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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一個例子就能說明問題;一九四零年德國進攻法國。

  根據作戰計劃,一支強大的裝甲部隊從阿登森林向西南突擊,象一把向西北彎曲的鐮刀,從翼側向盟軍部隊發起強攻,把盟軍部隊夾在他們同海峽以及他們同其他德國部隊之間予以消滅。最大的危險是法軍預備隊的反攻。因此德軍在他們漫長而易受攻擊的翼側部署了對外的防禦部隊。問題在於他們的部署並沒有以情報為根據,他們並不知道法軍的預備隊是在南部。他們出於自己的意志作出部署。敵軍的預備隊現在在哪裡,將會在哪裡,這個情報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對德軍的計劃來說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制訂計劃忽略了情報。

  從更大的範圍來說,希特勒在制訂戰爭的全面計劃時也是這樣。他喜歡將他的意志強加於其他國家。它們的命運就得掌握在他的手裡。因此他不需要情報。他全神貫注於他真正需要的東西,兵員、槍炮、坦克、飛機、燃料。他說: “有了坦克、飛機、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們就能打勝仗。”他把他的精力,錢財和人員全部投入軍備,而忽視情報。

  不論是他,還是他的最高統帥部,從來沒有指示諜報局進行重大活動,也從來沒有向它提供能夠使它對歐洲各國進行重大間諜活動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諜報局本身似乎也沒有感覺到它必須努力搜集情報。它懶懶散散地混日子。它在這兒放幾個間諜,在那兒放幾個間諜,卻不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時、瑞典、土耳其、法國本土的政府上層安插間諜,而這些國家的態度對德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國情報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別的地區,它確實搜集了少量情報——法國的動員情況和部隊番號,蘇聯邊界沿線機場的位置,諾登轟炸瞄準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陣地,法國海軍的一種不太重要的密碼。

  但它從來沒有獲得過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國的情報工作雖然也有失敗的時候,但畢竟獲得過一些文件,這些文件對戰爭起到了間接的但卻是重要的影響。德國軍隊密碼中心的一個意志薄弱而又懶散的成員,被法國間諜機關策了反,當了法國間諜,出賣了德軍的作戰命令和德國主要密碼機(Enigma密碼機)的部分密碼的真正碼底。有了這些碼底,波蘭的密碼破譯員造出了這架機器。當戰爭爆發時,同盟國能破澤Enigma密碼機拍發的密碼,對於取得大不列顛戰役和大西洋戰役的勝利,對於通過欺騙來控制在英國的德國間諜,以及對於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歐洲贏得許多戰鬥的勝利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最終使以上這一切成為可能的間諜活動成就,並不是僥倖取得的。法國密切注視著德國,特別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關德國重整軍備的準確情報:她擔心德國人進行侵略。同樣的恐懼從來沒有驅促德國人去調查他們的鄰國。因此他們也從來沒有取得同樣的成功。

  德國情報機構的組織狀況也顯示了對情報的忽視。在大戰爆發以前和大戰期間,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有好幾年沒有一個情報參謀機構。而英國的參謀長們在戰爭剛一開始時,就建立了一個聯合情報委員會。早在戰爭爆發以前,英國海軍部建立了作戰情報中心,它在戰爭期間善於推斷德國潛水艇的動向,因此使同盟國能夠擊沉德國的潛水艇,或者能為它們自己的護航艦隊確定安全的航線。德國海軍總司令部從來沒有建立過這樣的機構。

  然而,在戰爭初期希特勒取得勝利的狂熱中,任何這類疏忽都沒有關係。波蘭、丹麥、挪威、法國、低地國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繼被德國打敗,全都證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決定勝負的是進攻和進攻部隊。武裝部隊當然需要情報機構告訴它們敵人在哪裡,但這些情報對勝利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德國軍隊到底想打到哪/L就可以打到哪兒。一位研究工作者對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說,在戰爭開始的幾年中,德國軍隊把諜報局當作一個“快活的寄生蟲”帶在身邊,·戰爭初期德國的全部經驗證明情報是無關緊要的。

  後來,希特勒進攻俄國。隨即他開始喪失戰略主動權。

  整個戰爭翻了個兒。德國很快被迫處於守勢。情報突然變得重要起來了。德國開始用各種辦法尋找情報。郵件檢查員以前只是抽查經過德國的郵件,從一九四二年年中開始檢查所有的郵件。里賓特洛甫以前指示他的外交官們搜集情報;現在這已經成為他們的“主要任務”了。哈爾德覺得再也不能忍受東線外軍處金策爾的散漫工作,讓精力充沛的格倫取代了他。武裝部隊最高統帥部作戰部增加了一名情報軍官。希特勒和他的陸海軍將領們以前在形勢會議上很少談到敵人,現在他們越來越多地談到它們。

  但是為時太晚了。他們的情報仍然水平低、數量少。德國的間諜混不進同盟國的高級會議。德國的密碼破譯員攻不進同盟國的堅不可破的密碼壁壘。以前對情報工作的忽視現在得到了報應。

  同盟國的情況剛好相反,尤其是英國,他們一開始處於守勢的境遇,迫使他們建立起情報機構,以便預告侵略者的意圖。他們派了較多的人到情報機構,在情報工作上花的錢也比較多。情報有助於他們使有限的人力,物力發揮最大的作用——敦刻爾克大撤退以後尤其是如此,那時英國似乎除了情報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了。後來,當德軍處於守勢,盟軍轉入進攻時,同盟國嘗到了廣泛建立情報機構和較多的經驗所帶給它們的甜頭。同希特勒的情報相反,同盟國的情報水平高,數量多,而且可靠。他們利用情報加快了勝利的進展。  不過德國人不能把輕視情報工作的責任推給希特勒一個人。輕視情報有著久遠的歷史。普魯士——德國承認,她被夾在潛在的敵國之間,自然資源貧乏、人口稀少,這使她不能在消耗戰中取勝。這些因素,加上國內種種困難問題(壓制這些問題的最容易的辦法是奉行對外侵略政策以達到民族的統一),註定了她要以戰略進攻作為她的軍事學說。一九一四年席捲中立國比利時然後擊敗法國的施利芬計劃,就是這種軍事學說的最殘酷的體現。經過四個恐怖的年頭,德國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敗,這使全體國民意識到在下一次戰爭中必須以進攻戰迅速取勝,希特勒也意識到了這一點。結果,他創造了閃電戰,給情報工作帶來了災難性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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