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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所有這些組織，其中也包括各種文化藝術聯合會，首先會把自己的領導人選出來，那些人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成了代表。還有一件事也很自然，那就是那些在地方上經過一陣陣拼死拼活的廝殺才戰勝對手當上代表的人，自然也會相當敵視那些不費吹灰之力就當上代表的同行。
我不敢說立刻就發現了這種體制的錯誤所在。我從來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證，說是這樣一來，社會團體就可以獲得直接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的補充管道——這只不過是在不大體面的辯論中又抓到手的一個論據罷了。起初我有點天真地認為，在沒有多黨制的情況下，這種社團代表制將會使得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議會代表構成變得更為多樣，將擴大議會的社會基礎。可是沒過多久，我的天真就破滅了。
早在擬訂750人名單的階段，所遵循的原則就已經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來自有1900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100名來自有2600萬團員的共青團，而還有100名卻來自幾乎有兩億成員的工會！……誰又願意挺身而出解釋一下這種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現象：同樣一批選民，竟選出了好幾個代表。
即以蘇共中央委員為例，起初，他們選舉黨的代表，後來又選舉工會的代表（儘管是間接地）——每個共產黨員都是其中的什麼成員。然後，再是按居住地選取。同樣情況也發生在科學院院士、作家、藝術家、保衛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蘇維埃國家的普通公民，卻只能有一次選舉權——按居住地投票。
說到這兒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譴責所謂的“紅色百人團代表”，也就是蘇共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完全是按老規矩構成的，依我看，那是黨的好原則：其中既有黨委書記，也有作家、學者、工人、農民……
對選舉進行過總結之後，立刻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我們在評價選舉結果的問題上同總書記又發生了分歧。戈巴契夫情緒歡快昂揚。他說，選舉昭示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蘇共黨員……他一反常規，在會上竟然第一個發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來肯定勝利，因為他預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見。然而某些與會者的態度卻有所不同。我說：黨在選舉中失敗了。30名按地區提出的地方黨組織領導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選，而戰勝他們的對手遠不如他們那麼頭銜顯赫、有名氣，但卻更有“說服力”。
“但他們也是黨員！”戈巴契夫說。
“他們當選的原因不在於是蘇共黨員，”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們從來不張揚自己是黨員。”
我說：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這種情況遠非個例。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說明黨大大落後於它所發起的改革。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蘇共領導躺在改革發起人的功勞簿上，自以為威望過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種過時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問題：難道在這30個輸掉選舉的人當中，真的有誰是跟自己的幸運對手做過一番較量的嗎？然後自己回答：沒有。我看，他們恐怕還是以為一切就像過去那樣，只要哪位黨的負責人給基層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給州委領導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會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務。可不是那時候了！選舉恰恰表明，那種享有說一不二的威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奮鬥，每個人都得這樣幹才行，黨也好，領導人也好，誰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為這場選舉只是30個人輸掉了。是黨輸掉了這場選戰，因為它相信了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這些人手上。
遺憾的是黨的領導——從區委書記到政治局委員——看來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相當普通的道理。選戰之後的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了：87%當中的大多數開始大張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蘇共。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事發生在他們身上，決不是什麼覺醒，而是徹頭徹尾的叛變。不過這可是一個絕對令人不安的信號！它意味著做黨員就得不到群眾擁護。不過，從黨內向黨外的“移民”直到變得規模嚇人時，蘇共領導還在穩坐釣魚船，他們安慰自己說：耗子從船上逃跑怕什麼？方向還是正確的嘛，航線還是清楚的嘛，前進的步伐並沒有改變嘛……他們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棄船逃跑，那是因為遇到了滅頂之災……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自己“正確”，宣稱航線不會改變，毫無自我改革的願望，過分自信，不善於聆聽足夠振聾發聵的報警信號，終於導致1991年8月共產黨的毀滅。
馬上會有人問我：那麼，你是不是早就看出這樣的結局呢？
我會回答：不是。因為我還缺乏這樣的想像力。我只不過希望能有另外一種生活闖進黨的權力通道，這種生活跟思想一樣，它也是誕生於這些通道，然後再擴散到該範圍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過，回想起我國歷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時，我的心情還是非常滿意。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好多我所不喜歡的民粹主義的錯誤，好多荒唐事，鬥爭也不是那麼公正，但重要的並不是這些！重要的在於每一個達到選舉年齡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終於出現了選擇政權的真正自由——其表現哪怕僅僅在於如果哪個候選人都不能令他滿意，那他就可以誰都不選。而且那次選舉就像一切新鮮事物一樣，還伴有一點在當時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的興奮心情，這樣的心情對生活總是有好處的。
我不敢說立刻就發現了這種體制的錯誤所在。我從來也不相信有的人保證，說是這樣一來，社會團體就可以獲得直接對政權機構施加影響的補充管道——這只不過是在不大體面的辯論中又抓到手的一個論據罷了。起初我有點天真地認為，在沒有多黨制的情況下，這種社團代表制將會使得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的議會代表構成變得更為多樣，將擴大議會的社會基礎。可是沒過多久，我的天真就破滅了。
早在擬訂750人名單的階段，所遵循的原則就已經不十分民主了。其中100名來自有1900萬黨員的蘇聯共產黨，100名來自有2600萬團員的共青團，而還有100名卻來自幾乎有兩億成員的工會！……誰又願意挺身而出解釋一下這種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現象：同樣一批選民，竟選出了好幾個代表。
即以蘇共中央委員為例，起初，他們選舉黨的代表，後來又選舉工會的代表（儘管是間接地）——每個共產黨員都是其中的什麼成員。然後，再是按居住地選取。同樣情況也發生在科學院院士、作家、藝術家、保衛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蘇維埃國家的普通公民，卻只能有一次選舉權——按居住地投票。
說到這兒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譴責所謂的“紅色百人團代表”，也就是蘇共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完全是按老規矩構成的，依我看，那是黨的好原則：其中既有黨委書記，也有作家、學者、工人、農民……
對選舉進行過總結之後，立刻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我們在評價選舉結果的問題上同總書記又發生了分歧。戈巴契夫情緒歡快昂揚。他說，選舉昭示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蘇共黨員……他一反常規，在會上竟然第一個發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來肯定勝利，因為他預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見。然而某些與會者的態度卻有所不同。我說：黨在選舉中失敗了。30名按地區提出的地方黨組織領導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選，而戰勝他們的對手遠不如他們那麼頭銜顯赫、有名氣，但卻更有“說服力”。
“但他們也是黨員！”戈巴契夫說。
“他們當選的原因不在於是蘇共黨員，”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們從來不張揚自己是黨員。”
我說：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這種情況遠非個例。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說明黨大大落後於它所發起的改革。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蘇共領導躺在改革發起人的功勞簿上，自以為威望過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種過時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問題：難道在這30個輸掉選舉的人當中，真的有誰是跟自己的幸運對手做過一番較量的嗎？然後自己回答：沒有。我看，他們恐怕還是以為一切就像過去那樣，只要哪位黨的負責人給基層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給州委領導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會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務。可不是那時候了！選舉恰恰表明，那種享有說一不二的威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奮鬥，每個人都得這樣幹才行，黨也好，領導人也好，誰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為這場選舉只是30個人輸掉了。是黨輸掉了這場選戰，因為它相信了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這些人手上。
遺憾的是黨的領導——從區委書記到政治局委員——看來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相當普通的道理。選戰之後的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了：87%當中的大多數開始大張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蘇共。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事發生在他們身上，決不是什麼覺醒，而是徹頭徹尾的叛變。不過這可是一個絕對令人不安的信號！它意味著做黨員就得不到群眾擁護。不過，從黨內向黨外的“移民”直到變得規模嚇人時，蘇共領導還在穩坐釣魚船，他們安慰自己說：耗子從船上逃跑怕什麼？方向還是正確的嘛，航線還是清楚的嘛，前進的步伐並沒有改變嘛……他們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棄船逃跑，那是因為遇到了滅頂之災……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自己“正確”，宣稱航線不會改變，毫無自我改革的願望，過分自信，不善於聆聽足夠振聾發聵的報警信號，終於導致1991年8月共產黨的毀滅。
馬上會有人問我：那麼，你是不是早就看出這樣的結局呢？
我會回答：不是。因為我還缺乏這樣的想像力。我只不過希望能有另外一種生活闖進黨的權力通道，這種生活跟思想一樣，它也是誕生於這些通道，然後再擴散到該範圍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過，回想起我國歷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時，我的心情還是非常滿意。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好多我所不喜歡的民粹主義的錯誤，好多荒唐事，鬥爭也不是那麼公正，但重要的並不是這些！重要的在於每一個達到選舉年齡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終於出現了選擇政權的真正自由——其表現哪怕僅僅在於如果哪個候選人都不能令他滿意，那他就可以誰都不選。而且那次選舉就像一切新鮮事物一樣，還伴有一點在當時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的興奮心情，這樣的心情對生活總是有好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