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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巧合，甚至在當時，就有3個相互獨立的高級小組正在研究美國海軍未來的體制以及所謂的“海上革命”的影響。“海上革命”一詞是約瑟夫·梅特卡夫三世海軍中將首先提出的，指的是在今後10年中，特別是在里根的年代裡美國海軍的技術發展狀況。這些發展意味著，軍艦作戰的空間已經大大增加：
“向上，”梅特卡夫說，“至10萬英尺高空，即達到今天的艦對空飛彈的打擊高度；……向外，巡航飛彈的射程可以達到1200英里；向下，可至數千英尺，達到潛艇的最大下潛深度。”
“文森尼斯”號事件之後進行的調查用了很長時間，而且十分詳盡，調查的結果也公之於眾。它能夠得出的唯一結論是，這是在緊張的戰鬥條件下無法避免的悲劇事件。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但這裡面也包含著一種可悲的譏諷。一艘軍艦能在遠比過去寬廣的空間範圍內作戰，但使之成為可能的技術進步卻存在著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陷，即到頭來，從這個空間獲得的大量情報必須由人加以分析、判斷和決定行動。而這一事件表明，不管設備如何出色，操縱設備的人員接受過何等嚴格的訓練，人還是會像過去那樣出現差錯。
在里根執政的年代，人的另一種弱點以令人厭惡的間諜形式暴露於公眾面前。這裡所說的間諜不是指外交人員或記者進行“與他的地位不相稱”的工作——這是很正常的——而是指叛國者出售國家的機密以換取金錢，或純粹為了報復，甚至只是為了引起轟動效應。當20世紀80年代臨近結束時、人們認為這是“間諜的10年”。這種意志薄弱的人並非美國海軍所獨有，陸軍和空軍中也發現了這種人，但海軍中的間諜要比其他部門多。
或許間諜中最可憐的是塞繆爾·L·莫里森。他是塞繆爾·E·莫里森海軍少將的孫子。而莫里森海軍少將又是羅斯福總統親自選定來撰寫美國海軍在二戰中作用的歷史學家。但年輕的莫里森在馬里蘭州海軍情報支援中心擔任分析員期間，把建成一半的蘇聯航空母艦“提比里西”號的衛星照片賣給了英國的《簡氏防務周刊》。照片沒有向蘇聯提供任何他們所不知道的情況(除美國衛星照片清晰度很高外)，但這些照片是高度機密的。看來莫里森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該雜誌編輯的地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運用這種方法來和他的祖父競賽，是很悲哀的。他所得到的是兩年的監禁和名譽掃地。
可以肯定，這10年中最具有嘲諷意味的間諜是約翰·A·小沃克。“如果我獲准接觸機密，”他在被逮捕後說，“就會使它大放異彩。”過去17年來，他一直領導著一個包括他的兄弟阿瑟、他的兒子麥可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傑里·惠特沃思的間諜網。這個間諜網的情況後來被新聞媒介廣泛報導。3個年齡較大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麥可·沃克的量刑較輕，判處25年徒刑，因為他的父親在一次抗辯中，作為主要證人，提出了不利於惠特沃思的證據。對於惠特沃思來說，他無法期望獲得朋友的忠誠，因為後者以對他的故意背叛為樂。
從海軍和全國的觀點來看，這一案件的最糟糕之處並不在於背叛國家這一簡單的事實，而是在於不可能準確地估計損失的程度。在1985年到1988年期間，根據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後來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助理蓋茨的看法：“我們……發現我們的國防和情報機構遭到了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滲透。”這不是胡思亂想的結果，那些間諜也不是創造或臆想出來的；而且儘管已經逮捕了許多間諜，他的話還可以用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加以解釋，即：只要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間諜就會繼續出現。但或許在80年代後期，美國的軍隊已經變得更加善於發現間諜。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海軍中的間諜要比其他部隊中多的原因。或許，在破獲間諜方面，海軍比其他軍種更加能幹。
因此，在海軍進入到第三個100年時，它看來完全同往常一樣：仍在學習新的作戰方法；仍在為爭取預算而戰鬥；仍在保衛國家在海外的利益；仍在竭力保守秘密。原則仍然是一樣的，自1775年以來就沒有改變。只是分量加重了。
但是，海軍的發展是多麼驚人啊！從1776年在尚普蘭湖被英國人擊沉的小小“費城”號，到1975年95000噸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從1783年謝菲爾德勳爵說“美國人……不能妄稱有一支海軍”，到1940年羅斯福決定派遣50艘逾齡的驅逐艦“以解英國的燃眉之急”，從而使“倫敦朝野歡欣鼓舞”。到1989年，美國海軍剛剛跨入第三個100年(而且已經完全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由風帆到蒸汽到核動力)不久，它已經成為世界上進行戰爭和維護和平的一支最強大的力量。
第二十四章在“海克力斯之柱”以外
地中海得名於古羅馬時代，當時人們把它看作是已知世界的正中央。在同一時期，直布羅陀海峽，這一西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狹窄出口處，被稱作“海克力斯之柱”——北柱是直布羅陀岩礁本身，南柱為摩洛哥岬，即今天的休達。兩柱相隔僅11英里左右，因此，海峽的寬度僅為6英里。鑑於它標誌著封閉的、幾乎波浪不起的地中海的終端，“海克力斯之柱”當時被視為可以安全航行的終點；航行到“海克力斯之柱”以外則意味著駛入陌生的水域，可能遇到危險，而且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數。1989年夏天，一股未曾預料到的越來越強大的潮流自東方襲來，美國海軍駛近了它自己的“海克力斯之柱”，並且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開始了一次駛向未知世界的航行。
“向上，”梅特卡夫說，“至10萬英尺高空，即達到今天的艦對空飛彈的打擊高度；……向外，巡航飛彈的射程可以達到1200英里；向下，可至數千英尺，達到潛艇的最大下潛深度。”
“文森尼斯”號事件之後進行的調查用了很長時間，而且十分詳盡，調查的結果也公之於眾。它能夠得出的唯一結論是，這是在緊張的戰鬥條件下無法避免的悲劇事件。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但這裡面也包含著一種可悲的譏諷。一艘軍艦能在遠比過去寬廣的空間範圍內作戰，但使之成為可能的技術進步卻存在著一個無法克服的缺陷，即到頭來，從這個空間獲得的大量情報必須由人加以分析、判斷和決定行動。而這一事件表明，不管設備如何出色，操縱設備的人員接受過何等嚴格的訓練，人還是會像過去那樣出現差錯。
在里根執政的年代，人的另一種弱點以令人厭惡的間諜形式暴露於公眾面前。這裡所說的間諜不是指外交人員或記者進行“與他的地位不相稱”的工作——這是很正常的——而是指叛國者出售國家的機密以換取金錢，或純粹為了報復，甚至只是為了引起轟動效應。當20世紀80年代臨近結束時、人們認為這是“間諜的10年”。這種意志薄弱的人並非美國海軍所獨有，陸軍和空軍中也發現了這種人，但海軍中的間諜要比其他部門多。
或許間諜中最可憐的是塞繆爾·L·莫里森。他是塞繆爾·E·莫里森海軍少將的孫子。而莫里森海軍少將又是羅斯福總統親自選定來撰寫美國海軍在二戰中作用的歷史學家。但年輕的莫里森在馬里蘭州海軍情報支援中心擔任分析員期間，把建成一半的蘇聯航空母艦“提比里西”號的衛星照片賣給了英國的《簡氏防務周刊》。照片沒有向蘇聯提供任何他們所不知道的情況(除美國衛星照片清晰度很高外)，但這些照片是高度機密的。看來莫里森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該雜誌編輯的地位。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運用這種方法來和他的祖父競賽，是很悲哀的。他所得到的是兩年的監禁和名譽掃地。
可以肯定，這10年中最具有嘲諷意味的間諜是約翰·A·小沃克。“如果我獲准接觸機密，”他在被逮捕後說，“就會使它大放異彩。”過去17年來，他一直領導著一個包括他的兄弟阿瑟、他的兒子麥可和他的最要好的朋友傑里·惠特沃思的間諜網。這個間諜網的情況後來被新聞媒介廣泛報導。3個年齡較大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麥可·沃克的量刑較輕，判處25年徒刑，因為他的父親在一次抗辯中，作為主要證人，提出了不利於惠特沃思的證據。對於惠特沃思來說，他無法期望獲得朋友的忠誠，因為後者以對他的故意背叛為樂。
從海軍和全國的觀點來看，這一案件的最糟糕之處並不在於背叛國家這一簡單的事實，而是在於不可能準確地估計損失的程度。在1985年到1988年期間，根據前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後來布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助理蓋茨的看法：“我們……發現我們的國防和情報機構遭到了自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滲透。”這不是胡思亂想的結果，那些間諜也不是創造或臆想出來的；而且儘管已經逮捕了許多間諜，他的話還可以用一種更加積極的方式加以解釋，即：只要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間諜就會繼續出現。但或許在80年代後期，美國的軍隊已經變得更加善於發現間諜。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海軍中的間諜要比其他部隊中多的原因。或許，在破獲間諜方面，海軍比其他軍種更加能幹。
因此，在海軍進入到第三個100年時，它看來完全同往常一樣：仍在學習新的作戰方法；仍在為爭取預算而戰鬥；仍在保衛國家在海外的利益；仍在竭力保守秘密。原則仍然是一樣的，自1775年以來就沒有改變。只是分量加重了。
但是，海軍的發展是多麼驚人啊！從1776年在尚普蘭湖被英國人擊沉的小小“費城”號，到1975年95000噸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從1783年謝菲爾德勳爵說“美國人……不能妄稱有一支海軍”，到1940年羅斯福決定派遣50艘逾齡的驅逐艦“以解英國的燃眉之急”，從而使“倫敦朝野歡欣鼓舞”。到1989年，美國海軍剛剛跨入第三個100年(而且已經完全進入第三個階段，即由風帆到蒸汽到核動力)不久，它已經成為世界上進行戰爭和維護和平的一支最強大的力量。
第二十四章在“海克力斯之柱”以外
地中海得名於古羅馬時代，當時人們把它看作是已知世界的正中央。在同一時期，直布羅陀海峽，這一西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狹窄出口處，被稱作“海克力斯之柱”——北柱是直布羅陀岩礁本身，南柱為摩洛哥岬，即今天的休達。兩柱相隔僅11英里左右，因此，海峽的寬度僅為6英里。鑑於它標誌著封閉的、幾乎波浪不起的地中海的終端，“海克力斯之柱”當時被視為可以安全航行的終點；航行到“海克力斯之柱”以外則意味著駛入陌生的水域，可能遇到危險，而且前面的一切都是未知數。1989年夏天，一股未曾預料到的越來越強大的潮流自東方襲來，美國海軍駛近了它自己的“海克力斯之柱”，並且發現自己不由自主地開始了一次駛向未知世界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