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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是不幸值此「轉型」時代,千年不變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須轉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現狀既然維持不易,那時清廷亦曾有進退二策。進則師秦始皇之故事,廢封建、立郡縣,改土歸流。徙韓王於國內,使半島郡縣化。然大清積弱,自身難保,此策斷難執行。退則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國全部撤退,任朝鮮自主獨立。無奈此策亦不可行。蓋朝鮮斯時無獨立條件,而五帝環伺。宗邦遽撤,則朝鮮必淪為列強之殖民地。
如此進退兩難,則只有讓那位卑權重的袁世凱去作個小班超,在五強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斯時五帝的駐韓公使,都以「欽差」自命。縱是北美合眾國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稱欽差。——周旋於五大帝國主義的欽差之間,我們這個只有三品頂戴的小班超,真也難為他了。——最後落荒而走,形勢之必然,非戰之罪也。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四、六於北美洲
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後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漫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滅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竟也胡塗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干一泡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麼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嘆服。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後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鎮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布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於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於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頭搭計程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台語「地下電台」。余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後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有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台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瀋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作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余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
如此進退兩難,則只有讓那位卑權重的袁世凱去作個小班超,在五強之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斯時五帝的駐韓公使,都以「欽差」自命。縱是北美合眾國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稱欽差。——周旋於五大帝國主義的欽差之間,我們這個只有三品頂戴的小班超,真也難為他了。——最後落荒而走,形勢之必然,非戰之罪也。擲筆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四、六於北美洲
亂世抓槍桿、有槍便有權
袁世凱的一生事業是在朝鮮開始的。在朝鮮他雖然鎩羽而返,但所學到的本領和累積的經驗,卻是其後畢生事業的基礎。
舉其大者:袁在朝鮮學會了與東、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領。在他那個時代,漫說是與洋人辦外交、耍國際政治,一般政客對洋人都是一無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務,便手忙腳亂,亂來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災難也是至為慘痛。筆者在另篇談「八國聯軍」之役,就說過大學士老進士徐桐父子,因不諳外情,便弄出滅門之禍(一家女眷十八人集體自殺)!那時的西太后和她的親貴四人幫,竟也胡塗到對十一個帝國主義同時「宣戰」的程度──這都是對洋人毫無所知;一旦面臨緊急情況,便方寸大亂,胡干一泡的結果。可是袁世凱經過朝鮮那一段,他就是個「洋務專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會那麼胡來了。
比洋務更為重要的則是袁世凱在朝鮮也學會了帶兵和練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鮮為韓王練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現代化親軍,使藩邦朝野大為嘆服。韓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韓軍總司令,還送他美女四人以為獎勵呢。
二十幾歲的袁老四,一個科考落第的秀才,哪來這大本領呢?說穿了也沒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凱,我們還得看看轉型之前的中國舊式兵制。──須知咱中國人搞軍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將兵。你看諸葛亮,連匹馬也不會騎。指揮大軍作戰不用指揮刀,卻坐著獨輪車,用把鵝毛扇,搖來搖去。等到上帝寵召了,那個「死諸葛」,還能嚇退「生仲達(司馬懿)」呢!──這個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國重文輕武傳統中,文人的驕傲和牛皮;誰知到了清朝,它竟變成了事實和制度!
原來在公元一六四四年,當那位不祥的人物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時,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萬人。後來再加上「漢軍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過二十四旗。最高額亦不足十五萬。那時中國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億(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億。十五萬「旗兵」何能統治上億的「漢民」呢?所以清初的「外來政權」,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衛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職業軍人的衛所二級,為地方警衛武裝,以維持各省治安,「以漢治漢」。──這一大明遺規,我們今日還剩個「威海﹃衛﹄」。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衛」;今日南京還有個孝陵衛。國府統治大陸時代,縣以下的鄉村政府叫區公「所」,和鄉、鎮公「所」。用的都還是明代的老名稱。
這種舊衛所所轄的漢兵,在明原為國防軍,約一百萬人;在清就變成各省區糧餉自籌的保安隊了。此一省防軍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綠營」。清初各省共有綠營兵六十六萬人;中葉稍減。分布地區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師)及邊陲地區為重,內部較少;安徽最少,不足萬人。(見「清史稿、兵志」)
這一綠營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亂」(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後,清室乃蓄意約束;綠營之中,將不專兵。省級指揮官,提督、總兵等皆受制於科甲出身的文職官員的總督和巡撫;而督撫之間又相互制衡。這就逐漸變成清代重文輕武,以文人將兵的傳統制度了。其後不但「綠營」如此,連「八旗」都統,亦更調頻繁,將不專兵。
清廷這種重文輕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嚴肅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禍首吳三桂那樣的武將專兵的漢族藩鎮,永不再見於大清帝國。──走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頭搭計程車的趣事。在行車途中,那位青年司機正在收聽台語「地下電台」。余亦傾耳細聽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個字卻聽得極為清晰,那就是「……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吳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頗為不解。後來聽朋友相告,說我的哥大小友有民進黨籍的張旭成博士也曾說過,所有在台灣的「大陸人」,都是吳三桂。聞之不禁大笑。──歷史的發展,真是日月如梭。時間和歷史自會解決其「歷史問題」。很快的這些目前小故事,就會變成歷史上的小掌故,供讀史者笑樂一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這也是個歷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總之,清廷這一重文輕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結果,不但漢族再無瀋鎮專兵,連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滿蒙武夫,亦漸染漢習,以不文為可恥,而搖頭晃腦去作起詩來,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無聊文人,去乘勢投機,攀援權貴。余讀「隨園詩話」,有時就要出而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