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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越獄逃走，震動了整個“滿洲國”，此案相關的責任人都受到了嚴厲的處置。日本憲兵隊、日本特務機關、偽滿警察廳從上到下都開展了“自查”活動，進行深刻反省。
日本憲兵隊哀嘆“本來對王方一夥陰謀集團的審訊，已致暴露恐怖組織的一部分活動本質。但不幸隨著王方的逃跑，對此探明暫時受挫”。
第六章 與特高課周旋的人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1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古老的俄式房間內，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別爾津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副處長阿爾布拉莫夫、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三人圍坐在壁爐旁取暖，壁爐內烘烤著幾個香噴噴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遞給別爾津，“別爾津同志，據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期間，史達林命令您親自向他傳授諜報經驗，用於指導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這回事嗎？”
別爾津接過白薯，說道：“是的，當時我代表聯共（布）中央提出的無產階級情報偵察部門的四項任務和一項基本原則，聽說後來對中共偵察部門很有幫助。”
阿爾布拉莫夫也取出一個白薯說：“這件事我記得，四項任務是：1.打入敵人內部；2.搜集情報；3.懲罰叛徒；4.籌集經費。一項原則：偵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絕對不能用於黨內鬥爭。您還特別強調這是列寧和捷爾任斯基制定的。”
別爾津用嘴吹了吹熱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國同志很能幹，他們有許多優秀的同志在我們這裡受訓，將來都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剝開白薯皮說道：“別爾津同志，瓦爾德爾和古斯達夫已經在中國展開工作了，聽說成績不錯。”
別爾津吃著白薯說：“我熟悉他們兩個，他們不會令我們失望的。”
阿爾布拉莫夫說：“是的，他們都經過戰爭的考驗，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和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相信會不辱使命的。”
別爾津微笑地點了點頭，站起來掏出手帕擦了擦嘴，來到窗前，注視著外面紛紛揚揚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向他襲來……
1938年7月，別爾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別爾津是蘇聯現代軍事偵察體系的締造者。1929年，由於共產國際的影響迅速擴大，紅軍得以吸收大量充滿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歐洲各國職業革命家加入偵察部門，“二戰”時著名的佐爾格偵察小組和“紅色樂隊”就是別爾津在30年代初親手布建的。同時，別爾津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情報偵察部門的指導者，他的遇害是當時蘇聯情報系統的一大損失，其消極後果在日後很快體現出來。
第2節 “滿洲”第二情報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雖然還有陣陣寒意，但從海河上吹來的春風已讓人感到了一絲溫暖。
天津火車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動。身穿和服的日本僑民不時地耀武揚威地走過，行人對之抱以鄙視的目光。
車站廣場的西南角停著一輛半新不舊的“福特”牌汽車。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輕人正焦急地站在車旁，不時向出站口張望。
此人便是肩負重任的國際情報組織天津地區負責人楊奠坤，代號瓦爾德爾。
隨著出站口湧出大批旅客，一個風塵僕僕的中年人出現在他的視線。楊奠坤幾步走上前去，親切地拉住他的手說道：“你……終於來了。”然後用手一指，“快上車吧。”
這個中年人就是楊奠坤的助手張逸仙，代號古斯達夫。
張逸仙緊緊握了一下楊奠坤的手，眼裡閃著喜悅的淚花。兩人向“福特”轎車走去。
轎車啟動，駛向了英租界。
轎車停在英租界17號路寶華里一幢樓房前，楊奠坤、張逸仙拎著行李進入樓內。
兩人來到一間收拾得很乾淨的房間裡。
楊奠坤拿起臉盆，用暖水瓶倒了些開水，“來，老張，洗洗風塵吧。”
張逸仙脫去外衣走過去洗臉，坐在一旁的楊奠坤發現他走路有點瘸，不禁問道：“老張，怎麼搞的，你的腳？”
“嗨，別提了，一言難盡。”張逸仙一邊洗臉一邊說，“越境的時候，我穿的那個大氈靴太彆扭了，走起路來一腳高一腳低的。沒走幾步‘咣喳’一下踩進水坑裡，拖出來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這樣，等我到哈爾濱的時候，右腳三個腳趾已經變黑，後來到醫院就割掉了。”
“老張，你可遭罪了。”楊奠坤關切地說。
入夜，兩人將窗簾放下，只開一盞檯燈，開始研究工作。
楊奠坤開口說：“明天，我得趕快去見我們的領導人。他叫伊萬諾夫，是總參情報部的一名少將，現在蘇聯駐天津領事館坐鎮指揮。”
張逸仙說道：“莫斯科情報學校的中國學員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歸他領導。”
“不會的，”楊奠坤分析道，“總參情報部遠東指揮部設在上海，估計至少有二三個‘格柏烏’的情報軍官在那裡指揮。學員們遍布關里關外，基本上自成系統，各自為戰。”
日本憲兵隊哀嘆“本來對王方一夥陰謀集團的審訊，已致暴露恐怖組織的一部分活動本質。但不幸隨著王方的逃跑，對此探明暫時受挫”。
第六章 與特高課周旋的人
第1節 在莫斯科總部
1936年1月，蘇聯，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區。
古老的俄式房間內，紅軍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別爾津和共產國際國際聯絡處副處長阿爾布拉莫夫、共產國際情報局中國情報員廖雯初三人圍坐在壁爐旁取暖，壁爐內烘烤著幾個香噴噴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遞給別爾津，“別爾津同志，據說，1928年周恩來同志在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期間，史達林命令您親自向他傳授諜報經驗，用於指導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這回事嗎？”
別爾津接過白薯，說道：“是的，當時我代表聯共（布）中央提出的無產階級情報偵察部門的四項任務和一項基本原則，聽說後來對中共偵察部門很有幫助。”
阿爾布拉莫夫也取出一個白薯說：“這件事我記得，四項任務是：1.打入敵人內部；2.搜集情報；3.懲罰叛徒；4.籌集經費。一項原則：偵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絕對不能用於黨內鬥爭。您還特別強調這是列寧和捷爾任斯基制定的。”
別爾津用嘴吹了吹熱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國同志很能幹，他們有許多優秀的同志在我們這裡受訓，將來都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剝開白薯皮說道：“別爾津同志，瓦爾德爾和古斯達夫已經在中國展開工作了，聽說成績不錯。”
別爾津吃著白薯說：“我熟悉他們兩個，他們不會令我們失望的。”
阿爾布拉莫夫說：“是的，他們都經過戰爭的考驗，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和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相信會不辱使命的。”
別爾津微笑地點了點頭，站起來掏出手帕擦了擦嘴，來到窗前，注視著外面紛紛揚揚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向他襲來……
1938年7月，別爾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別爾津是蘇聯現代軍事偵察體系的締造者。1929年，由於共產國際的影響迅速擴大，紅軍得以吸收大量充滿革命理想和堅定信念的歐洲各國職業革命家加入偵察部門，“二戰”時著名的佐爾格偵察小組和“紅色樂隊”就是別爾津在30年代初親手布建的。同時，別爾津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建情報偵察部門的指導者，他的遇害是當時蘇聯情報系統的一大損失，其消極後果在日後很快體現出來。
第2節 “滿洲”第二情報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雖然還有陣陣寒意，但從海河上吹來的春風已讓人感到了一絲溫暖。
天津火車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動。身穿和服的日本僑民不時地耀武揚威地走過，行人對之抱以鄙視的目光。
車站廣場的西南角停著一輛半新不舊的“福特”牌汽車。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輕人正焦急地站在車旁，不時向出站口張望。
此人便是肩負重任的國際情報組織天津地區負責人楊奠坤，代號瓦爾德爾。
隨著出站口湧出大批旅客，一個風塵僕僕的中年人出現在他的視線。楊奠坤幾步走上前去，親切地拉住他的手說道：“你……終於來了。”然後用手一指，“快上車吧。”
這個中年人就是楊奠坤的助手張逸仙，代號古斯達夫。
張逸仙緊緊握了一下楊奠坤的手，眼裡閃著喜悅的淚花。兩人向“福特”轎車走去。
轎車啟動，駛向了英租界。
轎車停在英租界17號路寶華里一幢樓房前，楊奠坤、張逸仙拎著行李進入樓內。
兩人來到一間收拾得很乾淨的房間裡。
楊奠坤拿起臉盆，用暖水瓶倒了些開水，“來，老張，洗洗風塵吧。”
張逸仙脫去外衣走過去洗臉，坐在一旁的楊奠坤發現他走路有點瘸，不禁問道：“老張，怎麼搞的，你的腳？”
“嗨，別提了，一言難盡。”張逸仙一邊洗臉一邊說，“越境的時候，我穿的那個大氈靴太彆扭了，走起路來一腳高一腳低的。沒走幾步‘咣喳’一下踩進水坑裡，拖出來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這樣，等我到哈爾濱的時候，右腳三個腳趾已經變黑，後來到醫院就割掉了。”
“老張，你可遭罪了。”楊奠坤關切地說。
入夜，兩人將窗簾放下，只開一盞檯燈，開始研究工作。
楊奠坤開口說：“明天，我得趕快去見我們的領導人。他叫伊萬諾夫，是總參情報部的一名少將，現在蘇聯駐天津領事館坐鎮指揮。”
張逸仙說道：“莫斯科情報學校的中國學員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歸他領導。”
“不會的，”楊奠坤分析道，“總參情報部遠東指揮部設在上海，估計至少有二三個‘格柏烏’的情報軍官在那裡指揮。學員們遍布關里關外，基本上自成系統，各自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