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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資平的小說創作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題材，長篇有《天孫之女》，短篇有《紅海棠》。1930年出版的長篇《天孫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國主義鄙視、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又控訴了日本帝國主義糟蹋、蹂躪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說以日本軍人鈴木牛三郎的女兒花子被遺棄騙賣，淪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孫之族”的神話。該書1930年7月出版後，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總共印行一萬一千冊，被翻譯到日本去。由此，張資平也惹來了麻煩。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現代文學評論》中“現代中國文壇逸話”一欄里，刊登了《張資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則消息：“張資平自寫了《天孫之女》後，被日人譯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報》上按日發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劇烈的反感。現在，張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孫之女》是一本極端暴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的小說，他裡面敘述日人的蠻橫，可謂淋漓盡致。日人本來都褊狹異常，而有高度的愛國熱，於是便認為莫大的恥辱。一方面譯成日文，並刊登張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國人都對張先生有不好的認識；一方面則拔劍張弓，大有向張先生下哀的美敦書之勢了。據張先生自己說：‘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國土內，居然任日人如此蠻橫的不講道理。這真是我們的恥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並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們酗酒滋鬧的水兵，一向視中國人如魚肉，倘使一旦狹路相逢，給你一個傷害，或竟把你一刀結果，那又有什麼辦法呢！’這段話，使我們感喟到著作家沒有保障，怕將來連說話的自由也要受外國人的干涉了。”
張資平於1933年初夏寫作的短篇小說《紅海棠》，描寫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閘北被日機轟炸的悲慘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被稱為“紅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後給穆蔚英、海沼豬三郎、小橋當僕人，並且還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一·二八”的戰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礫中，吉弟跟著丈夫終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台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閒職。同年7月，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張資平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任出版組主任，主編1941年1月創刊的《中日文化》月刊。這是一份宣傳“中日親善共榮”的綜合性漢奸雜誌。一年後，他又辭去出版組主任之職，擔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員會委員，保存整理岩礦標本。
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於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上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只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第二部分 人世幾回傷往事 第64節：抗戰時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是誰
抗戰時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是誰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鹽山縣城東的萬人公審大會上，隨著一聲正義的槍響，結束了一個罪惡的生命。被處決的是時年四十歲、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六旅長、冀魯邊軍區司令員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戰時叛變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歷史將他永遠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竟然公開納小老婆
邢仁甫，生於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關滄州、羅鎮、沙歐，河北鹽山縣舊縣鎮東街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響應黨的號召，在津南、魯北地區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並任國民革命軍別動總隊第三十一游擊支隊司令員。三十一支隊在邢仁甫的帶領下，收復了大批失地，隊伍迅速擴大，在原來只有三路的基礎上擴編到二十四路，兵力發展到三千餘人。
張資平於1933年初夏寫作的短篇小說《紅海棠》，描寫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閘北被日機轟炸的悲慘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蠻的罪行。小說主人公被稱為“紅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後給穆蔚英、海沼豬三郎、小橋當僕人，並且還當了三四個日本商人的情婦。“一·二八”的戰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礫中，吉弟跟著丈夫終二過著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戰爆發後，張資平參加了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為後台的“興亞建國會”，這是一個以文化為幌子的特務組織，從此他走上了一條人生不歸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張資平任農礦部技正，這實際上是個閒職。同年7月，漢奸文化組織中日文化協會在南京成立，張資平當選為第一屆理事會候補理事，任出版組主任，主編1941年1月創刊的《中日文化》月刊。這是一份宣傳“中日親善共榮”的綜合性漢奸雜誌。一年後，他又辭去出版組主任之職，擔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員會委員，保存整理岩礦標本。
最早指責張資平被敵人收買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報·晨星》，於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達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從這一張同人合寫成的信中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張資平在上海被敵人收買的事情，確是事實了。本來，我們是最不願意聽到認識的舊日友人，有這一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們在初期，也每以為是不確，是敵人故意放造的謠言。但日久見人心，實在是中國人千古洗不掉的羞恥事，以春秋的筆法來下評語，他們該比被收買的土匪和政客，都應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張資平因“漢奸罪”被國民黨司法機關逮捕，後經交保獲釋。1948年3月20日張資平連去兩封信給胡適，並附上他的辯明書，要求胡適為他辯白，請求胡適將他的《我之辯明》轉送給陳立夫。
胡適並沒有為他申辯，所以1948年4月國民黨上海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個月。張資平不服，提出上訴。1949年1月，國民黨上海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撤銷原判，發還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審理。
張資平最後雖未被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判為“漢奸罪”，但在上海無業可從，只好靠翻譯一些東西來維持生活。
1949年10月後，張資平因“漢奸文人”的臭名聲，難於尋覓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當時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潘漢年曾是創造社成員，由潘漢年介紹到上海市振民補習學校（現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書。1955年6月，因潘漢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審查他的“漢奸文人”罪行後，1958年9月，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資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廳，12月2日病死在勞改農場。
第二部分 人世幾回傷往事 第64節：抗戰時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是誰
抗戰時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是誰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鹽山縣城東的萬人公審大會上，隨著一聲正義的槍響，結束了一個罪惡的生命。被處決的是時年四十歲、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六旅長、冀魯邊軍區司令員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戰時叛變投敵的八路軍最高將領，歷史將他永遠地釘在恥辱柱上了。
竟然公開納小老婆
邢仁甫，生於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關滄州、羅鎮、沙歐，河北鹽山縣舊縣鎮東街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七七事變後，他響應黨的號召，在津南、魯北地區開展了抗日救亡運動，並任國民革命軍別動總隊第三十一游擊支隊司令員。三十一支隊在邢仁甫的帶領下，收復了大批失地，隊伍迅速擴大，在原來只有三路的基礎上擴編到二十四路，兵力發展到三千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