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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為了漢陽鐵廠發展而很自然地著力於萍礦開採的事例，其他各省礦藏開採中，列強搶占與中國反侵占的鬥爭是激烈的。英國侵占了山西全省礦產的開採權，俄、意等國亦染指直、豫、川等省礦權，俄國且進一步覬覦中國東北漠河、觀音山等處金礦。李鴻章於1897年描繪列強搶占礦權的情景說：“俄使咋稱，聞觀音山（金礦）擬令英人襄辦，須用俄人；法使堅請用法礦師在滇粵開礦，各國紛爭，署均未允。（美）摩（根）來京更滋擾疑謗。”對此，洋務實業家則提出多種主張和對策。主要有：第一是勘礦與購礦。鄭觀應可以說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人物。他於1896年即函告盛宣懷說：“今我國勢將爪裂，……擬設立一公司，……急遣礦師四出將各處好礦凡屬官山及廉價之民產盡行購定，並請地方官批示存案，免為外人所奪。”此後幾年，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列強搶占中國礦產之風越刮越盛，鄭觀應又敏銳地將礦權與鐵路權聯繫起來說：在各省“凡鐵路經過百里之內有礦產者，應歸鐵路公司招股開採”。這固然是為了挽救礦權，且也是“救鐵路之第一要義。”因此必須從速購買，“遲恐好省分又為捷足者先登，大權落於人手，鐵路無以生色。”在盛宣懷主持下購買了一些礦產資源，他後來回憶當年速購礦產的原因說：“一則留為自辦，彼不能奪；一則合辦可作股本，庶不致空言無補。”這就是說，如能礦權在握，不僅將來可隨時自辦，且可作為資本以吸收外資與洋商合辦。這個設想不為不善。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於1899年正式上奏清廷“速立礦務總公司，……選派專員分赴三江兩湖以及各省凡未為洋人所得者，周曆查勘，將各種礦地逐一勘明繪圖貼說，分別等差，先行買歸總公司執業。”這個計劃雖因八國聯軍入侵和義和團運動而延至1902年才成立勘礦公司，卻表明當時與列強爭奪礦產的激烈程度。
第二是給侵占全省礦產的外國公司以多種限制。這以對付取得山西開礦權的英國福公司一事較為典型。當時，英國福公司既取得山西的採礦權，又想築澤道鐵路以便於運輸，還想設立一座煉鐵廠將礦石煉成鐵。洋務實業家們則提出針鋒相對的三條辦法：一是只能給予某一礦，“就礦言礦”，絕不能一攬子給予全省採礦權；二是礦與路不能兼營；三是不准把原材料製成成品。這就對福公司“礦與路兼營”並且要把原材料製成成品或半成品以減輕運輸困難的企圖予以限制和掣肘。這種與侵略者“對著幹”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僅如此，以盛宣懷為代表的洋務實業家對於福公司得寸迸尺的新的無理要求進一步予以還擊。福公司企圖“礦由彼采，路由華造”，以便騰出資本全力開礦。盛宣懷則採用“因路而及礦”的辦法來對付彼之“因礦而及路”。所謂“因路而及礦”的含意，就是：路雖華造，但運礦石之車價，要“比他項客貨酌加兩倍”；中國應從英國開礦公司“得紅股若干，分沾礦利”；對於福公司自設煉鐵廠的要求，則斷然予以拒絕。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尾聲中洋務工業企業，繼承和發展了洋務運動前段保持企業民族性的傳統。
現在來談作為國民經濟樞紐的銀行的創辦。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創辦者盛宣懷於1896年說：“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這裡雖沒有談到礦務，但鐵廠這個聯合企業是同煤鐵等礦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故實際上是包括礦務的。自己辦銀行的倡議不始於甲午以後，而是在甲午以前就有醞釀了。例如盛宣懷他於1887年代李鴻章所擬《致駐美公使張樵野函》中，即表現出反對美國在中國獨辦銀行，要求中美合辦的思想，說：“該行歸美商獨辦，仍無異滙豐、有利、法蘭西、麥加利等行，於辦理官事處處窒礙，其生意仍難駕乎各行之上。今議華美合辦，既有華商在內，名正言順。凡中國興利大舉，該行均隨時議辦，實於兩國商務大有禪益。”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中國自辦銀行，要做到“駕乎各行之上”，不能成為洋商各行的附屬品；自辦銀行是為了對中國的“興利大舉”有所裨益。這個認識是正確的，抵制侵略也是明顯的。只是由於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對於銀行尚無迫切需要而未被提到實踐的日程。10年之後，鐵廠、礦務、鐵路等“興利大舉”，銀行也成為盛宣懷所說的“實為商務之權輿，亟宜首先創辦”的急務。正如鄭觀應所說，銀行可以“聚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絀”；“國家有大興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工程可以代籌”。所以銀行是大規模發展工商業所必不可少的樞紐機構。總的說，中國自設銀行，可以做到“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盛宣懷在直督王文韶、鄂督張之洞等權勢人物支持下，開始進行籌設銀行工作，並於1896年11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得到清廷“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的批准設立銀行的諭旨。經過一段時間籌備，銀行總行於1897年5月27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開業，定名“中國通商銀行”。它是中國第一家銀行。開行不到一年，先後在天津、漢口、廣州、汕頭、煙臺、鎮江和北京等城市開設了分行。它對於經濟發展頗見成效，盛氏根據辦通商銀行的實踐體會說：“欲富國，必興商務；欲興商務，首重銀行”。又說：“將來中國倘欲使不足變為有餘，若不肯從此入手，恐難取效。”這些體會和認識是深刻的。
第二是給侵占全省礦產的外國公司以多種限制。這以對付取得山西開礦權的英國福公司一事較為典型。當時，英國福公司既取得山西的採礦權，又想築澤道鐵路以便於運輸，還想設立一座煉鐵廠將礦石煉成鐵。洋務實業家們則提出針鋒相對的三條辦法：一是只能給予某一礦，“就礦言礦”，絕不能一攬子給予全省採礦權；二是礦與路不能兼營；三是不准把原材料製成成品。這就對福公司“礦與路兼營”並且要把原材料製成成品或半成品以減輕運輸困難的企圖予以限制和掣肘。這種與侵略者“對著幹”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僅如此，以盛宣懷為代表的洋務實業家對於福公司得寸迸尺的新的無理要求進一步予以還擊。福公司企圖“礦由彼采，路由華造”，以便騰出資本全力開礦。盛宣懷則採用“因路而及礦”的辦法來對付彼之“因礦而及路”。所謂“因路而及礦”的含意，就是：路雖華造，但運礦石之車價，要“比他項客貨酌加兩倍”；中國應從英國開礦公司“得紅股若干，分沾礦利”；對於福公司自設煉鐵廠的要求，則斷然予以拒絕。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尾聲中洋務工業企業，繼承和發展了洋務運動前段保持企業民族性的傳統。
現在來談作為國民經濟樞紐的銀行的創辦。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創辦者盛宣懷於1896年說：“今因鐵廠不能不辦鐵路，又因鐵路不能不辦銀行。”這裡雖沒有談到礦務，但鐵廠這個聯合企業是同煤鐵等礦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故實際上是包括礦務的。自己辦銀行的倡議不始於甲午以後，而是在甲午以前就有醞釀了。例如盛宣懷他於1887年代李鴻章所擬《致駐美公使張樵野函》中，即表現出反對美國在中國獨辦銀行，要求中美合辦的思想，說：“該行歸美商獨辦，仍無異滙豐、有利、法蘭西、麥加利等行，於辦理官事處處窒礙，其生意仍難駕乎各行之上。今議華美合辦，既有華商在內，名正言順。凡中國興利大舉，該行均隨時議辦，實於兩國商務大有禪益。”這段話的中心思想是：中國自辦銀行，要做到“駕乎各行之上”，不能成為洋商各行的附屬品；自辦銀行是為了對中國的“興利大舉”有所裨益。這個認識是正確的，抵制侵略也是明顯的。只是由於當時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對於銀行尚無迫切需要而未被提到實踐的日程。10年之後，鐵廠、礦務、鐵路等“興利大舉”，銀行也成為盛宣懷所說的“實為商務之權輿，亟宜首先創辦”的急務。正如鄭觀應所說，銀行可以“聚通國之財，收通國之利，呼應甚靈，不形支絀”；“國家有大興作，如造鐵路、設船廠，種種工程可以代籌”。所以銀行是大規模發展工商業所必不可少的樞紐機構。總的說，中國自設銀行，可以做到“通華商之氣脈，杜洋商之挾持”。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盛宣懷在直督王文韶、鄂督張之洞等權勢人物支持下，開始進行籌設銀行工作，並於1896年11月12日（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得到清廷“招集股本，合力興辦，以收利權”的批准設立銀行的諭旨。經過一段時間籌備，銀行總行於1897年5月27日（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上海開業，定名“中國通商銀行”。它是中國第一家銀行。開行不到一年，先後在天津、漢口、廣州、汕頭、煙臺、鎮江和北京等城市開設了分行。它對於經濟發展頗見成效，盛氏根據辦通商銀行的實踐體會說：“欲富國，必興商務；欲興商務，首重銀行”。又說：“將來中國倘欲使不足變為有餘，若不肯從此入手，恐難取效。”這些體會和認識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