擔任情報參謀的都是些次等軍官。如果他們奉行不同的原則，本來是可以安排受過訓練的專家擔任情報工作的，作戰參謀本來可以在估計整個作戰形勢時參考這些專家提供的情報。比方，同盟國甚至讓召募來的文職人員擔任集團軍群的情報軍官而獲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為研究敵人的專家；由於用不著擔心前程，他們既能在整個戰爭期間保持職位，也能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德國人蔑視技術人員，稱他們是“技術負擔”，他們覺得技術人員妨礙了作戰（比如，裝電話線耽誤了指揮官的時間，使指揮官喪失了主動權和勢頭）。他們沒有認識到搜集和篩選情報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成果。情報參謀從屬於作戰參謀，這就進一步損害了德國的情報工作，因為這樣就迫使情報要千方百計地通過一個額外的指揮層次，而且削減了情報參謀在同作戰參謀觀點不一致時可以向參謀長表達他的觀點的權力。同別國的軍隊相比較，整個德國制度不重視情報工作，在別國的軍隊裡，情報參謀和作戰參謀都是參謀長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級。
有兩個因素使這種情況有所改善。戰時缺乏一般參謀，促使軍隊讓預備役軍官擔任許多師的情報參謀，這些人實際上發展成為情報專家了。格倫極力要求情報參謀至少同他們的作戰參謀地位相等。不過前者總是被認為違背準則，而且從未占據軍以上情報參謀職位，後者並不調整作戰參謀同情報參謀的主從關係。只是在後來，防守的形勢使格倫和情報參謀們能夠不時地幫助司令官們保全人員和物資，軍隊才真正開始緩慢地、勉強地、部分地改變它對情報的態度，但是改變得太少了，而且為時也太晚。
一個相當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納粹國家的高級情報機構。這就是它的權力結構。納粹黨人稱它為“元首至上原則”，但是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貝爾早就把它說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權威”。它損害了情報工作，既減少了情報的數量，又降低了情報的質量。
在納粹德國，唯一的權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這純粹是個人權威：他的話就是法律。他的這種權力來自群眾和領導人對他的信仰，把他當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韋貝爾將這種權威同另外兩種權威作了比較。世襲權威保持了古老傳統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滿清中國就是這種典型。
法制權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準則；這種權威通過一批有專長的官員實施，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來組成一個官僚機構。西方民主政體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權威來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國人中間喚起了狂熱的激情——遠遠超過世襲王朝或合理的憲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於信仰他們的元首，德國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修建高速公路，舉行火炬遊行，重建陸軍和空軍，征服了大部分歐洲，攆走劣等人，淨化了歐洲大陸。希特勒經常吹噓他的政策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由於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絕望的一九四五年還是奮力作戰。
感召力就是這樣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處。具有感召力的權威是沒有力量的，最後，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來，嚴格服從元首的原則使得納粹德國成為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由一個組織嚴加控制，顯然，這個組織的指揮系統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層的領導人，這就是常說的“鐵板一塊”。然而它的內部卻象一個繁衍的蛇窠，每一條蛇都想把別的蛇吞掉， 自己沒有明確的任務或職權，只想贏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強自己的權力——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則的實質體現。
由於民眾不能對希特勒行使權力，他就不受法制或傳統的權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員和機構。他所希望的，事實上是要人員和機構重疊，讓他的下屬互相競爭，他這麼做可能出於兩個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過競爭，強者就會爬到上層。他在黨內和黨與政府之間運用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第二，使機構重疊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權力，便於他控制。如果讓一個下級在某個領域裡獨攬大權，那就是把知識所賜予的權力讓給那個下級；希特勒就成了那個領域裡的那個下級的俘虜。另一方面，把一個領域裡的權力分散開來，讓幾個下級擔負同樣的責任，就迫使他們為了有權而都來找他。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當馮克擔任經濟部長的時候，希特勒任命戈林領導四年計劃委員會；在戈培爾擔任宣傳部長的時候，他任命迪特里希擔任他的新聞秘書，他使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成為陸軍總司令部的競爭對手，本來武裝部隊和納粹黨已經有了間諜機構，他又讓里賓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間諜機構。
現在毫無疑問，情報只不過是整個工作中的一部分，由作戰參謀控制自己的人員和物資，比由情報參謀提供的有關敵人的情況更為重要。
但是德國的制度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它自己的情報的質量。因為德國人覺得情報是戰術的一部分，他們常常讓一般參謀擔任情報官。由於作戰參謀的職責更重要，他們讓比較優秀的軍官擔任這種職務，於是擔任情報參謀的都是些次等軍官。如果他們奉行不同的原則，本來是可以安排受過訓練的專家擔任情報工作的，作戰參謀本來可以在估計整個作戰形勢時參考這些專家提供的情報。比方，同盟國甚至讓召募來的文職人員擔任集團軍群的情報軍官而獲得很大的成功。
第一流的智囊成為研究敵人的專家；由於用不著擔心前程，他們既能在整個戰爭期間保持職位，也能有力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德國人蔑視技術人員，稱他們是“技術負擔”，他們覺得技術人員妨礙了作戰（比如，裝電話線耽誤了指揮官的時間，使指揮官喪失了主動權和勢頭）。他們沒有認識到搜集和篩選情報將會產生什麼樣的成果。情報參謀從屬於作戰參謀，這就進一步損害了德國的情報工作，因為這樣就迫使情報要千方百計地通過一個額外的指揮層次，而且削減了情報參謀在同作戰參謀觀點不一致時可以向參謀長表達他的觀點的權力。同別國的軍隊相比較，整個德國制度不重視情報工作，在別國的軍隊裡，情報參謀和作戰參謀都是參謀長的地位相等的直接下級。
有兩個因素使這種情況有所改善。戰時缺乏一般參謀，促使軍隊讓預備役軍官擔任許多師的情報參謀，這些人實際上發展成為情報專家了。格倫極力要求情報參謀至少同他們的作戰參謀地位相等。不過前者總是被認為違背準則，而且從未占據軍以上情報參謀職位，後者並不調整作戰參謀同情報參謀的主從關係。只是在後來，防守的形勢使格倫和情報參謀們能夠不時地幫助司令官們保全人員和物資，軍隊才真正開始緩慢地、勉強地、部分地改變它對情報的態度，但是改變得太少了，而且為時也太晚。
一個相當不同的因素，削弱了納粹國家的高級情報機構。這就是它的權力結構。納粹黨人稱它為“元首至上原則”，但是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貝爾早就把它說成是“具有感召力的權威”。它損害了情報工作，既減少了情報的數量，又降低了情報的質量。
在納粹德國，唯一的權力源泉是阿道夫·希特勒。這純粹是個人權威：他的話就是法律。他的這種權力來自群眾和領導人對他的信仰，把他當做革命使命的化身。韋貝爾將這種權威同另外兩種權威作了比較。世襲權威保持了古老傳統的神聖不可侵犯性；古代埃及和滿清中國就是這種典型。
法制權威力求合理地履行法定準則；這種權威通過一批有專長的官員實施，給予他們一定的權力，來組成一個官僚機構。西方民主政體就是最好的典型。
具有感召力的權威來自他人的信仰，希特勒的感召力在德國人中間喚起了狂熱的激情——遠遠超過世襲王朝或合理的憲制政府所能做到的。由於信仰他們的元首，德國人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修建高速公路，舉行火炬遊行，重建陸軍和空軍，征服了大部分歐洲，攆走劣等人，淨化了歐洲大陸。希特勒經常吹噓他的政策取得了多麼大的成就。由於信仰他，精疲力竭的士兵即使在絕望的一九四五年還是奮力作戰。
感召力就是這樣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有它的不利之處。具有感召力的權威是沒有力量的，最後，它不起作用了。
表面看來，嚴格服從元首的原則使得納粹德國成為一個高度統一的國家，由一個組織嚴加控制，顯然，這個組織的指揮系統上自希特勒，下至最低層的領導人，這就是常說的“鐵板一塊”。然而它的內部卻象一個繁衍的蛇窠，每一條蛇都想把別的蛇吞掉， 自己沒有明確的任務或職權，只想贏得希特勒的垂青，以便加強自己的權力——這就是希特勒至上的原則的實質體現。
由於民眾不能對希特勒行使權力，他就不受法制或傳統的權威的限制。他可以任意安排他的人員和機構。他所希望的，事實上是要人員和機構重疊，讓他的下屬互相競爭，他這麼做可能出於兩個互相矛盾的原因。第一，他相信通過競爭，強者就會爬到上層。他在黨內和黨與政府之間運用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第二，使機構重疊可以保障他自己的權力，便於他控制。如果讓一個下級在某個領域裡獨攬大權，那就是把知識所賜予的權力讓給那個下級；希特勒就成了那個領域裡的那個下級的俘虜。另一方面，把一個領域裡的權力分散開來，讓幾個下級擔負同樣的責任，就迫使他們為了有權而都來找他。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當馮克擔任經濟部長的時候，希特勒任命戈林領導四年計劃委員會；在戈培爾擔任宣傳部長的時候，他任命迪特里希擔任他的新聞秘書，他使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成為陸軍總司令部的競爭對手，本來武裝部隊和納粹黨已經有了間諜機構，他又讓里賓特洛甫建立自己的間諜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