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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男人可以挑選一位妓女，與妓院簽訂契約，作為她唯一的保護人，而妓女則成為其情婦。這種婦女受契約的保護。對於女侍或女店員則可以不簽訂契約而使之成為情婦，這種“自願情婦”最無保障。她們才大體是通過戀愛與男對象結合的，卻被排除於公認的“義務世界”之外。當日本人讀到美國關於年輕婦女被情人拋棄，“嬰兒繞膝”。悲傷失意的故事或詩歌時，他們會把這些私生子的母親與日本的“自願情婦”視為等同。
同性戀也是傳統“人情”的一部分。在舊時代的日本，同性戀是武土、僧侶等上層人物公認的一種享樂。明治時期，日本為了贏得西洋人的讚許，宣布許多舊習為非法時，同性戀也規定要懲處。但是，至今這種習慣卻仍被認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鄭重對待，只是必須把它限制在一定範圍，不能妨礙家庭關係。因而不必擔心會出現西方人所說的那種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變成”同性戀愛者的危險，雖然有的日本男人自願當職業男妓。對於美國存在著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戀的被動角色，日本人感到特別吃驚。在日本，成年男子選擇少年為對象。對於成人來說，扮演被動角色認為有損人格。日本人有他們自己的界線（什麼事可以做而不傷害自尊），不過他們的界線與我們的不同。
酗酒也是被允許的“人情”之一。對美國人發誓要絕對禁酒，日本人認為是西方的怪行奇想。對於我們地方上舉行投票號召禁酒的運動，他們也這樣看待。飲酒是一種樂趣，任何正常的人都不會反對，但它只是一種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絕不會為它所困。按照他們的看法，正如不必擔心會變成同性戀愛者一樣，也不必擔心會成為醉鬼，強制防止酒精中毒也確實沒有成為日本的社會問題。喝酒是一種愉快的消遺，因此，家庭，以至社會都並不嫌惡醉酒的人。他不會胡來，也沒有人認為他會打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見的是，縱情歌舞，排除嚴格的禮儀束縛，無拘無束地暢飲。在城市的酒宴上，人們則喜歡坐在對方的膝蓋上。
古板的日本人嚴格區別飲酒和吃飯。在農村的宴會上，如果誰開始吃飯，就意味著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於另一個“世界”，對這兩個“世界”區別得很清楚。在自己家裡，他有時也在飯後飲酒，但絕不會一邊飲酒一邊吃飯，而是先享受一種，再享受另一種。
甚至他們的神也顯然如此兼具善惡兩性。他們的最著名的神素盞鳴尊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這位男神對其姐姐極為粗暴，在西方神話中可能把他定為魔鬼。天照大種懷疑素盞鳴尊到自己住房來的動機不良，想把他趕到屋外。於是，他放肆地胡鬧，在天照大神的大飯廳里亂拉大便，而大神與侍者正在飯廳里舉行嘗新儀式。他毀壞稻田的田埂，這是滔天大罪。最壞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競然在姐神的臥室的上端挖個窟窿，從中投入“倒剝皮”的斑駒（即男性生殖器。由於素盞鳴尊幹了這些壞事，受到諸神的審判，被處以重刑，趕出天國，放逐到“黑暗之國”。可是，他仍然是日本眾神中一位招人喜愛的神，受到應有的尊敬。這樣的神在世界神話中雖不罕見，但在高級的倫理性宗教中，這種神則被排除在外，因為把超自然的東西劃成善惡兩個集團，以分清黑白是非，更符合善與惡的宇宙鬥爭哲學。
日本人始終明確地否認，德行包含同惡進行鬥爭。正如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們幾百年來所不斷闡述的，認為這種道德律不適合於日本。他們大聲宣布，這正證明日本人道德的優越。他們說，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的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發現其所不足。他們說，“這種道德律對中國人是好的，因為中國人的劣根性需要這種人為的約束手段。”十八世紀偉大神道家本居宣長就是這樣說的。④近代的佛教家及國家主義指導者們也就同樣的題目發表著述或舉行講演。他們說，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資信賴，沒有必要與自己性惡的一半進行鬥爭，只需要洗淨心靈的窗口，使自己的舉止適合各種場合。如果它允許自身污穢，其污穢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會再度生輝。日本的佛教哲學比其它任何國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張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經之中，而在於打開自己的悟性和清淨無塵的心靈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懷疑心靈中的發現呢？惡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基督教聖經《詩篇》中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沒有這種神學，他們沒有關於人的墮落的說教。“人情”是天賜幸福，不應譴責。無論是哲學家還是農民都不譴責。
美國人聽到這些似乎認為，它必將導致一種自我放縱的縱慾哲學。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義務規定為人生的最高任務。他們完全承認，報恩就是意味著犧牲個人慾望和享樂。他們認為，把追求幸福當作人生重大目標的思想是令人吃驚的、不道德的。當能夠耽溺其中時，幸福只是一種消遣，如果鄭重對待，以幸福與否作為判斷國家和家庭的標準，那是不可思議的。人們履行“忠”、“孝”及“情義”的義務，要常常經受苦難，這是他們早己想到的。這雖然使人生艱苦，但他們有充分準備。他們經常放棄自己毫不以為是壞事的享樂，這需要有堅強的意志，而這種堅強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稱頌的美德。
同性戀也是傳統“人情”的一部分。在舊時代的日本，同性戀是武土、僧侶等上層人物公認的一種享樂。明治時期，日本為了贏得西洋人的讚許，宣布許多舊習為非法時，同性戀也規定要懲處。但是，至今這種習慣卻仍被認為是“人情之一”，不值得鄭重對待，只是必須把它限制在一定範圍，不能妨礙家庭關係。因而不必擔心會出現西方人所說的那種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變成”同性戀愛者的危險，雖然有的日本男人自願當職業男妓。對於美國存在著成年男子扮演同性戀的被動角色，日本人感到特別吃驚。在日本，成年男子選擇少年為對象。對於成人來說，扮演被動角色認為有損人格。日本人有他們自己的界線（什麼事可以做而不傷害自尊），不過他們的界線與我們的不同。
酗酒也是被允許的“人情”之一。對美國人發誓要絕對禁酒，日本人認為是西方的怪行奇想。對於我們地方上舉行投票號召禁酒的運動，他們也這樣看待。飲酒是一種樂趣，任何正常的人都不會反對，但它只是一種小消遣，因此正常的人也絕不會為它所困。按照他們的看法，正如不必擔心會變成同性戀愛者一樣，也不必擔心會成為醉鬼，強制防止酒精中毒也確實沒有成為日本的社會問題。喝酒是一種愉快的消遺，因此，家庭，以至社會都並不嫌惡醉酒的人。他不會胡來，也沒有人認為他會打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見的是，縱情歌舞，排除嚴格的禮儀束縛，無拘無束地暢飲。在城市的酒宴上，人們則喜歡坐在對方的膝蓋上。
古板的日本人嚴格區別飲酒和吃飯。在農村的宴會上，如果誰開始吃飯，就意味著他不再喝酒。他已涉足於另一個“世界”，對這兩個“世界”區別得很清楚。在自己家裡，他有時也在飯後飲酒，但絕不會一邊飲酒一邊吃飯，而是先享受一種，再享受另一種。
甚至他們的神也顯然如此兼具善惡兩性。他們的最著名的神素盞鳴尊是天照大神（女神）之弟，是“迅猛的男神”。這位男神對其姐姐極為粗暴，在西方神話中可能把他定為魔鬼。天照大種懷疑素盞鳴尊到自己住房來的動機不良，想把他趕到屋外。於是，他放肆地胡鬧，在天照大神的大飯廳里亂拉大便，而大神與侍者正在飯廳里舉行嘗新儀式。他毀壞稻田的田埂，這是滔天大罪。最壞的，也是西方人最不可理解的是，他競然在姐神的臥室的上端挖個窟窿，從中投入“倒剝皮”的斑駒（即男性生殖器。由於素盞鳴尊幹了這些壞事，受到諸神的審判，被處以重刑，趕出天國，放逐到“黑暗之國”。可是，他仍然是日本眾神中一位招人喜愛的神，受到應有的尊敬。這樣的神在世界神話中雖不罕見，但在高級的倫理性宗教中，這種神則被排除在外，因為把超自然的東西劃成善惡兩個集團，以分清黑白是非，更符合善與惡的宇宙鬥爭哲學。
日本人始終明確地否認，德行包含同惡進行鬥爭。正如他們的哲學家和宗教家們幾百年來所不斷闡述的，認為這種道德律不適合於日本。他們大聲宣布，這正證明日本人道德的優越。他們說，中國人不得不樹立一種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愛的行為的地位，把它作為一種絕對標準。以仁為標準，一切有缺點的人或行為，就能發現其所不足。他們說，“這種道德律對中國人是好的，因為中國人的劣根性需要這種人為的約束手段。”十八世紀偉大神道家本居宣長就是這樣說的。④近代的佛教家及國家主義指導者們也就同樣的題目發表著述或舉行講演。他們說，日本人天生性善，可資信賴，沒有必要與自己性惡的一半進行鬥爭，只需要洗淨心靈的窗口，使自己的舉止適合各種場合。如果它允許自身污穢，其污穢也容易清除，人的善性會再度生輝。日本的佛教哲學比其它任何國家的佛教都更加主張凡人皆可成佛，道德律不在佛經之中，而在於打開自己的悟性和清淨無塵的心靈之扉。那末，何必自我懷疑心靈中的發現呢？惡不是人心生而具有的。基督教聖經《詩篇》中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日本人沒有這種神學，他們沒有關於人的墮落的說教。“人情”是天賜幸福，不應譴責。無論是哲學家還是農民都不譴責。
美國人聽到這些似乎認為，它必將導致一種自我放縱的縱慾哲學。但是如前所述，日本人把履行義務規定為人生的最高任務。他們完全承認，報恩就是意味著犧牲個人慾望和享樂。他們認為，把追求幸福當作人生重大目標的思想是令人吃驚的、不道德的。當能夠耽溺其中時，幸福只是一種消遣，如果鄭重對待，以幸福與否作為判斷國家和家庭的標準，那是不可思議的。人們履行“忠”、“孝”及“情義”的義務，要常常經受苦難，這是他們早己想到的。這雖然使人生艱苦，但他們有充分準備。他們經常放棄自己毫不以為是壞事的享樂，這需要有堅強的意志，而這種堅強意志正是日本人最稱頌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