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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大金和西夏的使節也要求參加,皇太子趙惇直接告訴他們,由於幾十年的戰爭所遺留的創傷尚未撫平,此次爭辯勢必會涉及金宋兩國、西夏和大宋之間的關係,陳亮又是代表著堅決抗金的一派,只怕到時火藥味兒會很濃。

  聽了皇太子的話,金、夏使節只得放棄前去旁聽辯論的要求。實際上他們心中也有數,大宋朝野要求收復失地的呼聲一直未斷,而大金徹底滅亡宋朝的叫囂也從未真正停止過,完全靠雙方實力的危險平衡才保住的和平局面,到底能持續多久,只怕誰也不敢下定論。

  此次辯論也正是因為涉及了比較敏感的金宋關係,故而沒有公開進行,到底辯論的結果如何,外界也不知曉。

  只是,自從此次辯論之後,朱熹放下了自己一直以來反對變革和北伐的意見,不再在講學中提及關於金宋關係的任何見解;陳亮在這之後也沒有再如過去一樣的狂放,而是應皇太子之詔,成為了參與組建樞密院參謀機構的辛棄疾副手,開始正式參與朝政。

  朝廷並未對此次學術論戰給出個明確的結論,只是明令:今後省試和殿試依據傳統的儒家經典,不再固定一個或幾個學派的學說,參加考試的學子們可以儘管發揮,只要你能言之成據即可。

  對於原來高宗趙構時期“樹理學、打壓其他學派”的做法,皇太子趙惇很是不以為然,因為他覺得學術之爭靠的就是辯論,道理越辯越明,用權力去壓服或是認定,根本沒什麼意義。

  只要是在正常的學術討論範圍內,大家儘管暢所欲言、百家爭鳴,學說應該是可以兼容並蓄、共同發展的。對於各派之間的互相攻擊,朝廷反而應該進行制止。

  皇太子為原來被奸相蔡京等人列為“罪臣”的北宋名家蘇軾的文集作序,並讚揚其為人、學風,隨後奏請天子趙昚,追諡蘇軾“文忠”、其弟蘇轍“文定”,追贈蘇軾為太師,支持他所創立的蘇氏蜀學重新興起。

  此次辯論對大宋朝廷是個收攏人才的好機會,原本一些為了各種各樣原因不願意出仕的有才之人,此時大都來到了京師臨安。

  皇太子正式下旨召願意留在朝中任職的賢才從政,一大批在民間素有名望,卻因為科舉等原因無法入仕的賢才進入朝廷。雖然他們暫時擔任的都是一些閒職或低級的職務,卻為後面官制的變革準備了可供選擇的人才。

  第七節

  論戰之後,公開反對恢復中原和進行變革的聲音從此消失。就算有人對變革不滿,大家也是就事論事,不再僅僅是以祖宗規據或是傳統來進行反對,至少在反對的時候言之有物。

  本來在朝野瀰漫著的死摳儒家經典,蔑視實務、農商的空氣漸漸散去,空談性理的所謂“清談君子”沒有了市場。

  借著臨安雜術講座火爆的盛況,皇太子隨即宣布:在京師臨安設立國家級別的臨安公學,該學校專門負責教授“雜術”。一般學子只要能通過臨安公學的入學考試,就可以進入學校學習,在學習期間待遇和太學、國子監、臨安武校學員待遇相同。朝廷及各地官府與雜術相關的官吏在升職之時,都要到臨安公學接受培訓。

  臨安公學從此成為了大宋科學技術的集中之地,無數從它這裡畢業的學子把各種各樣的知識傳播開來。之後,在它基礎上設立的臨安公學院成為了大宋先進技術的研究核心,尤其是軍事技術。

  金和西夏、西方吐蕃各部都想得到臨安公學院的研究成果,環繞著臨安公學院也成為各國探子們鬥智鬥勇的舞台。

  隨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軍隊中的軍制改革進行的較為順利,中央的整個軍事體制改革也提上了日程,這是大家爭議較大的一塊。

  自高宗收取兵權以來,軍隊由朝廷掌握,又基本回到了原宋朝的舊體制上,高級將領無法直接領兵,一遇戰事,所有大臣都有權參與討論,決定領兵大將、軍事決策權,然後由皇帝決定。這種制度的好處,是徹底消滅了將領擁兵對皇權的威脅,也使得權責明確,可以保證軍隊的後勤供應和軍事技術的發展;弊端也很明顯,“將不知兵、兵不知將”,讓將領如何指揮?這樣的軍隊很難有戰鬥力。

  尤其是遇上沒什麼軍事素養又喜歡干預軍務的皇帝和文臣,有時,甚至以沒有軍事經驗的文臣和士家子弟領軍打仗,這仗就沒辦法打了!

  經過此次調整,兵部成為處理日常事務、人事、後勤的機構,沒有對軍隊的直接管理權;設元帥府,高級將領平時在元帥府任職,管理軍隊的訓練和調動,方便將領熟悉各支部隊的特點,戰時元帥府節制諸軍、統一全國軍事戰略指揮,但不得干涉政務;樞密院最終成了專門的參謀機構,負責平時的情報、戰事的建議,對軍事指揮有制衡之權。

  調兵權還掌握在皇帝的手中,一旦指派了高級將領擔任戰場的指揮官,同樣派出謀士團作為協助,戰場指揮權從此下放到負責指揮的將領手中,不再由皇帝干預。

  宰相和中樞官員平時可以通過兵部任命、罷免將領、各級軍事官員,制定軍事法規來調整軍務,但不能干涉具體的軍事指揮,徹底取消了文官對戰事進程的干預。

  在宋朝原來已經制定的《賞罰格條》基礎上,再由朝廷制定全面的軍法,保證軍隊訓練和後勤,以打造一支既忠於國家,又可以決勝疆場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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