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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從1990年開始政治局實際上已經停止了活動，但臨到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幾天，它還是開了一次會。會議是在諾沃奧加廖沃舉行的。戈巴契夫正在那邊為代表大會準備報告。我的戰友、同事當中，沒有一個人參與報告的起草工作。政治局也沒有按慣例對這個文件進行認真審議。
在討論某些問題的時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書記處未來構成人選的問題。有與會者對已確定的候選人又提出補充，建議我和盧基揚諾夫進入政治局。我們倆都很明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只能給黨帶來危害。國家總統是蘇共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員，這可能為蘇共的敵人提供加強攻擊的藉口，指控它大權獨攬，把國家所有最高職位統統集中到一黨手中。我跟盧基揚諾夫只好一再說服在場的人，採取這樣的步驟是合理的。不過我們認為，繼續擔任中央委員還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會還選我們。我之所以寫這段文字，是因為後來有些出版物，特別是在紀念改革20周年的時候，居然說我跟盧基揚諾夫千方百計想鑽進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蘇共距離被查禁的日子還有不到兩年時間了……
我竟然成了最後一代共產黨員中入黨最早的黨員。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在頓巴斯礦上工作。後來我那已經過世的弟弟葉夫蓋尼也在那個礦上工作，不過掌子面已經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處。他們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勞動，並不是為了撈個什麼黨員的稱號。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礦山是一個勞動條件非常艱苦的地方，常常還非常危險，在那裡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堅強。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雜質就全被沖刷得乾乾淨淨了。礦工的勞動又好比是一種日常平凡的英雄行為，他們很知道自己的價值。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一回當我假期回家探親的時候，弟弟見我的手提箱裡有一本《星火》雜誌，是以戴礦工頭盔的赫魯雪夫像為封面的，便很嚴肅地問：
“這麼一副嘴臉，怎麼還戴上咱們礦工的頭盔了？”
也不知怎麼搞的，全家人裡頭，只有我成了蘇共黨員。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謝爾蓋耶芙娜，當有人提議要她入黨時，她卻這樣回答：我家已經有一個黨員，這就夠了。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羅波夫在中央全會作了一個有關組織問題的簡短發言，他對中央委員們說，現在需要對經濟給予特別關注，政治局以為有必要在中央設立一個管經濟的書記的職位。接著，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會贊同了安德羅波夫的意見。
全會過後，我立刻被任命為中央經濟部部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次全會，它使我的生命之流進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河道。沒有那次全會，我還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將會如何。
接下來我收到了許多口頭和書面祝賀。我還保存著我父母發來的電報，兩位老人家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
親愛的尼古拉，祝賀你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孩子，你的肩頭現在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你要不辜負人民的信任。祝你身體健康，工作上獲得巨大成績。親吻你，擁抱你。
礦區的普通勞動者距離高層領導和大政治非常遙遠，他們表達的是人民的信任，因為他們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國家領導人應該為之活著和工作的人。
這一生我始終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負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蘇共被出賣了，因此我發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黨。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第11章 蘇聯：從改革到解體（下）
正如所知，首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於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時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開幕……而今天，蘇聯沒有了，代表大會沒有了，最高蘇維埃也沒有了。人民選出來的代表們把自己當代表的徽章收進了裝那些手頭用不著的東西的匣子——留給孫子們作紀念吧。不過所有的人都應該記住，解散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是1991年8月以後“民主派”破壞俄國政權的一系列行動的先聲。這件事的執行者是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也就是那個僅僅過了兩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擊下解散的機構……
關於代表大會有兩個不算太愉快的回憶：第一個回憶——就是薩哈羅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議——要聽一聽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候選人對自己立場的表述——沒有得到支持。雖然精神可嘉，但建議沒有通過。因為，後來才知道，候選人總共只有一個，而這個人卻認為他應該先當選，然後才作報告。儘管選舉之前克里姆林宮會堂的講壇上已經對這兩個職位合二為一的合理性響起了質疑聲，但代表們對這樣的發言並不支持。不過有這樣的發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巴契夫外別無選擇。所以著名作家，深孚眾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瑪托夫，才提議他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的候選人。
選舉他當主席肯定只是一種純粹的形式，所以當奧波連斯基代表毛遂自薦地出來競選時，才引起了滿堂鬨笑。阿帕提特市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居民，極地地質研究所試驗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竟想跟改革的創始人來一番較量……不過，問題的實質其實在於，他不過是想用自己真誠的公民行動來加強剛剛誕生的民主。我想重複一下他說過的話：“其實我非常清楚，跟戈巴契夫同志競爭，我是一點希望也沒有。我只希望在我國歷史上，在我們大家的實踐中，終於出現了一次真正的選舉。儘管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選擇的基礎，但畢竟是一次選舉。”
在討論某些問題的時候，提出了新政治局和新書記處未來構成人選的問題。有與會者對已確定的候選人又提出補充，建議我和盧基揚諾夫進入政治局。我們倆都很明白，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做法只能給黨帶來危害。國家總統是蘇共總書記，部長會議主席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又都是政治局委員，這可能為蘇共的敵人提供加強攻擊的藉口，指控它大權獨攬，把國家所有最高職位統統集中到一黨手中。我跟盧基揚諾夫只好一再說服在場的人，採取這樣的步驟是合理的。不過我們認為，繼續擔任中央委員還是必要的，只要代表大會還選我們。我之所以寫這段文字，是因為後來有些出版物，特別是在紀念改革20周年的時候，居然說我跟盧基揚諾夫千方百計想鑽進政治局，但未能得逞云云。
蘇共距離被查禁的日子還有不到兩年時間了……
我竟然成了最後一代共產黨員中入黨最早的黨員。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在頓巴斯礦上工作。後來我那已經過世的弟弟葉夫蓋尼也在那個礦上工作，不過掌子面已經到了地下一公里的深處。他們在陰暗潮濕的地下勞動，並不是為了撈個什麼黨員的稱號。這首先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
礦山是一個勞動條件非常艱苦的地方，常常還非常危險，在那裡工作的人性格都非常堅強。人到了地底下，身上的所有雜質就全被沖刷得乾乾淨淨了。礦工的勞動又好比是一種日常平凡的英雄行為，他們很知道自己的價值。也許正因為如此，有一回當我假期回家探親的時候，弟弟見我的手提箱裡有一本《星火》雜誌，是以戴礦工頭盔的赫魯雪夫像為封面的，便很嚴肅地問：
“這麼一副嘴臉，怎麼還戴上咱們礦工的頭盔了？”
也不知怎麼搞的，全家人裡頭，只有我成了蘇共黨員。甚至我的夫人柳德米拉?謝爾蓋耶芙娜，當有人提議要她入黨時，她卻這樣回答：我家已經有一個黨員，這就夠了。
1982年11月22日安德羅波夫在中央全會作了一個有關組織問題的簡短發言，他對中央委員們說，現在需要對經濟給予特別關注，政治局以為有必要在中央設立一個管經濟的書記的職位。接著，就提出了我的名字。全會贊同了安德羅波夫的意見。
全會過後，我立刻被任命為中央經濟部部長。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次全會，它使我的生命之流進入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河道。沒有那次全會，我還真不知道自己未來的命運將會如何。
接下來我收到了許多口頭和書面祝賀。我還保存著我父母發來的電報，兩位老人家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
親愛的尼古拉，祝賀你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孩子，你的肩頭現在承擔著重大的責任，你要不辜負人民的信任。祝你身體健康，工作上獲得巨大成績。親吻你，擁抱你。
礦區的普通勞動者距離高層領導和大政治非常遙遠，他們表達的是人民的信任，因為他們就是人民，就是那些國家領導人應該為之活著和工作的人。
這一生我始終努力不懈，以求不辜負人民和父母的信任。蘇共被出賣了，因此我發誓再不加入其他任何政黨。我一定信守自己的誓言。
第11章 蘇聯：從改革到解體（下）
正如所知，首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於1989年5月25日上午10時在克里姆林宮大會堂開幕……而今天，蘇聯沒有了，代表大會沒有了，最高蘇維埃也沒有了。人民選出來的代表們把自己當代表的徽章收進了裝那些手頭用不著的東西的匣子——留給孫子們作紀念吧。不過所有的人都應該記住，解散代表大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是1991年8月以後“民主派”破壞俄國政權的一系列行動的先聲。這件事的執行者是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也就是那個僅僅過了兩年就在坦克和大炮的攻擊下解散的機構……
關於代表大會有兩個不算太愉快的回憶：第一個回憶——就是薩哈羅夫院士那完全合理、完全符合一般民主精神的建議——要聽一聽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候選人對自己立場的表述——沒有得到支持。雖然精神可嘉，但建議沒有通過。因為，後來才知道，候選人總共只有一個，而這個人卻認為他應該先當選，然後才作報告。儘管選舉之前克里姆林宮會堂的講壇上已經對這兩個職位合二為一的合理性響起了質疑聲，但代表們對這樣的發言並不支持。不過有這樣的發言也是可以理解的：在那些日子，除戈巴契夫外別無選擇。所以著名作家，深孚眾望的人民代表成吉斯?艾特瑪托夫，才提議他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職位的候選人。
選舉他當主席肯定只是一種純粹的形式，所以當奧波連斯基代表毛遂自薦地出來競選時，才引起了滿堂鬨笑。阿帕提特市的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居民，極地地質研究所試驗室的一個工作人員，竟想跟改革的創始人來一番較量……不過，問題的實質其實在於，他不過是想用自己真誠的公民行動來加強剛剛誕生的民主。我想重複一下他說過的話：“其實我非常清楚，跟戈巴契夫同志競爭，我是一點希望也沒有。我只希望在我國歷史上，在我們大家的實踐中，終於出現了一次真正的選舉。儘管這樣做並沒有什麼選擇的基礎，但畢竟是一次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