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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在太平軍占領區逃亡出來的人員中，首先是地主分子，這些地主分子在太平軍被鎮壓後，有的回到自己的家鄉重理舊業；有的地主家族將逃亡時攜帶出去的金銀細軟，投於城市工商業；有的人雖仍在農村經營土地，但對城布工商業的投資興趣增大，逐步成為地主兼資本家。常州的盛康、盛宣懷父子，鎮江的戴恆，無錫的楊宗濂、楊宗瀚兄弟，不都是江蘇地主官紳家族最早投資於近代工商業的一批人嗎？而這與太平天國革命的客觀影響是分不開的。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既是作為太平天國對立面而興起，卻又是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太平天國規劃實行而未能實行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
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
洋務運動與中國資本主義是什麼關係，從本書全書看，已比較明確地表現出：在洋務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雖對資本主義也有消極作用的一面，但促進作用是主要的方面。為了正確理解洋務運動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進步作用，得先對中國資本主義性質作一正確的認識。
在過去多年來，學術界習慣地把中國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兩種類型，認為前者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混血兒，是反動的，應予否定，其起源是清政府所辦軍用工業、民用工業；後者則是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立面產生和發展的，具有進步性，應予以肯定。我認為，這種分法是不科學的。我在前幾年即曾說過：“不管是官僚、買辦、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資的官辦企業，……都是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立面出現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依據這個論點，洋務派所辦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與一般所講的“民族資本主義”一樣，都具有民族的性格。先從洋務軍用工業談起。其一，洋務軍用工業的創辦，固然是為了鎮壓人民革命運動，但也有御外侮的意圖，到19世紀70年初期以後人民革命被鎮壓下去，階級矛盾相對緩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這個“意圖”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即軍用產品主要用來抵禦外侮。其二，農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關於這個問題，已為多數史學工作者所公認。
因為它有著商品價值、自由勞動力和必然產生剩餘價值的規律性，茲不贅述。這裡只強調談一下它與外國軍火的競爭性及其導致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問題。
資本主義有著與一切對手競爭的性格。洋務派辦軍火工廠的動機除便於使用外，就是要做到產品比之向外洋購買便宜些，故在生產中，除如左宗棠為代表的要想全面學習西洋技術“雖費有所不辭”之外，一般軍用企業都必須“就動撥之款，核製成之數”，使產品價廉物美。這就意味著它與外國資本主義是相對立的。要做到軍火的價廉，單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經濟核算，諸如高效率、低消耗，還遠不能達到目的，而必須在投產之前取得廉價的原料、燃料才行。
如果軍火不買外洋昂貴的成品，卻去購買外國鋼、鐵、鉛、銅等昂貴的金屬原料和煤炭等燃料，以及支付這些產品高昂的運輸費用，也是達不到“敵洋產”的目的的。因此，洋務派考慮到自己創辦和發展輪船航運和煤、鐵、鉛、銅等礦的開採和冶煉。於是，1872年籌建輪船招商局，1875年掀起開採和冶煉煤、鐵、銅、鉛等礦的高潮，籌建鐵路也開始議論，以便逐漸得到所需廉價原料、燃料和較為低廉的運輸費用。這表明近代軍用工業與洋務民用工業企業有著內在的經濟規律的聯繫，而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明顯的是為了致富以追逐剩餘價值和高額利潤。這樣，洋務派舉辦的近代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企業，構成了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整體。這個“整體”固有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一面，也是與封建主義統治相對立的。後者的“對立”，洋務官僚們是沒有意識到的，他們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卻不自覺地走向自己預期目的反面。而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對立，洋務官僚們卻是自覺的，本書有關各章敘述的無數事實表明，其鋒芒所指，目標是非常明確的。
現在著重闡述洋務民用企業與洋商競爭的成效。創辦輪船航運是為了“使我內河外海為利，不致力洋人占盡”。輪船招商局辦成之後，首先擠垮並收買了旗昌輪船公司，接著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輪船公司削價競爭的陰謀，迫使其坐在談判桌上簽訂幾次齊價合同，達到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架設電線辦電報局，是在外國大北、大東電報公司侵入沿海並向內地發展情況下開始的。其目的是要改變“反客為主”的局面，“以遏其機而社其漸”。稍事經營，果然奏效，通過競爭和談判，大北、大東不得不拆除吳淞和福廈旱線，其海線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於躉船之上。煤炭的開採是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興”，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鐵開採總局因官款官辦等原因以失敗告終外，基隆、開平等煤礦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鐵路的籌建，幾乎與洋商侵權是同步進行的，70—80年代的台灣基隆礦區鐵路，開平唐胥、津沽等鐵路的建成，90年代以號稱“中權幹路”的盧漢鐵路為始點，向東西南北延伸，比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趨、俄路南引。銀行的創辦也早已醞釀，主要競爭對象是外國在華設立的銀行，1897年辦成營業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集舉國之財”以支持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經濟樞紐的作用，使外國在中國的銀行多一勁敵。至於紡織等輕工業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既是作為太平天國對立面而興起，卻又是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太平天國規劃實行而未能實行的資本主義經濟。
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
二、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
洋務運動與中國資本主義是什麼關係，從本書全書看，已比較明確地表現出：在洋務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雖對資本主義也有消極作用的一面，但促進作用是主要的方面。為了正確理解洋務運動促使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的進步作用，得先對中國資本主義性質作一正確的認識。
在過去多年來，學術界習慣地把中國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兩種類型，認為前者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混血兒，是反動的，應予否定，其起源是清政府所辦軍用工業、民用工業；後者則是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立面產生和發展的，具有進步性，應予以肯定。我認為，這種分法是不科學的。我在前幾年即曾說過：“不管是官僚、買辦、商人乃至清政府投資的官辦企業，……都是作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立面出現和存在的，因此它具有民族性。”依據這個論點，洋務派所辦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與一般所講的“民族資本主義”一樣，都具有民族的性格。先從洋務軍用工業談起。其一，洋務軍用工業的創辦，固然是為了鎮壓人民革命運動，但也有御外侮的意圖，到19世紀70年初期以後人民革命被鎮壓下去，階級矛盾相對緩和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這個“意圖”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即軍用產品主要用來抵禦外侮。其二，農具有資本主義性質。關於這個問題，已為多數史學工作者所公認。
因為它有著商品價值、自由勞動力和必然產生剩餘價值的規律性，茲不贅述。這裡只強調談一下它與外國軍火的競爭性及其導致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問題。
資本主義有著與一切對手競爭的性格。洋務派辦軍火工廠的動機除便於使用外，就是要做到產品比之向外洋購買便宜些，故在生產中，除如左宗棠為代表的要想全面學習西洋技術“雖費有所不辭”之外，一般軍用企業都必須“就動撥之款，核製成之數”，使產品價廉物美。這就意味著它與外國資本主義是相對立的。要做到軍火的價廉，單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經濟核算，諸如高效率、低消耗，還遠不能達到目的，而必須在投產之前取得廉價的原料、燃料才行。
如果軍火不買外洋昂貴的成品，卻去購買外國鋼、鐵、鉛、銅等昂貴的金屬原料和煤炭等燃料，以及支付這些產品高昂的運輸費用，也是達不到“敵洋產”的目的的。因此，洋務派考慮到自己創辦和發展輪船航運和煤、鐵、鉛、銅等礦的開採和冶煉。於是，1872年籌建輪船招商局，1875年掀起開採和冶煉煤、鐵、銅、鉛等礦的高潮，籌建鐵路也開始議論，以便逐漸得到所需廉價原料、燃料和較為低廉的運輸費用。這表明近代軍用工業與洋務民用工業企業有著內在的經濟規律的聯繫，而民用工業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明顯的是為了致富以追逐剩餘價值和高額利潤。這樣，洋務派舉辦的近代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企業，構成了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整體。這個“整體”固有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一面，也是與封建主義統治相對立的。後者的“對立”，洋務官僚們是沒有意識到的，他們為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卻不自覺地走向自己預期目的反面。而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對立，洋務官僚們卻是自覺的，本書有關各章敘述的無數事實表明，其鋒芒所指，目標是非常明確的。
現在著重闡述洋務民用企業與洋商競爭的成效。創辦輪船航運是為了“使我內河外海為利，不致力洋人占盡”。輪船招商局辦成之後，首先擠垮並收買了旗昌輪船公司，接著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輪船公司削價競爭的陰謀，迫使其坐在談判桌上簽訂幾次齊價合同，達到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架設電線辦電報局，是在外國大北、大東電報公司侵入沿海並向內地發展情況下開始的。其目的是要改變“反客為主”的局面，“以遏其機而社其漸”。稍事經營，果然奏效，通過競爭和談判，大北、大東不得不拆除吳淞和福廈旱線，其海線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於躉船之上。煤炭的開採是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興”，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鐵開採總局因官款官辦等原因以失敗告終外，基隆、開平等煤礦基本上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鐵路的籌建，幾乎與洋商侵權是同步進行的，70—80年代的台灣基隆礦區鐵路，開平唐胥、津沽等鐵路的建成，90年代以號稱“中權幹路”的盧漢鐵路為始點，向東西南北延伸，比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趨、俄路南引。銀行的創辦也早已醞釀，主要競爭對象是外國在華設立的銀行，1897年辦成營業的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集舉國之財”以支持工商業的發展，起到了經濟樞紐的作用，使外國在中國的銀行多一勁敵。至於紡織等輕工業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