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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斯普魯斯岸邊修建的第二個羅馬城，迫使這部歷史追隨著君士坦丁的繼承人這條路線；而我們的好奇心卻又忍不住想去看看歐洲和亞洲的最遙遠的國家，探索一下拜占廷君主國的漫長的衰落過程的原因和責任者。查士丁尼的征服使我們又回到第伯河邊，又注意到那個古老的都城的解放；但那一解放不過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或者是更為加劇的奴役。羅馬已經被劫走了她的財物、她的眾神和她的愷撒；哥特人的統治也並不比希臘人的暴政更不光彩和更殘酷。在基督紀元的第八世紀，一個有關偶像崇拜的宗教爭端促使羅馬人起而重新要求獨立：他們的主教同時變成了一個自由民族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父親；至於重新由查理大帝所恢復的西部帝國，它的頭銜和形象至今仍裝飾著政體獨特的現代德國。羅馬這個名字無疑至今仍使人止不住肅然起敬：
社會風氣 （無論其影響如何）已大不相同：純粹的血統也因流入千百條不同的渠道而變得混雜了；但她的廢墟的莊嚴景象和對她過去的偉大的回憶，都能重新燃起一種民族特性的火花。中世紀的黑暗也曾展現出一些並非全然不值一顧的場面。在我重溫過羅馬城，大約在君士坦丁堡遭受土耳其軍隊奴役的同時，默默接受教皇們的絕對統治時的狀況和革命活動之前，我是不會結束我現在的工作的。
①在公元12世紀之初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期，羅馬被拉丁人尊為世界的都市，尊為教皇和皇帝的權力中心所在，他們從這座永恆的城市，得到頭銜、榮譽和掌握行使世俗統治的權力。在我們的敘述中斷了這麼久之後，這裡重新說明一下，查理大帝和奧托的繼承人乃是在一次國民議會上，從萊茵河彼岸選出，也許不是多餘的；但這些王子在沒有跨過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到第伯河畔尋求皇帝的王冠之前，卻都滿足於較謙遜的日耳曼國王和義大利國王的稱謂。在距城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他們的臨近受到了大隊手執棕櫚枝和十字架的教士和人民的歡迎；他們舉著繪有可怕的狼和獅、龍和鷹的形象的軍用旗幟，藉以代表著共和國的已離去的軍團和共和國的追隨者。皇帝三次重申繼續維護羅馬自由的誓詞，第一次在橋上，第二次在大門口，第三次是在梵蒂岡的台階上；按舊的習慣分發賞賜的作法隱約讓人想起最初的愷撒的宏偉氣度。在聖彼得大教堂里，由他的繼承人對他進行了加冕禮：上帝的聲音和人民的聲音混在一起；“我們的主子教皇勝利萬歲！我們的主子皇帝勝利萬歲！羅馬和條頓軍隊勝利萬歲！”的呼聲已表明了公眾的① 讀者已久未接觸到羅馬了；我建議他們回憶或重讀一下本書第49 章的內容。
頁面一致贊同。愷撒和奧古斯都的稱號、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令以及查理大帝和奧托的榜樣，便構成了皇帝們的最高統治：他們的頭銜和形象已刻在教皇的錢幣上；他們的司法權則由他們授予該城的衛隊長的正義之劍體現出來。但是，一位野蠻人主子的名字、語言和習俗都喚醒了每一個羅馬人的偏見。薩克森或法蘭克尼亞的愷撒是封建貴族政治的頭目；他們，對那些也許無能獲得自由，但已對奴役生活感到難以忍受的遠方的人民行使民政和軍事權力，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的服從。每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次，也僅只有一次，率領一支條頓僕從軍從阿爾卑斯山上下來。我已經描述了他進城和加冕時的安靜的秩序：但這種安靜秩序一般總被把他們的統治者視為入侵者的羅馬人的叫囂和叛亂活動所打亂：他總是匆匆離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難當；並且，由於統治時間的短暫，他的權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懷了。日耳曼和義大利的獨立運動的發展破壞了皇權的基礎，而教皇的勝利卻拯救了羅馬。
對於它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權力進行岌岌可危的統治的；而教皇的權威卻建立在雖較軟弱卻更牢固的意見和習慣的基礎之上。清除掉了一種外國影響，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邊，並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一改專斷的、靠金錢收買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辦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個幾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紅衣主教團自由選舉。行政官員和人民的鼓掌通過是對這一人選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為人所服從的基督教會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從羅馬人的選票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們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交給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懷疑主義者卻曾十分高興地辯論過，皇帝是否應有此權力，和這一賜與是否有效的問題。事實的真相，他的這一賜與的真實情況，卻是深深埋藏在共四個世紀的無知與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性的結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的名字鑄在主教的銅幣上；他們的頭銜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歡呼和誓言的承認，並且，在日耳曼愷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贊同下，他們早已對這座城市和聖彼得教堂的遺產行使著最高或從屬的司法權。那滿足了大家的偏見的教皇的統治和羅馬的自由思想也並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會揭示出他們的權力實有一個更高的來源——被他們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下解救出來的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權和僧侶勢力的結合看來似乎必會產生相互加強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門的鑰匙便將會是贏得世俗人的服從的最可靠的保證。一個職位的神聖性確有可能因其人的過錯而大為減色，但是，那 10世紀的種種醜聞卻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嚴厲的，也更危險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們為了教會的權力進行的雄心勃勃的爭奪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和他們的成功必然都同樣會增強人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迫害的犧牲品在窮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種使他們甘願殉教的使徒的狂熱情緒，又必能在每一個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時，他們從梵蒂岡發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選定、審判和罷黜世界各地的國王；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可能因為服從於一位查理大帝的繼承人、吻過他的腳、為他執過鐙的教士而感到丟人的。就連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在平靜和榮譽中保護過教皇的住所，正是從那裡，一個虛榮而懶散的民族獲得了其生活資源和財富的絕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
社會風氣 （無論其影響如何）已大不相同：純粹的血統也因流入千百條不同的渠道而變得混雜了；但她的廢墟的莊嚴景象和對她過去的偉大的回憶，都能重新燃起一種民族特性的火花。中世紀的黑暗也曾展現出一些並非全然不值一顧的場面。在我重溫過羅馬城，大約在君士坦丁堡遭受土耳其軍隊奴役的同時，默默接受教皇們的絕對統治時的狀況和革命活動之前，我是不會結束我現在的工作的。
①在公元12世紀之初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期，羅馬被拉丁人尊為世界的都市，尊為教皇和皇帝的權力中心所在，他們從這座永恆的城市，得到頭銜、榮譽和掌握行使世俗統治的權力。在我們的敘述中斷了這麼久之後，這裡重新說明一下，查理大帝和奧托的繼承人乃是在一次國民議會上，從萊茵河彼岸選出，也許不是多餘的；但這些王子在沒有跨過阿爾卑斯山和亞平寧山，到第伯河畔尋求皇帝的王冠之前，卻都滿足於較謙遜的日耳曼國王和義大利國王的稱謂。在距城還有一段距離的時候，他們的臨近受到了大隊手執棕櫚枝和十字架的教士和人民的歡迎；他們舉著繪有可怕的狼和獅、龍和鷹的形象的軍用旗幟，藉以代表著共和國的已離去的軍團和共和國的追隨者。皇帝三次重申繼續維護羅馬自由的誓詞，第一次在橋上，第二次在大門口，第三次是在梵蒂岡的台階上；按舊的習慣分發賞賜的作法隱約讓人想起最初的愷撒的宏偉氣度。在聖彼得大教堂里，由他的繼承人對他進行了加冕禮：上帝的聲音和人民的聲音混在一起；“我們的主子教皇勝利萬歲！我們的主子皇帝勝利萬歲！羅馬和條頓軍隊勝利萬歲！”的呼聲已表明了公眾的① 讀者已久未接觸到羅馬了；我建議他們回憶或重讀一下本書第49 章的內容。
頁面一致贊同。愷撒和奧古斯都的稱號、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法令以及查理大帝和奧托的榜樣，便構成了皇帝們的最高統治：他們的頭銜和形象已刻在教皇的錢幣上；他們的司法權則由他們授予該城的衛隊長的正義之劍體現出來。但是，一位野蠻人主子的名字、語言和習俗都喚醒了每一個羅馬人的偏見。薩克森或法蘭克尼亞的愷撒是封建貴族政治的頭目；他們，對那些也許無能獲得自由，但已對奴役生活感到難以忍受的遠方的人民行使民政和軍事權力，而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他們的服從。每位皇帝在他的一生中都有一次，也僅只有一次，率領一支條頓僕從軍從阿爾卑斯山上下來。我已經描述了他進城和加冕時的安靜的秩序：但這種安靜秩序一般總被把他們的統治者視為入侵者的羅馬人的叫囂和叛亂活動所打亂：他總是匆匆離去，而且大都感到羞愧難當；並且，由於統治時間的短暫，他的權威常受到嘲弄，他的名字也被忘懷了。日耳曼和義大利的獨立運動的發展破壞了皇權的基礎，而教皇的勝利卻拯救了羅馬。
對於它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他征服的權力進行岌岌可危的統治的；而教皇的權威卻建立在雖較軟弱卻更牢固的意見和習慣的基礎之上。清除掉了一種外國影響，使牧人又重新回到了羊群身邊，並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一改專斷的、靠金錢收買的日耳曼教廷的提名辦法，上帝的代理人由一個幾乎全是本城人或本城居民的紅衣主教團自由選舉。行政官員和人民的鼓掌通過是對這一人選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為人所服從的基督教會的權力，歸根結底是從羅馬人的選票制度中產生出來的。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一位教皇。人們普遍都相信，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交給了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最不敬神的懷疑主義者卻曾十分高興地辯論過，皇帝是否應有此權力，和這一賜與是否有效的問題。事實的真相，他的這一賜與的真實情況，卻是深深埋藏在共四個世紀的無知與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性的結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的名字鑄在主教的銅幣上；他們的頭銜已得到表示效忠的歡呼和誓言的承認，並且，在日耳曼愷撒的由衷或不由衷的贊同下，他們早已對這座城市和聖彼得教堂的遺產行使著最高或從屬的司法權。那滿足了大家的偏見的教皇的統治和羅馬的自由思想也並非全不相容的；稍作更深入的研究便會揭示出他們的權力實有一個更高的來源——被他們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下解救出來的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權和僧侶勢力的結合看來似乎必會產生相互加強的作用，而掌握天堂大門的鑰匙便將會是贏得世俗人的服從的最可靠的保證。一個職位的神聖性確有可能因其人的過錯而大為減色，但是，那 10世紀的種種醜聞卻被格雷戈里七世和他的繼承人們的嚴厲的，也更危險的美德所抹掉；而在他們為了教會的權力進行的雄心勃勃的爭奪中，他們所經受的苦難和他們的成功必然都同樣會增強人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迫害的犧牲品在窮困和流放中流浪；而那種使他們甘願殉教的使徒的狂熱情緒，又必能在每一個天主教徒的心中激起好感和同情。有時，他們從梵蒂岡發出雷霆般的呼叫，便可以選定、審判和罷黜世界各地的國王；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可能因為服從於一位查理大帝的繼承人、吻過他的腳、為他執過鐙的教士而感到丟人的。就連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在平靜和榮譽中保護過教皇的住所，正是從那裡，一個虛榮而懶散的民族獲得了其生活資源和財富的絕大部分。教皇的每年固定的收入也可能會受到一些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