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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點45分，當宋教仁被黃興等人簇擁著走到剪票口時，忽背後中了一彈，穿入胸中，直達腰部。宋忍痛不住，靠在鐵柵欄上，淒聲說道：“我中槍了。”正說著，又聞槍聲兩響，車站頓時大亂，刺客乃趁機逃去。于右任等趕來急忙送宋教仁入滬寧醫院搶救。但因子彈射中心臟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黃興、陳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憤填膺，情不可抑。
宋教仁遇刺後，舉國震動，輿論大嘩。國民黨人認為此案的幕後黑手，一定是袁世凱。
1912年8月，宋教仁聯合五黨組成國民黨，出任代理理事長，一時鋒頭甚勁。袁世凱對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憚。袁世凱先是對宋教仁有意拉攏，讓他出任總理，孫中山、黃興、唐紹儀等也勸他就任。但宋教仁堅持政黨內閣的主張，所以堅辭不就。據說袁世凱送他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50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許，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留信一封表示“實不敢受”。不久，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國民黨元老譚人鳳一語中的：“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這正道破了問題之要害。
其實在袁世凱眼裡，孫中山並無多大威脅。孫中山只是宣傳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修建鐵道。而被評價為“議會迷”的宋教仁則熱衷於西方議會民主、多黨選舉制度，鼓吹責任內閣、政黨內閣。在各地演講中，宋教仁極力宣揚將總統改為沒有實權的虛位領袖，甚至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云云。宋教仁屢屢言辭激烈，因而黨內同志很為他的安全擔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
在上海，陳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殺，宋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就在他3月20日，動身北上那天與《民立報》記者話別時，對方請他慎重防備，宋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併力赴之。”
很多歷史學者認為，宋教仁死於年輕氣盛、鋒芒畢露，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體制缺乏深刻認識，在全無民主經驗和訓練的彼時中國，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當政者視為最大威脅。其實，袁世凱及北洋集團握有的資源，遠勝於國民黨，但由於對那種新興的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視，袁黨沒有在大選中下力競選，因而輸給了深諳此道的宋教仁。
雖然宋教仁只活了32歲，但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宋教仁遭暗殺，“是中國民主化步履艱難、充滿痛苦、血腥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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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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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案的破獲，出乎意料地順利。
1913年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即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至應家搜查。在應家搜查中發現其中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巡捕房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山西人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黨，充當敢死隊，轉戰數省，升為下級軍官。以後又脫離軍旅，到了上海，結識了當地會黨頭目應夔丞。應夔丞，其實也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他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算是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張振武的黨羽。張振武后來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正在拉攏黎元洪的袁世凱迅速將張振武槍殺。
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原先捧他上台做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便成了他的對立面。共進會的應夔丞也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夔丞也與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都很熟識。國民黨在上海為宋教仁操辦喪事時，應夔丞也進進出出，做熱心幫忙狀。等到應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憑據，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述祖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
宋教仁遇刺後，舉國震動，輿論大嘩。國民黨人認為此案的幕後黑手，一定是袁世凱。
1912年8月，宋教仁聯合五黨組成國民黨，出任代理理事長，一時鋒頭甚勁。袁世凱對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憚。袁世凱先是對宋教仁有意拉攏，讓他出任總理，孫中山、黃興、唐紹儀等也勸他就任。但宋教仁堅持政黨內閣的主張，所以堅辭不就。據說袁世凱送他西裝，連尺碼都非常準確，還送他交通銀行50萬元的支票一本，請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許，離京南下前夕即讓趙秉鈞交還袁，留信一封表示“實不敢受”。不久，宋教仁領導的國民黨在國會兩院選舉中大獲全勝，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國民黨元老譚人鳳一語中的：“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這正道破了問題之要害。
其實在袁世凱眼裡，孫中山並無多大威脅。孫中山只是宣傳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修建鐵道。而被評價為“議會迷”的宋教仁則熱衷於西方議會民主、多黨選舉制度，鼓吹責任內閣、政黨內閣。在各地演講中，宋教仁極力宣揚將總統改為沒有實權的虛位領袖，甚至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並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云云。宋教仁屢屢言辭激烈，因而黨內同志很為他的安全擔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
在上海，陳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殺，宋狂笑說：“只有革命黨人會暗殺人，哪裡還怕他們來暗殺我們呢？”許多朋友來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為是謠言。就在他3月20日，動身北上那天與《民立報》記者話別時，對方請他慎重防備，宋坦然地說：“無妨。吾此行統一全局，調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懼，國家之事，雖有危害，仍當併力赴之。”
很多歷史學者認為，宋教仁死於年輕氣盛、鋒芒畢露，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專制體制缺乏深刻認識，在全無民主經驗和訓練的彼時中國，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當政者視為最大威脅。其實，袁世凱及北洋集團握有的資源，遠勝於國民黨，但由於對那種新興的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視，袁黨沒有在大選中下力競選，因而輸給了深諳此道的宋教仁。
雖然宋教仁只活了32歲，但正如一位學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紀初那個曇花一現的瞬間所掀起的民主旋風，至今仍是中國民主憲政史上一道最壯麗的風景線”。宋教仁遭暗殺，“是中國民主化步履艱難、充滿痛苦、血腥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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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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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遇刺案的破獲，出乎意料地順利。
1913年3月23日，古董字畫商王阿發到英租界捕房報稱：一周前因賣字畫曾去應夔丞（即應桂馨）家，應即拿出一張照片，要他謀辦照片上的人，願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後，王阿發見各報刊所登宋的照片與應給他看的照片相同，特來報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據密報，在一妓院中將應夔丞抓獲，並立至應家搜查。在應家搜查中發現其中一人神色慌張，遂帶回巡捕房審訊，這位自稱叫張福銘的人最終供出真名為武士英，而他正是殺害宋教仁的真兇。
山西人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黨，充當敢死隊，轉戰數省，升為下級軍官。以後又脫離軍旅，到了上海，結識了當地會黨頭目應夔丞。應夔丞，其實也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兩個頭銜，一是中華民國共進會會長，一是江蘇駐滬巡查長。他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幹部，算是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張振武的黨羽。張振武后來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並乞袁世凱代為殺之。正在拉攏黎元洪的袁世凱迅速將張振武槍殺。
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原先捧他上台做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便成了他的對立面。共進會的應夔丞也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後，應夔丞也與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都很熟識。國民黨在上海為宋教仁操辦喪事時，應夔丞也進進出出，做熱心幫忙狀。等到應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應夔丞被捕後，法捕房總巡率人至應宅進行數次搜查，起獲了大量公文憑據，才發現應的背後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述祖又受命於國務總理趙秉鈞。
在袁世凱與孫中山暗中角力時，袁世凱的黨羽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應夔丞成了他們的人選。應某也順勢倒入袁黨，成為袁世凱在國民黨中的“臥底”。應夔丞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