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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訊員罵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著又惡狠狠地對他說：“不管你承認不承認，照樣殺你的頭！”
楊奠坤心想要殺就殺吧，反正自己也活夠了。與其這樣活著，不如去黃泉路上見自己的好兄長楊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灣日本軍事法庭對楊奠坤等人進行公開宣判。楊奠坤因為剛患了一場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來，只好由兩名憲兵架著他走進法庭。他模模糊糊地聽到：楊奠坤因參加蘇聯派遣的破壞團進行反對皇軍的活動，被判處8年徒刑。首犯蘇聯人喬琪被判處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隨後楊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監獄。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關押近5年的楊奠坤終於獲釋出獄。隨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被轉送到青浦的新四軍淞滬支隊根據地。不久，楊奠坤轉入華東局，又開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謀略放火團”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2月，蘇聯，莫斯科。
阿爾巴特街茲納緬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樓的寬大房間中，代理情報部長謝苗·彼得洛維奇·烏里茨基將軍從辦公桌後走了出來。他滿頭黑髮，黝黑的臉膛兒，鬍髭修得很窄，一雙棕色的眼睛閃著聰慧、堅毅的目光。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站在他身旁註視著他。
烏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說道：“瓦西里，你記錄一下。”他思索片刻說道，“鑑於日本軍閥在滿洲地區不斷地加緊對蘇聯的敵對行動，我命令：滿洲境內的各個情報小組應以空前的熱情行動起來，破壞日軍的軍事設施及交通，給日本軍閥以沉重的打擊。各小組均獨立作戰，不發生任何聯繫。每個小組以作戰成績來進行獎勵的評定。”
廖雯初見烏里茨基停頓下來，便問道：“將軍同志，您還有指示麼？”
烏里茨基微笑道：“沒有了，親愛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發報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夾，轉身離開了烏里茨基的辦公室。
廖雯初，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時被錯捕，遣往蘇北科美自治共和國勞動改造。在中共中央的過問和關懷下，1951年回國，恢復中共黨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研究員。1964年病逝。
第2節 “滿洲”第一情報組
“自昭和九年秋開始，前後經過七年時間，依靠極端暴戾的抗日意識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聯繫頑固而巧妙的組織網，以智能的、化學的手段睨視日、滿、中樞軸要港——大連地區及以此為中心的各地國防用材，已完成百餘件令人為之戰慄的謀略破壞工作，並進一步企圖向滿洲、支那的重要地區及朝鮮、日本本國的重要城市加強和擴展其潛在勢力，逐步而斷然地實行對重要設施的破壞工作，以達到其攪亂後方，使日本的勢力衰減，進而消耗日本軍隊活力陰謀。這一暗中活躍的陰謀組織，便是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
這是1941年2月6日，大連《日日新聞》發表的一篇題為“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大檢舉”文章的部分內容。其中被日寇稱之為“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就是共產國際國際情報組織（實為蘇軍總參情報部）領導的“國際抗日行動隊”。
1934年7月23日，剛剛從蘇聯歸來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紀守先來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館，秘密會見了國際情報組織中國地區負責人A.鮑威爾。
A.鮑威爾，蘇軍少將，總參情報部情報專家，以美國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鎮上海，指揮中國境內各情報組織的工作。
鮑威爾向紀守先下達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連為中心的國際情報組織，對日軍後方基地進行最猛烈的破壞。同時他讓紀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譯，全權處理各地情報組織的工作事宜。
這樣，從工作代號上被稱作“滿洲第一情報組”的情報組織開始了活動。
由於A.鮑威爾的極度信任，情報組織的工作部署、人員調動、經費分發等都由紀守先來完成。各地情報匯報也要經過紀守先，爾後再上報鮑威爾。黃振先為天津地區負責人，兼上海、天津、大連的交通聯絡員；趙國文為大連地區負責人，兼管安東；李志賢為安東地區負責人，後兼管營口；營口地區的負責人是安得利；旅順地區的負責人是李壽山。A.鮑威爾還向日本大阪、神戶、長崎和朝鮮派遣情報人員。1934年夏，各地情報組織負責人各自就位後。A.鮑威爾曾數次聽取紀守先的工作匯報。他指示各地，特別是大連，要迅速擴大組織，發展情報隊伍、大力進行放火爆破活動。
1934年夏，國際情報組織派進大連地區的第一個負責人是趙國文。
趙國文，1912年2月生於河北省昌黎縣一個店員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親一起遷居吉林。第二年母親病逝，入哈爾濱第一孤兒院， 1925年靠公費入濱江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加入抗日鐵血救國團。後又加入李海清義勇軍、東北民眾救國軍等抗日組織。1932年返回哈爾濱，經北滿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王北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入黨。後經楊奠坤介紹，於1933年12月赴蘇聯受訓。回國後即被派到大連開展工作。
楊奠坤心想要殺就殺吧，反正自己也活夠了。與其這樣活著，不如去黃泉路上見自己的好兄長楊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灣日本軍事法庭對楊奠坤等人進行公開宣判。楊奠坤因為剛患了一場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來，只好由兩名憲兵架著他走進法庭。他模模糊糊地聽到：楊奠坤因參加蘇聯派遣的破壞團進行反對皇軍的活動，被判處8年徒刑。首犯蘇聯人喬琪被判處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隨後楊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監獄。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在中共上海地下黨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關押近5年的楊奠坤終於獲釋出獄。隨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被轉送到青浦的新四軍淞滬支隊根據地。不久，楊奠坤轉入華東局，又開始了新的工作。
第七章 “謀略放火團”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2月，蘇聯，莫斯科。
阿爾巴特街茲納緬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樓的寬大房間中，代理情報部長謝苗·彼得洛維奇·烏里茨基將軍從辦公桌後走了出來。他滿頭黑髮，黝黑的臉膛兒，鬍髭修得很窄，一雙棕色的眼睛閃著聰慧、堅毅的目光。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站在他身旁註視著他。
烏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說道：“瓦西里，你記錄一下。”他思索片刻說道，“鑑於日本軍閥在滿洲地區不斷地加緊對蘇聯的敵對行動，我命令：滿洲境內的各個情報小組應以空前的熱情行動起來，破壞日軍的軍事設施及交通，給日本軍閥以沉重的打擊。各小組均獨立作戰，不發生任何聯繫。每個小組以作戰成績來進行獎勵的評定。”
廖雯初見烏里茨基停頓下來，便問道：“將軍同志，您還有指示麼？”
烏里茨基微笑道：“沒有了，親愛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發報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夾，轉身離開了烏里茨基的辦公室。
廖雯初，1938年蘇聯肅反擴大化時被錯捕，遣往蘇北科美自治共和國勞動改造。在中共中央的過問和關懷下，1951年回國，恢復中共黨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研究員。1964年病逝。
第2節 “滿洲”第一情報組
“自昭和九年秋開始，前後經過七年時間，依靠極端暴戾的抗日意識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聯繫頑固而巧妙的組織網，以智能的、化學的手段睨視日、滿、中樞軸要港——大連地區及以此為中心的各地國防用材，已完成百餘件令人為之戰慄的謀略破壞工作，並進一步企圖向滿洲、支那的重要地區及朝鮮、日本本國的重要城市加強和擴展其潛在勢力，逐步而斷然地實行對重要設施的破壞工作，以達到其攪亂後方，使日本的勢力衰減，進而消耗日本軍隊活力陰謀。這一暗中活躍的陰謀組織，便是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
這是1941年2月6日，大連《日日新聞》發表的一篇題為“對日謀略放火破壞團大檢舉”文章的部分內容。其中被日寇稱之為“可憎的對日大謀略放火破壞團”，就是共產國際國際情報組織（實為蘇軍總參情報部）領導的“國際抗日行動隊”。
1934年7月23日，剛剛從蘇聯歸來的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紀守先來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館，秘密會見了國際情報組織中國地區負責人A.鮑威爾。
A.鮑威爾，蘇軍少將，總參情報部情報專家，以美國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鎮上海，指揮中國境內各情報組織的工作。
鮑威爾向紀守先下達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連為中心的國際情報組織，對日軍後方基地進行最猛烈的破壞。同時他讓紀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譯，全權處理各地情報組織的工作事宜。
這樣，從工作代號上被稱作“滿洲第一情報組”的情報組織開始了活動。
由於A.鮑威爾的極度信任，情報組織的工作部署、人員調動、經費分發等都由紀守先來完成。各地情報匯報也要經過紀守先，爾後再上報鮑威爾。黃振先為天津地區負責人，兼上海、天津、大連的交通聯絡員；趙國文為大連地區負責人，兼管安東；李志賢為安東地區負責人，後兼管營口；營口地區的負責人是安得利；旅順地區的負責人是李壽山。A.鮑威爾還向日本大阪、神戶、長崎和朝鮮派遣情報人員。1934年夏，各地情報組織負責人各自就位後。A.鮑威爾曾數次聽取紀守先的工作匯報。他指示各地，特別是大連，要迅速擴大組織，發展情報隊伍、大力進行放火爆破活動。
1934年夏，國際情報組織派進大連地區的第一個負責人是趙國文。
趙國文，1912年2月生於河北省昌黎縣一個店員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親一起遷居吉林。第二年母親病逝，入哈爾濱第一孤兒院， 1925年靠公費入濱江第一師範。“九·一八”事變後，加入抗日鐵血救國團。後又加入李海清義勇軍、東北民眾救國軍等抗日組織。1932年返回哈爾濱，經北滿國際情報組織成員王北君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入黨。後經楊奠坤介紹，於1933年12月赴蘇聯受訓。回國後即被派到大連開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