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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西安事變之圓滿解決，對當時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抗日戰爭的必要條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戰。根據當時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既定政策，沒有西安事變，則國府對日還得繼續「忍辱」，而忍辱又伊於胡「底」呢？以當年日本侵華的氣焰來推測，南京之抉擇在「抗戰」、在「忍辱」，其結果並無軒輊。所不同的只是：抗戰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沒有個西安事變，而國民黨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結果，則蔣公與國民黨在中國歷史上，將奚止「身敗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變對蔣公對國民黨，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閱於牆而外御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一統，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台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
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若說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便可把共產黨完全消滅，以後縱使貪污腐化，你傾我軋，仍然可以安享其錦繡河山，榮華富貴，把人民當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說夢吧！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編者注】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系作者為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作書序的刪節稿。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戰後影響歷史研究最大的一門學科，便是由杜威大師開山的「行為科學」（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這宗新學派的論學主旨則是「個性決定行為」。其「決定」的方式則是通過一種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機—反彈」（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連續反應的運作過程。這一過程的發展也是有其等級的：如果這一個性所決定的行為的行為者是一介匹夫，則其行為的結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於一家之內；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師，其影響便及於社會；如果他是個秉國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牽涉國計民生了；更上層樓，他如做了世界級的偉人，不得了，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岳公資政所領導發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Ｓ—Ｏ—Ｒ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廿世紀後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搞近代史專業的史學家，如今面對這樣一位重量級的歷史製造者，執簡在手，又怎樣去秉筆直書呢？
傳統史學中的「春秋之義」
老實說，上述西方這宗最新的學問，和我們東方最古老的孔孟教義，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至少兩者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矛盾。只是行為科學家只泛論人類社會行為變化之通則，內涵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個性或人性善惡的具體問題；而我國儒法兩家社會哲學的出發點，則基於具體的人性之為善為惡的問題。其實善惡的標準是人類智慧主觀地制訂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惡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別，只是兩種「七分天賦、三分環境」所養成的不同的人品罷了。
可是從實際政治運作的觀點來看，則有為有守的君子之間，亦何嘗沒有誤國之士；無所不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國用兵之才。既然這樣，我們觀察歷史人物，又如何落筆呢？所以我們傳統史家乃有所謂「春秋之義」，就是把他們的動機與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人物如動機純正、心際光明，則是國之瑰寶、民之聖賢，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責備賢者」而已，無傷大節。反之，小人當國，則不論成敗都是史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
曹操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安定漢末那個動亂社會是有其功勳的，但是曹操卻永遠是傳統史家筆下梟雄小人的代表。重視動機、藐視效果，斯之謂「誅心之論」——其功不可沒，而其心可誅，則終不足取也。我國傳統史學上這點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是值得我們承繼的。
不過傳統史學畢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碼，已嫌陳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夠科學。這就需要我們用現時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加以補充了。所以我們要把我國當代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在國族歷史上試為定位，那我們就得把古今中外歷史科學的法則與觀念攤開來比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總之，抗戰八年，實是我國家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兄弟閱於牆而外御其侮，這句古訓，在抗戰初期，真表現得刻骨銘心，為後世子孫，永留典範。筆者和一些老輩讀者們都是有親身體驗的過來人。我們那時親眼見到蔣公和國民黨的聲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這點史實，任何公正的歷史家，都不會否認。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沒有全國的大一統，沒有慘烈的武裝抗戰，則人事全非。一個獨裁專政的領袖，和一個忍辱含羞的政黨，在歷史舞台上以何種臉譜出現，我們寫歷史的人就很難妄測了。
蔣公和國民黨，當時有此聲望，有此契機，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賜良緣，來復興民族，重建國家。誰又想到八年苦戰之後竟落個派系傾軋、五子登科、關門自殺的局面，這又是誰之過歟！？若說沒有西安事變，國民黨便可把共產黨完全消滅，以後縱使貪污腐化，你傾我軋，仍然可以安享其錦繡河山，榮華富貴，把人民當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說夢吧！西安事變提早全民抗戰是真，使反對派的中共因此壯大也不假，但是說它毀滅了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那就過甚其辭了。
【編者注】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系作者為傅虹霖《張學良的政治生涯》所作書序的刪節稿。
張學良將軍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戰後影響歷史研究最大的一門學科，便是由杜威大師開山的「行為科學」（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這宗新學派的論學主旨則是「個性決定行為」。其「決定」的方式則是通過一種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機—反彈」（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連續反應的運作過程。這一過程的發展也是有其等級的：如果這一個性所決定的行為的行為者是一介匹夫，則其行為的結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於一家之內；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師，其影響便及於社會；如果他是個秉國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牽涉國計民生了；更上層樓，他如做了世界級的偉人，不得了，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與人歸，由張岳公資政所領導發起、群賢共祝九秩大慶的漢卿張學良將軍，便是這樣一位世界級的歷史偉人，他的個性所決定的行為，就關係全人類的禍福。事實上，他那顆火熱熱的、老而彌篤的赤子之心所鑄造的個性，再通過Ｓ—Ｏ—Ｒ的過程所「反彈」出來的社會行為，就部分地改寫了廿世紀後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盤地改寫了同一時期的中國近代史。我們搞近代史專業的史學家，如今面對這樣一位重量級的歷史製造者，執簡在手，又怎樣去秉筆直書呢？
傳統史學中的「春秋之義」
老實說，上述西方這宗最新的學問，和我們東方最古老的孔孟教義，基本上是殊途同歸的，至少兩者之間並沒有原則上的矛盾。只是行為科學家只泛論人類社會行為變化之通則，內涵是抽象的，沒有涉及個性或人性善惡的具體問題；而我國儒法兩家社會哲學的出發點，則基於具體的人性之為善為惡的問題。其實善惡的標準是人類智慧主觀地制訂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惡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別，只是兩種「七分天賦、三分環境」所養成的不同的人品罷了。
可是從實際政治運作的觀點來看，則有為有守的君子之間，亦何嘗沒有誤國之士；無所不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國用兵之才。既然這樣，我們觀察歷史人物，又如何落筆呢？所以我們傳統史家乃有所謂「春秋之義」，就是把他們的動機與效果分開，不以成敗論英雄。歷史人物如動機純正、心際光明，則是國之瑰寶、民之聖賢，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責備賢者」而已，無傷大節。反之，小人當國，則不論成敗都是史家口誅筆伐的對象了。
曹操說：「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他對安定漢末那個動亂社會是有其功勳的，但是曹操卻永遠是傳統史家筆下梟雄小人的代表。重視動機、藐視效果，斯之謂「誅心之論」——其功不可沒，而其心可誅，則終不足取也。我國傳統史學上這點臧否人物的道德標準，是值得我們承繼的。
不過傳統史學畢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碼，已嫌陳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夠科學。這就需要我們用現時新興的社會科學的法則來加以補充了。所以我們要把我國當代世界級的民族英雄在國族歷史上試為定位，那我們就得把古今中外歷史科學的法則與觀念攤開來比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