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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朱元璋不允許各地藩王進京，可崇禎卻是讓人進京而不得。一位古代史學家說，明只一帝，太祖是也。這話非常有道理。因為朱元璋對後代的所有囑咐，後代人都沒有遵從。比如不允許宦官干政，明朝的宦官是中國歷史上鬧得最凶的；比如要對同姓王友好，可明成祖和後來的宣宗皇帝，都對藩王進行強有力的壓迫；比如在做事風格上，朱元璋的暴戾舉世無雙，他的後代卻把這種暴戾用反了，以消極的暴戾來治理大明朝。
和朱元璋的遺囑一樣，崇禎皇帝對自己的自責和對李自成的"懇求"最終都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雖然在後來，許多士大夫對崇禎皇帝身死社稷的行為表示出了極大的讚賞。但他們不過是懷念明朝而已，真正頭腦清晰的士大夫還是對崇禎皇帝十七年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為，聽他說，大明若亡，是無天理；看他做事，大明若不亡，是無天理。
李自成不能尊重他的遺囑，只能說明這個農民沒有當皇帝的命，同時也說明了崇禎的幼稚。
應該寫給誰
客觀上看，明王朝樹敵過多，是其最大的要害。努爾哈赤為報明將領殺祖、殺父之仇，於萬曆年間向大明王朝進攻。崇禎初年，因天災和人禍（朝廷過度徵發），陝北農民起義軍蜂擁而起，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敵。歷覽中國的所有朝代，沒有一個王朝如大明朝一樣，在同時對付兩個敵人。一個是起義軍，另外一個是滿洲人。從歷史經驗來看，即使是對付一股力量，許多王朝都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更何況是兩股力量的左右夾擊呢！偉大的戰略家、兵部尚書楊嗣昌曾提出"高招"--攘外必先安內，但做起來實在太難，由於各種因素的干擾，使得安內的力量總是為外敵所牽制。崇禎九年（1636年）至十一年（1638年）間，農民軍受到明朝將領盧象升、洪承疇等人的合力圍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崇禎皇帝寫給楊嗣昌的送行詩軍南下襲明，威脅京師。盧、洪大軍先後被抽調到抗清前線，後來兩人一死一降，使起義軍得以借喘息之機東山再起。崇禎十三年（1640年）冬，李自成離開蟄伏多時的陝南山區，挺進中原，五戰五捷，大敗明軍，並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率大軍東征，直搗北京。可見，因人力、物力有限，明王朝既安不了內，更攘不了外，最終在內外夾擊下走向滅亡。
細究起來，清軍這個敵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崇禎皇帝的祖宗製造的；而諸如李自成等造反大軍的崛起，一方面可能是老天爺故意要與新皇帝作對--從崇禎皇帝登基伊始，陝北的災荒就十分嚴重，更主要的原因是萬曆以來的朝政荒廢以及對清作戰需要大量軍費，不斷的"加派"使得民不聊生--仍是祖宗種下的禍根。可以說，崇禎皇帝的命真是太苦了。他的祖父萬曆皇帝，還有他的"木匠哥哥"天啟皇帝荒淫、怠政，都是十足的亡國之君，卻在享盡清福後壽終正寢。崇禎為收拾萬曆、天啟留下的爛攤子不遺餘力，登基十七年，日夜操勞，寢食難安，最終的結局卻是走上煤山，把腦袋伸進了繩套里。
實際上崇禎皇帝最難對付的並非是外敵和起義軍，而是朝廷中的大臣。儘管他一舉消滅了魏忠賢閹黨，卻無法根除黨爭的土壤，到後來，他甚至培養這種土壤。十七年裡官僚們意氣用事，黨同伐異，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殘殺的悲劇和醜劇。崇禎皇帝在臨死時痛心疾首地說過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可見，一個皇帝倘若不是對大臣太恨之入骨，豈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假如明朝君臣能夠同心同德，一致抗敵，或許不至於輸得這樣慘，結果卻是事與願違。袁崇煥受命收復遼東，還沒與清軍作戰，卻先導演了一場"同室操戈"的悲劇：他用先斬後奏的手段殺死駐守在鴨綠江口皮島的總兵毛文龍，實際上解除了毛文龍長期以來對清軍的牽製作用，為皇太極發兵南下提供了極佳的機會。後來清軍入關的三大先鋒就全是毛文龍手下的強將。袁崇煥的下場比毛文龍還慘，由於皇帝聽信謠言，加上朝中某些官員的誣陷，袁崇煥以"賣國欺君"之罪被凌遲處死。《崇禎十七年》中說，崇禎皇帝"自斬手足，自毀長城，以後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遼事更加難以收拾"。《明史》給出定論："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決矣。"
既然力主抗敵的皇帝、官僚都難以左右自己的命運，那麼，由他們主宰的大明王朝又怎能逃脫覆滅的下場？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上演的既是明王朝的悲劇，也是明朝君臣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和民族的悲劇。從大時代的角度來看，世界歷史舞台的那一面，西方各強國紛紛崛起，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而號稱"天朝"的中國大地上卻在血雨腥風地自相殘殺，重演那延續了幾千年的改朝換代。
最後，站在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崇禎皇帝的悲嘆不是沒有來由的。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集權制發揮到極致，但從百姓的立場出發，他是一位好皇帝。他重典治國，在官吏銓敘、考核、監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嚴密的制度。可到明朝中後期，皇帝的素質與品德逐漸下降，整個國家機器日趨失靈，這些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是必然的。大明官場賄賂盛行，官員開始大肆貪污受賄。到了崇禎時期，已是積重難返，連崇禎自己都不得不哀嘆："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
和朱元璋的遺囑一樣，崇禎皇帝對自己的自責和對李自成的"懇求"最終都沒有得到任何回應。雖然在後來，許多士大夫對崇禎皇帝身死社稷的行為表示出了極大的讚賞。但他們不過是懷念明朝而已，真正頭腦清晰的士大夫還是對崇禎皇帝十七年的所作所為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們認為，聽他說，大明若亡，是無天理；看他做事，大明若不亡，是無天理。
李自成不能尊重他的遺囑，只能說明這個農民沒有當皇帝的命，同時也說明了崇禎的幼稚。
應該寫給誰
客觀上看，明王朝樹敵過多，是其最大的要害。努爾哈赤為報明將領殺祖、殺父之仇，於萬曆年間向大明王朝進攻。崇禎初年，因天災和人禍（朝廷過度徵發），陝北農民起義軍蜂擁而起，致使明王朝腹背受敵。歷覽中國的所有朝代，沒有一個王朝如大明朝一樣，在同時對付兩個敵人。一個是起義軍，另外一個是滿洲人。從歷史經驗來看，即使是對付一股力量，許多王朝都無法取得最後的勝利，更何況是兩股力量的左右夾擊呢！偉大的戰略家、兵部尚書楊嗣昌曾提出"高招"--攘外必先安內，但做起來實在太難，由於各種因素的干擾，使得安內的力量總是為外敵所牽制。崇禎九年（1636年）至十一年（1638年）間，農民軍受到明朝將領盧象升、洪承疇等人的合力圍剿，幾臨滅頂之災。可遼東的清崇禎皇帝寫給楊嗣昌的送行詩軍南下襲明，威脅京師。盧、洪大軍先後被抽調到抗清前線，後來兩人一死一降，使起義軍得以借喘息之機東山再起。崇禎十三年（1640年）冬，李自成離開蟄伏多時的陝南山區，挺進中原，五戰五捷，大敗明軍，並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率大軍東征，直搗北京。可見，因人力、物力有限，明王朝既安不了內，更攘不了外，最終在內外夾擊下走向滅亡。
細究起來，清軍這個敵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崇禎皇帝的祖宗製造的；而諸如李自成等造反大軍的崛起，一方面可能是老天爺故意要與新皇帝作對--從崇禎皇帝登基伊始，陝北的災荒就十分嚴重，更主要的原因是萬曆以來的朝政荒廢以及對清作戰需要大量軍費，不斷的"加派"使得民不聊生--仍是祖宗種下的禍根。可以說，崇禎皇帝的命真是太苦了。他的祖父萬曆皇帝，還有他的"木匠哥哥"天啟皇帝荒淫、怠政，都是十足的亡國之君，卻在享盡清福後壽終正寢。崇禎為收拾萬曆、天啟留下的爛攤子不遺餘力，登基十七年，日夜操勞，寢食難安，最終的結局卻是走上煤山，把腦袋伸進了繩套里。
實際上崇禎皇帝最難對付的並非是外敵和起義軍，而是朝廷中的大臣。儘管他一舉消滅了魏忠賢閹黨，卻無法根除黨爭的土壤，到後來，他甚至培養這種土壤。十七年裡官僚們意氣用事，黨同伐異，演出了一幕幕自相殘殺的悲劇和醜劇。崇禎皇帝在臨死時痛心疾首地說過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為亡國之臣！"可見，一個皇帝倘若不是對大臣太恨之入骨，豈能說出這樣的話來！
假如明朝君臣能夠同心同德，一致抗敵，或許不至於輸得這樣慘，結果卻是事與願違。袁崇煥受命收復遼東，還沒與清軍作戰，卻先導演了一場"同室操戈"的悲劇：他用先斬後奏的手段殺死駐守在鴨綠江口皮島的總兵毛文龍，實際上解除了毛文龍長期以來對清軍的牽製作用，為皇太極發兵南下提供了極佳的機會。後來清軍入關的三大先鋒就全是毛文龍手下的強將。袁崇煥的下場比毛文龍還慘，由於皇帝聽信謠言，加上朝中某些官員的誣陷，袁崇煥以"賣國欺君"之罪被凌遲處死。《崇禎十七年》中說，崇禎皇帝"自斬手足，自毀長城，以後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遼事更加難以收拾"。《明史》給出定論："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決矣。"
既然力主抗敵的皇帝、官僚都難以左右自己的命運，那麼，由他們主宰的大明王朝又怎能逃脫覆滅的下場？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上演的既是明王朝的悲劇，也是明朝君臣的悲劇，更是時代的悲劇和民族的悲劇。從大時代的角度來看，世界歷史舞台的那一面，西方各強國紛紛崛起，開啟了世界現代化的進程。而號稱"天朝"的中國大地上卻在血雨腥風地自相殘殺，重演那延續了幾千年的改朝換代。
最後，站在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崇禎皇帝的悲嘆不是沒有來由的。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將集權制發揮到極致，但從百姓的立場出發，他是一位好皇帝。他重典治國，在官吏銓敘、考核、監督方面也制定了一套嚴密的制度。可到明朝中後期，皇帝的素質與品德逐漸下降，整個國家機器日趨失靈，這些制度遭到嚴重破壞是必然的。大明官場賄賂盛行，官員開始大肆貪污受賄。到了崇禎時期，已是積重難返，連崇禎自己都不得不哀嘆："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