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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且檢討一下國民黨分裂的經過。
國民黨在民國十二年打走了陳炯明，孫中山又在廣州掛起‘大元帥’招牌之後，開始改組和聯俄容共了。但在這改組之初，當權派的首領人物都是一字號‘中華革命黨’的老班底。他們一致認為‘政學系’是革命黨的叛徒，甘心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們不能容忍的則是出任張紹曾內閣的李根源，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國務會議中主張下令討伐廣東。雖然這一議案被黎元洪拒絕蓋印而打消，廣東國民黨人對政學系實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誰知政治的變化是莫測的。國民黨改組之後，黨權逐漸旁落，老一輩的‘中華革命黨’終於變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廣州。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後，廣州方面竟形成汪精衛、蔣介石聯合獨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風氣籠罩之下，中華革命黨的老領袖都已被目為‘反革命’；那些依附軍閥的‘政學系’的反動性，就更不必提了。當時汪精衛所領導之下，‘國民革命’的‘內容’便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軍閥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誰呢？政學系自然也在內了。誰知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的第一位獨裁者汪精衛不久也垮台了。掌權落道自稱為‘黨中後輩’的青年軍人蔣總司令之手。
當民國十五年底北伐軍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聯合了共產黨，對這一位以槍桿起家新領袖實行反擊。這位新領袖原以一介匹夫，於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因而在軍事勝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黨內黨外一致圍剿他之時，為著擴展力量，為著自身生存，他便發現他的四周的軍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貧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權和地盤，但是他環顧四周穿草鞋打綁腿的忠實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產黨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號的新進少年。例如當時像程天放那樣一流的人，做個鄉長尚且才有不濟，做到江西教育廳廳長便已天旋地轉了，遑論其他。但是反蔣的卻都是一時俊彥，都有蕭、曹之才的人物。蔣公要開府東南，囊括天下，光憑几杆破槍，和一些只能喊口號耍皮拳的嘍囉實不足以成大事。這位才大心細的領袖因而開始在黨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內閣總理王正廷和黃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報人陳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網羅之列。
(六)
不過精敏如蔣氏者，他對前來投奔的高級人員亦有其取捨的標準。第一，那時反蔣的人都罵他是‘新軍閥’、‘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貽人口實。他選擇高級幕僚總要多少有點光榮的革命歷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亂用。第二，蔣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經驗有幹才，能‘治國用兵’的人。真膿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貞’分子，在黨內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產派、西山派、汪胡派，蔣均敬而遠之，存有戒心，絕不讓其襄贊樞機。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無路的亡命者。他們除依附蔣氏以取富貴之外；別處是投奔無門的。蔣氏盛衰也就決定他們的榮辱。只有如此，他們才會死心踏地為蔣效命。
數數這四重資格，則政學系諸公不禁捋須微笑，有捨我其誰之概了。
據當時的可靠消息，首先動這念頭的便是政學系中最長於策劃的楊永泰(暢卿)，以暢卿之才華，恐怕在國民黨左右派中鮮有其匹。論經驗，他從舊國會到廣東省長的經歷，可說是內為宰輔，外為封疆皆能‘勝任愉快’。北伐初期總司令部內那批革命同志有幾個能和暢卿比呢？若論恩怨，蔣氏資望太淺，北伐之前，他在黨內尚不夠資格與政學繫結怨。至於說政學系曾‘倒’過‘總理’，究與姓蔣的何干呢？再從政學系的觀點來看，這時只有蔣氏才可做他們的救命恩人。在當時革命空氣之下，‘政學系’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反動派’代名詞；縱使‘反動’的西山派得志，‘政學系’也斷無死灰復燃之理。因此在國民黨之下除依附蔣氏一人之外，‘政學系’諸公斷然無路可走。就在這種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學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過政學系在當時究竟是革命黨人一致公認‘反動派’，他們樹大招風，蔣氏在寧漢分立之前還不敢公開‘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賓的並不是政學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學系巨擘噹噹隨員，跑跑文書的張群(岳軍)。張氏是早期留學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蔣公本人的軍事教育事實上尚未達到進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謂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軍事教育。辛亥革命時，在上海隸二十三師，雖未作戰，也算是有汗馬功勞的志士。嗣後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稱帝，岳軍亦南下從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後又北上襄贊教育總長黃郛。經驗和訓練皆是當時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很難找到的。加以岳軍人情練達，對政學系尤有淵源，而當時又名不見經傳，別人笑罵無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作了蔣氏朝夕諮詢的智囊。隨著武漢方面反蔣空氣之加濃，張氏在總司令部內的重量亦隨之增加。從此便做了蔣與政學系之間的第一劑二氧化錳。
國民黨在民國十二年打走了陳炯明，孫中山又在廣州掛起‘大元帥’招牌之後，開始改組和聯俄容共了。但在這改組之初，當權派的首領人物都是一字號‘中華革命黨’的老班底。他們一致認為‘政學系’是革命黨的叛徒，甘心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們不能容忍的則是出任張紹曾內閣的李根源，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國務會議中主張下令討伐廣東。雖然這一議案被黎元洪拒絕蓋印而打消，廣東國民黨人對政學系實在是恨得牙痒痒的。
誰知政治的變化是莫測的。國民黨改組之後，黨權逐漸旁落，老一輩的‘中華革命黨’終於變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廣州。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後，廣州方面竟形成汪精衛、蔣介石聯合獨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風氣籠罩之下，中華革命黨的老領袖都已被目為‘反革命’；那些依附軍閥的‘政學系’的反動性，就更不必提了。當時汪精衛所領導之下，‘國民革命’的‘內容’便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軍閥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誰呢？政學系自然也在內了。誰知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的第一位獨裁者汪精衛不久也垮台了。掌權落道自稱為‘黨中後輩’的青年軍人蔣總司令之手。
當民國十五年底北伐軍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聯合了共產黨，對這一位以槍桿起家新領袖實行反擊。這位新領袖原以一介匹夫，於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因而在軍事勝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黨內黨外一致圍剿他之時，為著擴展力量，為著自身生存，他便發現他的四周的軍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貧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權和地盤，但是他環顧四周穿草鞋打綁腿的忠實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產黨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號的新進少年。例如當時像程天放那樣一流的人，做個鄉長尚且才有不濟，做到江西教育廳廳長便已天旋地轉了，遑論其他。但是反蔣的卻都是一時俊彥，都有蕭、曹之才的人物。蔣公要開府東南，囊括天下，光憑几杆破槍，和一些只能喊口號耍皮拳的嘍囉實不足以成大事。這位才大心細的領袖因而開始在黨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內閣總理王正廷和黃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報人陳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網羅之列。
(六)
不過精敏如蔣氏者，他對前來投奔的高級人員亦有其取捨的標準。第一，那時反蔣的人都罵他是‘新軍閥’、‘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貽人口實。他選擇高級幕僚總要多少有點光榮的革命歷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亂用。第二，蔣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經驗有幹才，能‘治國用兵’的人。真膿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貞’分子，在黨內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產派、西山派、汪胡派，蔣均敬而遠之，存有戒心，絕不讓其襄贊樞機。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無路的亡命者。他們除依附蔣氏以取富貴之外；別處是投奔無門的。蔣氏盛衰也就決定他們的榮辱。只有如此，他們才會死心踏地為蔣效命。
數數這四重資格，則政學系諸公不禁捋須微笑，有捨我其誰之概了。
據當時的可靠消息，首先動這念頭的便是政學系中最長於策劃的楊永泰(暢卿)，以暢卿之才華，恐怕在國民黨左右派中鮮有其匹。論經驗，他從舊國會到廣東省長的經歷，可說是內為宰輔，外為封疆皆能‘勝任愉快’。北伐初期總司令部內那批革命同志有幾個能和暢卿比呢？若論恩怨，蔣氏資望太淺，北伐之前，他在黨內尚不夠資格與政學繫結怨。至於說政學系曾‘倒’過‘總理’，究與姓蔣的何干呢？再從政學系的觀點來看，這時只有蔣氏才可做他們的救命恩人。在當時革命空氣之下，‘政學系’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反動派’代名詞；縱使‘反動’的西山派得志，‘政學系’也斷無死灰復燃之理。因此在國民黨之下除依附蔣氏一人之外，‘政學系’諸公斷然無路可走。就在這種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學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過政學系在當時究竟是革命黨人一致公認‘反動派’，他們樹大招風，蔣氏在寧漢分立之前還不敢公開‘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賓的並不是政學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學系巨擘噹噹隨員，跑跑文書的張群(岳軍)。張氏是早期留學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蔣公本人的軍事教育事實上尚未達到進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謂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軍事教育。辛亥革命時，在上海隸二十三師，雖未作戰，也算是有汗馬功勞的志士。嗣後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稱帝，岳軍亦南下從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後又北上襄贊教育總長黃郛。經驗和訓練皆是當時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很難找到的。加以岳軍人情練達，對政學系尤有淵源，而當時又名不見經傳，別人笑罵無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作了蔣氏朝夕諮詢的智囊。隨著武漢方面反蔣空氣之加濃，張氏在總司令部內的重量亦隨之增加。從此便做了蔣與政學系之間的第一劑二氧化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