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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美國人認為是為別人作出“犧牲”的事，在其它文化中都被看作是相互交換。它或者被看作是投資，以後會得到回報；或者是對以前受之於人的等值報償。在這類國度里，甚至父子關係也是這樣。父親對兒子在幼年的照顧，兒子應在父親的晚年或身後回報。每一件事務上的關係也都是一種民間契約，它往往要求保證對等，一方承擔庇護的義務，另一方則承擔服務的義務。只要對雙方都有利，誰也不認為自己承擔的義務是一種“犧牲”。
在日本，為他人服務，其背後的強制力當然也是相互的，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在等級關係上彼此承當相輔相成的責任。這樣自我犧牲的道德地位與美國迥然不同。日本人對基督教傳教士關於自我犧牲的說教總是特別反對。他們極力主張，有道德的人不應當把為別人服務看作是壓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對我說：“當我們做了你們稱之為自我犧牲的事情時，我們則覺得是自己願意做的，或者認為那樣做是對的。我們絕不感到遺憾。不管我們實際上為別人作了多大犧牲，我們也不認為，這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或者認為應當受到回報。”象日本人那樣以續密細緻的相互義務作為核心來組織社會生活，當然不理會這裡面有什麼“自我犧牲”。他們要求自己履行極端的義務，而傳統的關於相互義務的強制力，則阻礙他們持有“自我憐憫”和“自以為是”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個人主義競爭的國家中是極易出現的。
因此，美國人要想理解日本一般自我修養的習慣，就必須對美國的“自我訓練”（Self discipline）概念施行一番外科手術，把美國文化概念周圍所纏繞的“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和“壓抑”（frustration）贅生物割掉。在日本，一個人要成為出色的運動員就要進行自我修養，就象打橋牌一樣，毫不會意識到這種活動是“犧牲”。當然訓練是嚴格的，但這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剛生下來的嬰兒雖然十分“幸福”，卻沒有“體驗人生”的能力。只有經過精神訓練（或稱“自我修養”）才能生活得充裕，獲得“體驗人生”的能力。這種說法通常被譯作“只有這樣才能享受人生的樂趣”（only sohe can enjoy life）。修養能鍛鍊丹田（自制力之所在），而使人生更加開闊。
日本培養“能力”的自我修養，其理由在於能改善他本人駕馭生活的能力。他們說，修養初期，人們也許感到難以忍受，但這種感覺不久就會消失，因為他終究會享受其中的樂趣，否則就會拋棄修養。徒弟要在商業上出色地發揮作用，少年要學習“柔道”，媳婦要學習適應婆婆的要求。在訓練的最初階段，不習慣於新要求的人想避開這種修養，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時，他們的父親就會教訓說：“你希望的是什麼？要體會人生，就必須接受一些訓練；如果放棄修養，今後肯定會不愉快。如果陷入這種處境而遭受社會上議論，我是不會袒護你的。”用他們常用的說法，修養就是磨掉“身上的鏽’。它會使人變成一把鋒利的刀。這當然是他們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強調自我修養對自己有利，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道德律時常要求的極端行為不是真正的嚴重壓抑、以及這種壓抑不會導致攻擊性的衝動。對這種區別，美國人在遊戲和體育活動中是能理解的。橋牌選手為了打好牌，絕不會抱怨必須作出的自我犧牲，絕不會把為了成為專家而花費的時間看成“壓抑”。儘管如此，醫生們說，在下大注賭錢或爭奪冠軍賽時，精力高度集中與胃潰瘍及身體過度緊張是有關聯的。日本人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不過，由於相互義務觀念的強制力以及人們堅信自我修養對自己有利，致使日本人容易接受許多美國人難以忍受的行為。他們遠比美國人更加注意力能勝任的行為，而不為自己找藉口，也不象我們那樣經常把生活的不滿歸咎於別人。他們也不會由於沒有得到美國人所謂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常常沉湎於自憐。他們已被訓練得比美國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鏽”。
“圓熟”是比培養“能力”更高的自我修養境界。這類修養的技巧，西方人只靠閱讀日本人所寫的有關著作是不大容易懂的，而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西方學者又往往不太重視它。他們有時稱之為“怪癖”。一位法國學者在著作中認為完全是“無視常識”，說最講究修養的教派——禪宗是“集嚴肅的荒謬之大成”。可是，日本人企圖通過這種技巧所要達到的目標卻絕非不可理解。探討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闡明日本人的精神駕馭術。
日語中有一系列詞彙表達自我修養達到“圓熟”者的精神境界。這些詞彙有些用於演員，有些用於宗教信徒，有些用於劍術家，有些用於演說家、畫家以及茶道宗師。它們一般都有同樣的含義。我僅舉其中的一個詞：“無我”。這是禪宗用語，在上流階層中很流行。它所表達的“圓熟”境界是指在意志與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的體驗。不管它是世俗的經驗，還是宗教的經驗，猶如電流從陽極放出，直接流入陰極。沒有達到圓熟境界的人，在意志與行動之間則仿佛有一塊絕緣板。日本人把這個障礙稱作“觀我”、“妨我”。經過特別訓練消除了這種障礙之後，“圓熟”者就完全意識不到“我正在做什麼”，好象電流在電路中自由流動，不需用力。這種境界就是“一點”（0ne—pointed），行為與行為者內心所描寫的形象完全一致。
在日本，為他人服務，其背後的強制力當然也是相互的，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在等級關係上彼此承當相輔相成的責任。這樣自我犧牲的道德地位與美國迥然不同。日本人對基督教傳教士關於自我犧牲的說教總是特別反對。他們極力主張，有道德的人不應當把為別人服務看作是壓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對我說：“當我們做了你們稱之為自我犧牲的事情時，我們則覺得是自己願意做的，或者認為那樣做是對的。我們絕不感到遺憾。不管我們實際上為別人作了多大犧牲，我們也不認為，這是為了提高我們的精神境界，或者認為應當受到回報。”象日本人那樣以續密細緻的相互義務作為核心來組織社會生活，當然不理會這裡面有什麼“自我犧牲”。他們要求自己履行極端的義務，而傳統的關於相互義務的強制力，則阻礙他們持有“自我憐憫”和“自以為是”的感情，這種感情在個人主義競爭的國家中是極易出現的。
因此，美國人要想理解日本一般自我修養的習慣，就必須對美國的“自我訓練”（Self discipline）概念施行一番外科手術，把美國文化概念周圍所纏繞的“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和“壓抑”（frustration）贅生物割掉。在日本，一個人要成為出色的運動員就要進行自我修養，就象打橋牌一樣，毫不會意識到這種活動是“犧牲”。當然訓練是嚴格的，但這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剛生下來的嬰兒雖然十分“幸福”，卻沒有“體驗人生”的能力。只有經過精神訓練（或稱“自我修養”）才能生活得充裕，獲得“體驗人生”的能力。這種說法通常被譯作“只有這樣才能享受人生的樂趣”（only sohe can enjoy life）。修養能鍛鍊丹田（自制力之所在），而使人生更加開闊。
日本培養“能力”的自我修養，其理由在於能改善他本人駕馭生活的能力。他們說，修養初期，人們也許感到難以忍受，但這種感覺不久就會消失，因為他終究會享受其中的樂趣，否則就會拋棄修養。徒弟要在商業上出色地發揮作用，少年要學習“柔道”，媳婦要學習適應婆婆的要求。在訓練的最初階段，不習慣於新要求的人想避開這種修養，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時，他們的父親就會教訓說：“你希望的是什麼？要體會人生，就必須接受一些訓練；如果放棄修養，今後肯定會不愉快。如果陷入這種處境而遭受社會上議論，我是不會袒護你的。”用他們常用的說法，修養就是磨掉“身上的鏽’。它會使人變成一把鋒利的刀。這當然是他們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強調自我修養對自己有利，並不意味著他們的道德律時常要求的極端行為不是真正的嚴重壓抑、以及這種壓抑不會導致攻擊性的衝動。對這種區別，美國人在遊戲和體育活動中是能理解的。橋牌選手為了打好牌，絕不會抱怨必須作出的自我犧牲，絕不會把為了成為專家而花費的時間看成“壓抑”。儘管如此，醫生們說，在下大注賭錢或爭奪冠軍賽時，精力高度集中與胃潰瘍及身體過度緊張是有關聯的。日本人也發生過同樣的事情。不過，由於相互義務觀念的強制力以及人們堅信自我修養對自己有利，致使日本人容易接受許多美國人難以忍受的行為。他們遠比美國人更加注意力能勝任的行為，而不為自己找藉口，也不象我們那樣經常把生活的不滿歸咎於別人。他們也不會由於沒有得到美國人所謂的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常常沉湎於自憐。他們已被訓練得比美國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鏽”。
“圓熟”是比培養“能力”更高的自我修養境界。這類修養的技巧，西方人只靠閱讀日本人所寫的有關著作是不大容易懂的，而專門研究這個問題的西方學者又往往不太重視它。他們有時稱之為“怪癖”。一位法國學者在著作中認為完全是“無視常識”，說最講究修養的教派——禪宗是“集嚴肅的荒謬之大成”。可是，日本人企圖通過這種技巧所要達到的目標卻絕非不可理解。探討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闡明日本人的精神駕馭術。
日語中有一系列詞彙表達自我修養達到“圓熟”者的精神境界。這些詞彙有些用於演員，有些用於宗教信徒，有些用於劍術家，有些用於演說家、畫家以及茶道宗師。它們一般都有同樣的含義。我僅舉其中的一個詞：“無我”。這是禪宗用語，在上流階層中很流行。它所表達的“圓熟”境界是指在意志與行動之間“毫無障礙，纖發悉除”的體驗。不管它是世俗的經驗，還是宗教的經驗，猶如電流從陽極放出，直接流入陰極。沒有達到圓熟境界的人，在意志與行動之間則仿佛有一塊絕緣板。日本人把這個障礙稱作“觀我”、“妨我”。經過特別訓練消除了這種障礙之後，“圓熟”者就完全意識不到“我正在做什麼”，好象電流在電路中自由流動，不需用力。這種境界就是“一點”（0ne—pointed），行為與行為者內心所描寫的形象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