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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免費書籍供應不足，還導致了大宋印刷業的一次巨大變革。
在此之前，大宋都是使用雕版印刷，耗費人力巨大，受到的限制也太大。雖然大宋號稱是人文匯集之地，但有能力出版自己著作的人還是少數，學術的討論和文化的發展受到了傳播方式的制約。
早在慶曆年間，臨安本地百姓畢昇就已經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一個是，由於活字印刷要變更很多設備，初期投資過大，一般的私人書坊承擔不起這個成本，官刻機構雖然沒什麼成本壓力，但往往不用趕時間，也沒這個需求；二是，紙張的質量一直不怎麼過關，無法適應活字印刷術，導致了它一直不得應用。
此次，皇太子所要追加的印數、種類實在太多，時間又緊，一時之間就算整個臨安的書坊全部開工也來不及。為了趕工期，就有人提出使用活字印刷術，初期慢一點，後面卻可以快的多。
皇太子趙惇在聽了工部官員的介紹之後，十分感興趣，下旨試用活字印刷，以確定它的實效。經過確認，活字印刷的優點明顯，遠勝雕版印刷，而且如今紙的質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已經能夠適應活字印刷的需要。於是，皇太子趙惇下令，以後的官刻機構逐步換成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術在它誕生近百年之後方才發揚光大，由於官方大量應用了它，引導了民間的風尚。民間書坊應用之後，使得印刷更為簡捷方便，出版業迅速擴張。
第六節
京師臨安原本就是民間書坊集中之地，但由於活字印刷術的應用，後期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出書成為普通人也可以進行的行為。臨安書坊開始向專業化發展，逐步分成了專印一類書籍的專業性書坊，也因此使得書的品質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久之後，臨安還出現了定期出版的民間坻報“簡冊”，專一向百姓通報以朝廷動向為主、兼顧商貿等的各種消息，受到了吏民百姓的歡迎。連朝廷後來也開始向民間書坊學習，每個月都發行一期《朝報》，專門講述朝廷的新政、軍事動向等等內容，用以引導民間的風尚，堅定大家振興國家的決心。
對於臨安城裡繁盛的印刷業，皇太子趙惇持支持的態度，只給它規定了一條：涉及到軍事技術、國家機密和謀反之意明顯的書籍不得刊印，更不得出口，否則以反叛罪論處！
為了保證這一點，涉及以上內容的書籍在刊印前，必須送交大理寺專設的審查司檢驗後才能出版。
大宋臨安所產書籍物美價廉，成為了最受歡迎的出口商品之一，遠銷各國、周邊各地，光這一項增加的賦稅收入，就抵得上臨安之前三年的賦稅。
而且，出口的書籍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周圍民族和國家，要在後世，大概會被人認為是“文化侵略”了。
但在這個時候，這些出口的書籍卻被周圍開始和已經漢化的國家、民族視為至寶。不少地方的學者、學生前來他們心目中的文化之都——臨安留學，學習漢家文化，倒也算是自修德政而傳播於外的實例。
可這樣的成績，卻是靠著一幫子腐儒們看不慣的奇技淫巧之術得到的，也實在是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辯論，儒家學術之爭集中在了兩點上：一是對儒家學說根本觀點的認識，在這個上面差別較大，但各個學派都出自於儒家文獻，還有可以調和的餘地，一時也爭不出個勝負來；二，就是對朝廷正在進行的改制、以及北上恢復中原的態度，在這第二點上，不同的認識可以說是針鋒相對。
在需不需要改革朝廷舊規和恢復中原的態度上，理學認為“自修德政”即可，整兵備戰是浪費資財和精力，反對恢復中原，把其所謂的“理”撥高到了能夠解決一切、無以復加的地步。
在對金的戰略上，開始朱熹還支持收復中原，但又要“無為而治”，反對為了強盛國力而改革舊政。之後，朱熹發生了轉變，堅持以“仁”治天下，不再贊成恢復舊河山。他一方面主張忠君死節，反對投降，另一方面又主張不戰不和，對朝廷進行的備戰，認為是浪費國家資財。
朱熹甚至對忠義郡王父女也頗有煩言，當初也是他故意向朝廷上書，變相指責孝賢皇后，惹出一場事端來。只是由於忠義郡王虞允文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太高，他還不太敢公開貶低，只是說虞允文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過於的執著了。
其他的三個影響力較大的學派卻都支持朝廷變革，希望大宋能恢復中原，極力主張抗金。在對金關係上，陳亮是最堅決的主戰派，提出：“江南不必憂，和議不必守，虜人（金朝）不足畏，書生之論不足憑”的四不主張，在民間的影響力頗大。
但理學在朝廷中的影響力，卻是其他三個學派所無法相比的。理學對外的思路，與一直掌控著朝廷大權的主和一派正好合拍，都是堅持偏安、反對變革。這也就是不少大臣並不支持理學的學術思想，但卻仍然會支持理學為儒學之首的重要原因。
朱熹和陳亮的辯論在京師臨安的太學之中舉行，吸引了士林之人的眼光。他們二人原本還是至友，後來因為雙方在學術和實務中的分歧日益加大，最後才成了對手。此次辯論，還是他們分道揚鑣之後第一次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