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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及軍事期刊是另一個源源不斷的數據源。許多文章分析了希特勒在事件中的角色，例如哈特上尉（B.H.Liddell Hart）一九五五年一月在Army Quarterly發表的《敦刻爾克休止令——深入評析》，以及阿斯普雷上尉（Robert B.Asprey）一九五八年四月同樣發表於Army Quarterly的《希特勒與敦刻爾克》。一九八〇年二月，馬歇爾-康沃（James Marshall-Cornwall）在History Today雜誌發表《利奧波德三世的悲劇》，分析比利時的投降。摩根將軍撰寫的《與亞歷山大共赴敦刻爾克》，刊登於一九七二年四月的Army Quarterly，追述了亞歷山大將軍接任指揮官的最後那段時期。不過請注意，摩根將軍指出阿布里亞爾上將直到五月三十一日都還不打算撤軍，亞歷山大本人後來發文駁斥這個論述。
多年來，許多船隻在大量報導中獲得應有的榮耀：“麥爾坎號”，在梅里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寫的《艦橋評述》上，發表於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機號”，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寫的《驅逐艦的洗禮》上，發表於一九八〇年六月的《布萊克伍德》；“瑪西蕭號”，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倫敦消防船的新嘗試》上；斜槓帆駁船，在惠特摩爾（J.O.Whitmore）一九五〇年七月發表於《East Anglian Magazine》雜誌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於長期處於恐懼與疲憊對生理的影響，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號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論述。
說到期刊，絕對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這份小小的季刊不僅讓協會成員得以保持聯繫，也是有關撤退行動各種問題與解答的集中點。好比說，百折不撓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過季刊中的專欄，追蹤到“赫德號”沒有停靠多佛讓英軍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國的故事。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籍可以填滿一整個倉庫。至少有十五本著作專門探討這場撤退行動，或者撤退之前的幾起事件。從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〇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淺。其中兩本書特別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里·布萊克斯蘭（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親身參與了小船行動，而布萊克斯蘭先生則為戰役歷史的書寫樹立了典範——清晰、生動而完整。
兩部官方的歷史記錄並不局限於敦刻爾克，而是翔實記載了整場戰役：羅斯基爾上校（S.W.Roskill）的《戰爭中的海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及埃里斯少校（L.F.Ellis）的《法國與佛蘭德斯戰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里斯的地圖會讓每一位軍事歷史學家感到羨慕。
已出版的回憶錄和日記不勝枚舉，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則名不見經傳。其中翹楚包括：克萊門·阿克里（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達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爾頓（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東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將軍的Memoirs（一九六〇年）、麥克里歐（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陸軍中將波納爾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陸軍少將史畢耶茲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萊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據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勳爵的日記改寫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獨樹一格：邱吉爾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較低，但有時更富啟發性：巴特萊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〇年）、艾瑞克·布希（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蘭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筆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〇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蘭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羅茲（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將軍（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衛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〇年）。
某些有用的傳記記載了幾位將領的事跡。有關拉姆齊將軍，請見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插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維爾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約略提到了戈特勳爵。弗雷澤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則對布魯克勳爵做了一番檢驗。漢默頓（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巨細靡遺地描述了蒙哥馬利元帥的生平。布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則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動人傳記，悼念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中尉（後來陣亡）。不知為什麼，這本書似乎比其他許多更具企圖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爾克的光輝。
多年來，許多船隻在大量報導中獲得應有的榮耀：“麥爾坎號”，在梅里斯上校（David B.N.Mellis）撰寫的《艦橋評述》上，發表於一九七六年十月的Naval Review；“收割機號”，在休·霍金森（Hugh Hodgkinson）撰寫的《驅逐艦的洗禮》上，發表於一九八〇年六月的《布萊克伍德》；“瑪西蕭號”，在Lloyd's Log一九八一年十月刊登的《挽救倫敦消防船的新嘗試》上；斜槓帆駁船，在惠特摩爾（J.O.Whitmore）一九五〇年七月發表於《East Anglian Magazine》雜誌的《伊普斯威奇的小船》上。至於長期處於恐懼與疲憊對生理的影響，詹姆斯·道伊（James Dow）在一九七八年春季號的Journal of the Royal Naval Medical Service中有精彩的論述。
說到期刊，絕對免不了提起Dunkirk Veterans Association Journal。這份小小的季刊不僅讓協會成員得以保持聯繫，也是有關撤退行動各種問題與解答的集中點。好比說，百折不撓的山姆·洛夫（Sam Love）就是透過季刊中的專欄，追蹤到“赫德號”沒有停靠多佛讓英軍下船，就直接返回法國的故事。
有關敦刻爾克的書籍可以填滿一整個倉庫。至少有十五本著作專門探討這場撤退行動，或者撤退之前的幾起事件。從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的Nine Days Wonder（一九四一年出版），到尼可拉斯·哈曼（Nicholas Harman）的Dunkirk：The Necessary Myth（一九八〇年出版），我全都受益匪淺。其中兩本書特別突出：迪凡恩（A.D.Divine）的Dunkirk（一九四四年），以及格雷戈里·布萊克斯蘭（Gregory Blaxland）的Destination Dunkirk（一九七三年）。迪凡恩先生親身參與了小船行動，而布萊克斯蘭先生則為戰役歷史的書寫樹立了典範——清晰、生動而完整。
兩部官方的歷史記錄並不局限於敦刻爾克，而是翔實記載了整場戰役：羅斯基爾上校（S.W.Roskill）的《戰爭中的海軍，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六〇年出版），以及埃里斯少校（L.F.Ellis）的《法國與佛蘭德斯戰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一九五三年出版）。埃里斯的地圖會讓每一位軍事歷史學家感到羨慕。
已出版的回憶錄和日記不勝枚舉，有些作者赫赫有名，有些作者則名不見經傳。其中翹楚包括：克萊門·阿克里（Clement R.Attlee）的As It Happened（一九五四年）、達夫·古柏（Duff Cooper）的Old Men Forget（一九五三年）、休·道爾頓（Hugh Dalton）的The Fateful Years （一九五七年）、安東尼·艾登的The Reckoning（一九六五年）、伊斯梅將軍的Memoirs（一九六〇年）、麥克里歐（R.MacLeod）等人的The Ironside Diaries（一九六二年）、陸軍元帥蒙哥馬利子爵的Memoirs（一九五八年）、陸軍中將波納爾爵士的Diaries（一九七二年）、陸軍少將史畢耶茲爵士的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一九五四年），以及阿瑟·布萊恩特爵士（Arthur Bryant）根據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勳爵的日記改寫的The Turn of the Tide（一九五七年）。其中有一本獨樹一格：邱吉爾的Their Finest Hour（一九四九年）。
其他著作知名度較低，但有時更富啟發性：巴特萊特爵士（Sir Basil Barlett）的My First War （一九四〇年）、艾瑞克·布希（Eric Bush）的Bless Our Ship（一九五八年）、富蘭克林爵士的The Story of One Green Howard in the Dunkirk Campaign（一九六六年）、巴斯特（Gun Buster，筆名）的Return via Dunkirk（一九四〇年）、霍利斯爵士（Sir Leslie Hollis）的One Marine's Tale（一九五六年）、蘭利的Fight Another Day（一九七四年）、羅茲（A.R.E.Rhodes）的Sword of Bone（一九四二年）、史密斯將軍（General Sir John G.Smyth）的Before the Dawn（一九五七年）、衛斯托洛普上校（L.H.M.Westropp）的Memoirs（一九七〇年）。
某些有用的傳記記載了幾位將領的事跡。有關拉姆齊將軍，請見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Ramsay at War（一九五七年），以及查默斯（W.S.插lmers）的Full Cycle （一九五八年）。考維爾爵士（Sir John Colville）的Man of Valour（一九七二年）約略提到了戈特勳爵。弗雷澤爵士（Sir David Fraser）的Alanbrooke（一九八二年）則對布魯克勳爵做了一番檢驗。漢默頓（Nigel Hamilton）的Monty：The Making of a General（一九八一年）巨細靡遺地描述了蒙哥馬利元帥的生平。布雷克（George Blake）的John Rutherford Crosby （一九四六年）則是一本私人印行的動人傳記，悼念一位默默無聞的年輕中尉（後來陣亡）。不知為什麼，這本書似乎比其他許多更具企圖心的作品更能捕捉敦刻爾克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