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9頁
四、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兼論李鴻章辦洋務和外交的矛盾
四、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兼論李鴻章辦洋務和外交的矛盾
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是學術界對洋務運動評價中肯定、否定或肯定與否定參半者們討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否定論者為了達到否定洋務運動的目的，把清政府的妥協外交完全劃在洋務運動的範圍，因而把所有與外國簽訂的屈辱條約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這樣，洋務運動除為了鎮壓人民革命而興起的反動性之外，加上一個妥協投降的買辦性，當然就被徹底否定了。肯定論者為了貫徹他們的論點，則拿出另一條理由，說洋務運動是內政，外交屬於國務活動，不在內政範圍之內，因而妥協外交應該撇開，所訂屈辱條約與洋務運動不相干，這樣肯定論就能成立了。
我認為上述二者都有片面性。首先，否定論者把妥協外交看作是洋務運動的外交路線是不正確的。清政府的妥協外交不自洋務運動始，1842年的《江寧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以及《璦琿條約》等屈辱條約條款，都是在洋務運動之前簽訂的；在洋務運動後簽訂的《辛丑條約》和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所簽訂的賣國條約，所損失的民族權利，遠遠超過洋務運動中所訂的條約。怎麼可以把妥協外交等同于洋務運動呢？肯定論者的觀點也有問題。洋務運動就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決策下對外妥協並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取洋人長技對內鎮壓人民革命而“起步”的，怎麼可以把妥協外交排除在洋務運動範圍之外呢？一般地說，外交總是要為內政服務並服從內政需要的，從沒有與內政無關的外交。因此，把外交與內政割開，於理於史實均說不通。
我的見解是，外交與洋務運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問題在于洋務運動有無自己的外交方針？答覆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議”或“守定和約”。從中央奕到地方上李鴻章等洋務派頭目，無一不強調這個方針。“守定和約”有著兩面性，一是妥協性，即條約規定給予列強的權利一定要遵守，公認的愛國主義者左宗棠也不例外，因為清中央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條約以外的求索，一點不給，洋務派在60—70年代拒絕列強的開礦、陸地架設電線、修建鐵路等無理要求，都是依據這一原則。總的看，民族性與妥協性相比較，民族性是主要的。可見，對外妥協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線，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所以我曾說：洋務運動“與清政府的妥協外交有聯繫，但也不能說妥協外交即是洋務運動的路線。”當然，洋務運動對於妥協外交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從政治目的看，洋務運動是要在自強求富基礎上改變不平等的舊約，更換平等的新約，但結果，富強的預期目的未達到，更換平等新約的目的也就落空。
這裡遇到一個難以理解的矛盾問題，就是李鴻章其人，既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又是辦妥協外交和簽訂屈辱條約的人。這種集相互聯繫而又相互矛盾的兩種關係於一身的現象，為區分其界線增加了困難？這個問題，近幾年來被學術界某些人搞得混淆不清，有必要稍加論述。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在50—60年代學術界對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賣國賊李鴻章》；“文革”中“四人幫”把李鴻章比作所謂“走資派”，當然置於徹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開放以來，李鴻章似乎“走運”了，評價日益增高，到前幾年特別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為中國近代化打了頭陣和走第一步的帶頭人”、“愛國主義者”和“具有民主立憲主張”者，等等桂冠。我對此是“不敢苟同”的，持否定態度的。我在為博士研究生講課時，闡明了對李鴻章研究的學風、評價標準及其主要表現等問題，由他們記錄整理成《關於李鴻章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接著又在上海《社會科學報》（1989年6月29日）發表了“答記者問”的談話。該淡話的結束語中是這樣說的：
“李鴻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經歷，如外交、軍事等之外，在近代化問題上，基本與洋務運動的規律相同。即經濟上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政治上違反了變封建專制為民主立憲的時代要求。這樣，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鴻章的頭上。他雖有御外侮願望，但簽訂了那麼多屈辱條約，怎麼可稱之為愛國主義者？應該變而不變，堅持封建專制制度，怎麼可詡之為民主立憲主張者？‘師夷長枝’的實踐在李鴻章之前有林則徐、曾國藩等人，怎麼可以說是‘打了頭陣’或‘走第一步的帶頭人’？”
我這樣說，倒不是故意同“潮流”唱反調。事實上我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較為實事求是的為李鴻章講幾句好話者。我在60年代初撰寫《李鴻章傳》時所作《李鴻章早期的洋務思想》一文中，在批判李氏錯誤的同時，對他作了三點肯定：（1）他有禦侮思想；（2）他積極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發展近代工業；（3）他預見到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在那時籠罩著“左”的氣氛中，在“賣國賊李鴻章”等一片叫罵聲中，該文理所當然地遭到批判。但我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故在1985年出版的《晚清洋務運動研究》專集中，一字不改的將此文編入。真理超越一步就會變成謬誤。為李鴻章戴那麼些桂冠是不符合事實的，因而是過頭了。尤其是從“賣國賦”一變為“愛國主義者”的180度大轉彎是如此。現在就此問題展開必要的論述。
四、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兼論李鴻章辦洋務和外交的矛盾
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是學術界對洋務運動評價中肯定、否定或肯定與否定參半者們討論的重要內容之一。否定論者為了達到否定洋務運動的目的，把清政府的妥協外交完全劃在洋務運動的範圍，因而把所有與外國簽訂的屈辱條約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這樣，洋務運動除為了鎮壓人民革命而興起的反動性之外，加上一個妥協投降的買辦性，當然就被徹底否定了。肯定論者為了貫徹他們的論點，則拿出另一條理由，說洋務運動是內政，外交屬於國務活動，不在內政範圍之內，因而妥協外交應該撇開，所訂屈辱條約與洋務運動不相干，這樣肯定論就能成立了。
我認為上述二者都有片面性。首先，否定論者把妥協外交看作是洋務運動的外交路線是不正確的。清政府的妥協外交不自洋務運動始，1842年的《江寧條約》、1858年的《天津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以及《璦琿條約》等屈辱條約條款，都是在洋務運動之前簽訂的；在洋務運動後簽訂的《辛丑條約》和北洋軍閥國民黨統治時期所簽訂的賣國條約，所損失的民族權利，遠遠超過洋務運動中所訂的條約。怎麼可以把妥協外交等同于洋務運動呢？肯定論者的觀點也有問題。洋務運動就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決策下對外妥協並簽訂屈辱的《北京條約》取洋人長技對內鎮壓人民革命而“起步”的，怎麼可以把妥協外交排除在洋務運動範圍之外呢？一般地說，外交總是要為內政服務並服從內政需要的，從沒有與內政無關的外交。因此，把外交與內政割開，於理於史實均說不通。
我的見解是，外交與洋務運動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問題在于洋務運動有無自己的外交方針？答覆是肯定的。那就是“守定和議”或“守定和約”。從中央奕到地方上李鴻章等洋務派頭目，無一不強調這個方針。“守定和約”有著兩面性，一是妥協性，即條約規定給予列強的權利一定要遵守，公認的愛國主義者左宗棠也不例外，因為清中央政府與外國簽訂的條約不遵守是不可能的；二是民族性，即條約以外的求索，一點不給，洋務派在60—70年代拒絕列強的開礦、陸地架設電線、修建鐵路等無理要求，都是依據這一原則。總的看，民族性與妥協性相比較，民族性是主要的。可見，對外妥協是清王朝的外交路線，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所以我曾說：洋務運動“與清政府的妥協外交有聯繫，但也不能說妥協外交即是洋務運動的路線。”當然，洋務運動對於妥協外交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從政治目的看，洋務運動是要在自強求富基礎上改變不平等的舊約，更換平等的新約，但結果，富強的預期目的未達到，更換平等新約的目的也就落空。
這裡遇到一個難以理解的矛盾問題，就是李鴻章其人，既是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又是辦妥協外交和簽訂屈辱條約的人。這種集相互聯繫而又相互矛盾的兩種關係於一身的現象，為區分其界線增加了困難？這個問題，近幾年來被學術界某些人搞得混淆不清，有必要稍加論述。
關於李鴻章的評價，在50—60年代學術界對他是否定的，有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賣國賊李鴻章》；“文革”中“四人幫”把李鴻章比作所謂“走資派”，當然置於徹底打倒之列。近些年改革開放以來，李鴻章似乎“走運”了，評價日益增高，到前幾年特別是到1988年，竟戴上了：“為中國近代化打了頭陣和走第一步的帶頭人”、“愛國主義者”和“具有民主立憲主張”者，等等桂冠。我對此是“不敢苟同”的，持否定態度的。我在為博士研究生講課時，闡明了對李鴻章研究的學風、評價標準及其主要表現等問題，由他們記錄整理成《關於李鴻章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接著又在上海《社會科學報》（1989年6月29日）發表了“答記者問”的談話。該淡話的結束語中是這樣說的：
“李鴻章除有自己的特殊經歷，如外交、軍事等之外，在近代化問題上，基本與洋務運動的規律相同。即經濟上順應了歷史發展趨勢，政治上違反了變封建專制為民主立憲的時代要求。這樣，有些桂冠就戴不到李鴻章的頭上。他雖有御外侮願望，但簽訂了那麼多屈辱條約，怎麼可稱之為愛國主義者？應該變而不變，堅持封建專制制度，怎麼可詡之為民主立憲主張者？‘師夷長枝’的實踐在李鴻章之前有林則徐、曾國藩等人，怎麼可以說是‘打了頭陣’或‘走第一步的帶頭人’？”
我這樣說，倒不是故意同“潮流”唱反調。事實上我是建國以來第一個較為實事求是的為李鴻章講幾句好話者。我在60年代初撰寫《李鴻章傳》時所作《李鴻章早期的洋務思想》一文中，在批判李氏錯誤的同時，對他作了三點肯定：（1）他有禦侮思想；（2）他積極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發展近代工業；（3）他預見到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在那時籠罩著“左”的氣氛中，在“賣國賊李鴻章”等一片叫罵聲中，該文理所當然地遭到批判。但我認為我的觀點是正確的，故在1985年出版的《晚清洋務運動研究》專集中，一字不改的將此文編入。真理超越一步就會變成謬誤。為李鴻章戴那麼些桂冠是不符合事實的，因而是過頭了。尤其是從“賣國賦”一變為“愛國主義者”的180度大轉彎是如此。現在就此問題展開必要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