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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毒辣的‘削藩論’當時曾傳遍海內外。有人曾懷疑它的主稿人是楊暢卿。雖環顧當時國民黨人才可說是‘餘子碌碌’。有這種縱橫天才的只蔣公和楊暢卿二人而已。蔣氏如是主動人，則腹案已足，又何必講出來，並加上一個‘削藩論’的題目呢？
再看楊暢卿與蔣公說是事前毫無關係，而一旦投靠，三數年內便累遷至行營秘書長、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籌之時，如無過人之處，是不可能這樣平步青雲的。而楊暢卿之人，論才不讓蘇、張；論品亦非‘終身不設一謀之人’。在緊要關頭，他會使出渾身解數的。所以在將來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們無法否認暢卿是‘削藩論’的作者。嗣後，國是演變與‘削藩論’中諸點尤若合符節，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認暢卿的大才與重要性了。
(九)
不過楊永泰既在國民黨內以縱橫之才，一躍而‘後來居上’之後，他顯然是看準了當時蔣氏下面的派系關係，‘黨’有CC；‘軍’有黃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卻虛席以待。以舊‘政’學系的基礎，在中國國民黨(‘政學系’原是老國民黨的成員，而與新的中國國民黨無關)內來個新的‘政’學系的組織，從而操縱國民黨的‘黨’、‘政’、‘軍’三大要項中的‘政’，豈不天與人歸？暢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畢露了。
談政治，要立於不敗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換言之，‘政學系’以前的失敗，便失敗在只有政客而無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這位有力者喜新厭舊，則政學系諸公，就難免有棄婦之悲；再者，縱使諸公固寵有術，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產家亡，或充軍去了，則政學系終身誰托，也成了問題。如今政學系又在蔣氏的國民黨內寄生了。但是這種寄生政策如無‘群眾基礎’，則始終只能做個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帳房、聽差、馬弁、廚房都會隨時加以白眼的。要反客為主，只有抓到一個重要部門才行。楊暢卿顯然是了解這一點的。
民國二十三年底，江西共軍在五次圍剿之後，突圍西竄，潰不成軍，國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國最重要的地方性的軍政機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暢卿又升任秘書長。二十五年一月暢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長湖北省政府。
楊永泰以舊政學系背景，投靠蔣氏幕中之後，數年之內，竟然做起省主席來，真可說是‘不次之遷’了。試看CC與黃埔，這一批有汗馬功勞的‘嫡系’之中，有幾個有這種幸運呢？如果別人處暢卿地位，可能也心滿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無奈人們的欲望，尤其是春風得意之人們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暢卿忘記了他原無追隨首義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擠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時他在國民黨內便開始結交一批受CC、黃埔所排擠的游離政客和軍人如劉鎮華、黃紹竑、熊式輝、吳鼎昌、張公權、陳儀、沈鴻烈等，外以‘大公報’為喉舌，內奉黃膺白、張岳軍為領袖。再加以執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為‘經濟基礎’。政學系便呼之欲出了。黃埔簡直成了‘晚輩’；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這些政學系新分子中，除暢卿本人以及膺白、岳軍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說與老政學系都風馬牛不相及。黃膺白雖還做過政學系的上司；張岳軍以前只不過替政學系跑跑腿罷了，而黃氏此時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儼然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嚴子陵。而張氏則為人圓通，自求多福，不干眾怒。所以此時事實上的領袖，則是楊永泰。不幸暢卿長於知人；卻拙於自知。他不知無論CC和黃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樣地不逮於他，而這批廣州出來的卻究竟是時代的產兒；是在‘革命’氣氛下長大的。而他自己卻原是‘北洋’政客。國民黨此時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綁腿、扎皮帶的朋友，究竟比抽鴉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氣些。暢卿本人就是娶有兩個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眾’和‘幹部’也難免是和他一樣的‘舊官僚’。暢卿的見識還看不到舊酒裝在新瓶內並不能變成新酒。他為著要和CC爭地方政權，因而也組織了幹部企圖包辦省級地方政權中的‘民政廳’。不特此也，他還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連江蘇主席陳果夫下面的民政廳他也要侵占。結果鬧出了大笑話。楊系新廳長因為私生活發生問題，而招致政敵的反擊。
但是政學系諸公並不因此自省，他們反圖運用新的權術來打擊政敵。他們知道，大家的利祿都以一人的喜怒為依歸，則就從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據說在一次黨內大會的投票中，政學系黨員的票並沒有投向‘領袖’，相反的卻投向政敵。結果他們政敵的首領的選票竟多於全黨領袖的票。這一毒計竟使本性多疑的‘領袖’，對政學系的政敵採取抑制的措施；政學系這一殺手鐗，真的幾乎連‘黨’也搶過來了。
殊不知這位‘小有才’的楊暢卿，終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卻不知有黃雀在後。人家既然對首義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獨愛於楊某。暢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終其天年，又豈是偶然的事呢？
再看楊暢卿與蔣公說是事前毫無關係，而一旦投靠，三數年內便累遷至行營秘書長、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籌之時，如無過人之處，是不可能這樣平步青雲的。而楊暢卿之人，論才不讓蘇、張；論品亦非‘終身不設一謀之人’。在緊要關頭，他會使出渾身解數的。所以在將來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們無法否認暢卿是‘削藩論’的作者。嗣後，國是演變與‘削藩論’中諸點尤若合符節，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認暢卿的大才與重要性了。
(九)
不過楊永泰既在國民黨內以縱橫之才，一躍而‘後來居上’之後，他顯然是看準了當時蔣氏下面的派系關係，‘黨’有CC；‘軍’有黃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卻虛席以待。以舊‘政’學系的基礎，在中國國民黨(‘政學系’原是老國民黨的成員，而與新的中國國民黨無關)內來個新的‘政’學系的組織，從而操縱國民黨的‘黨’、‘政’、‘軍’三大要項中的‘政’，豈不天與人歸？暢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畢露了。
談政治，要立於不敗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換言之，‘政學系’以前的失敗，便失敗在只有政客而無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這位有力者喜新厭舊，則政學系諸公，就難免有棄婦之悲；再者，縱使諸公固寵有術，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產家亡，或充軍去了，則政學系終身誰托，也成了問題。如今政學系又在蔣氏的國民黨內寄生了。但是這種寄生政策如無‘群眾基礎’，則始終只能做個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帳房、聽差、馬弁、廚房都會隨時加以白眼的。要反客為主，只有抓到一個重要部門才行。楊暢卿顯然是了解這一點的。
民國二十三年底，江西共軍在五次圍剿之後，突圍西竄，潰不成軍，國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國最重要的地方性的軍政機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暢卿又升任秘書長。二十五年一月暢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長湖北省政府。
楊永泰以舊政學系背景，投靠蔣氏幕中之後，數年之內，竟然做起省主席來，真可說是‘不次之遷’了。試看CC與黃埔，這一批有汗馬功勞的‘嫡系’之中，有幾個有這種幸運呢？如果別人處暢卿地位，可能也心滿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無奈人們的欲望，尤其是春風得意之人們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暢卿忘記了他原無追隨首義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擠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時他在國民黨內便開始結交一批受CC、黃埔所排擠的游離政客和軍人如劉鎮華、黃紹竑、熊式輝、吳鼎昌、張公權、陳儀、沈鴻烈等，外以‘大公報’為喉舌，內奉黃膺白、張岳軍為領袖。再加以執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為‘經濟基礎’。政學系便呼之欲出了。黃埔簡直成了‘晚輩’；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這些政學系新分子中，除暢卿本人以及膺白、岳軍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說與老政學系都風馬牛不相及。黃膺白雖還做過政學系的上司；張岳軍以前只不過替政學系跑跑腿罷了，而黃氏此時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儼然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嚴子陵。而張氏則為人圓通，自求多福，不干眾怒。所以此時事實上的領袖，則是楊永泰。不幸暢卿長於知人；卻拙於自知。他不知無論CC和黃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樣地不逮於他，而這批廣州出來的卻究竟是時代的產兒；是在‘革命’氣氛下長大的。而他自己卻原是‘北洋’政客。國民黨此時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綁腿、扎皮帶的朋友，究竟比抽鴉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氣些。暢卿本人就是娶有兩個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眾’和‘幹部’也難免是和他一樣的‘舊官僚’。暢卿的見識還看不到舊酒裝在新瓶內並不能變成新酒。他為著要和CC爭地方政權，因而也組織了幹部企圖包辦省級地方政權中的‘民政廳’。不特此也，他還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連江蘇主席陳果夫下面的民政廳他也要侵占。結果鬧出了大笑話。楊系新廳長因為私生活發生問題，而招致政敵的反擊。
但是政學系諸公並不因此自省，他們反圖運用新的權術來打擊政敵。他們知道，大家的利祿都以一人的喜怒為依歸，則就從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據說在一次黨內大會的投票中，政學系黨員的票並沒有投向‘領袖’，相反的卻投向政敵。結果他們政敵的首領的選票竟多於全黨領袖的票。這一毒計竟使本性多疑的‘領袖’，對政學系的政敵採取抑制的措施；政學系這一殺手鐗，真的幾乎連‘黨’也搶過來了。
殊不知這位‘小有才’的楊暢卿，終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卻不知有黃雀在後。人家既然對首義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獨愛於楊某。暢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終其天年，又豈是偶然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