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頁
當時革命黨人普遍存有這樣一個想法：滿洲不是中國國土，滿 人也非中國人。早在1898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由宮崎寅藏介紹拜會內田良平時，就曾在談話中流露類似想法：“原來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至革命成就之曉，即令滿蒙西伯利亞送與日本亦可也。”1907年，當清朝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首相伊藤博文與內田良平商議，認為孫中山有利用價值，說：“孫文自前年以來，向我朝野諸人遊說，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將以滿蒙讓渡日本。”
而這一次，孫中山的答覆比以往謹慎很多。他雖然對此前日本對中國革命的冷淡態度表示了不滿，但仍表示希望日本能幫助自己應對財政困難。“萬一此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孫中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是：如果在陰曆年底得不到1500萬元，就只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此後，孫中山連續兩天致電森恪催促日本方面答覆。但此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曉，英駐日公使馬上拜會日本外相，壓迫日本停止借款談判。而益田孝在回復森恪時，並沒有允諾提供1000萬元軍費，反倒勸孫、黃二人與袁世凱妥協。此時國內輿論對此也強烈反對，借款條約不了了之。
臨時政府財政困難到了極點，南京當時有十餘萬軍隊，但軍費沒有來源，黃興已急得吐血。軍隊的伙食從乾飯改為稀飯，以後連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的心情，在後來答覆章太炎關於合辦漢冶萍的質詢中可窺一斑：
此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復無益。……至於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
孫中山為解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可謂耗盡心血，但最終均了無結果，並招致一片反對乃至斥責之聲，後來不少歷史學者也對孫中山欲出讓滿洲之舉頗多微詞。
------------
南北議和
------------
武昌起義後，清廷仍試圖作最後的努力，1911年11月1日，清皇族內閣辭職，被罷黜的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袁揮兵南下，占領了漢陽。與革命軍形成南北割據的局面。
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一方面對清廷表示要“殺身成仁，以古聖賢之心為心……誓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卻對其親信的前方將領指示要“計出萬全”，不可輕易督師進攻，要“慢慢走，等等看”。清廷和革命黨人都在努力拉攏袁世凱，而袁的如意算盤是利用雙方的矛盾和弱點，抬高自己身價，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早在10月19日，袁世凱電召自己的幕僚劉承恩從襄陽趕赴河南彰德，希望劉利用與黎元洪的交情來代其遊說。劉承恩於是帶話給黎，稱袁可與革命軍合作，不久就可以進行和平談判。這應該是袁第一次傳遞出議和的信息。黎元洪在收到劉氏的信函後，“問大眾應如何答覆，一般同志均主張置之不理”。
當被清廷委以重任的袁世凱督師南下時，他又一次致函黎元洪。這一天，袁的兩位代表劉承恩與海軍正參領蔡廷干抵達武昌，要求承認君主立憲，與黎元洪代表湯化龍等議和。而黎元洪回復袁的信函，也由劉、蔡二人帶回北京。此為南北議和正式開始接觸。約11月下旬，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又派同盟會員朱芾煌為代表赴武漢，試圖與黃興有所接洽。清軍第一軍總統馮國璋不明真相，將朱抓到，直至袁克定親自寫信才獲救。
袁世凱在秘密與南方革命黨人單線聯繫的同時，又通過與其聯繫密切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提議停戰議和。
此時，奄奄一息的清廷對袁世凱也言聽計從。袁世凱回到北京後，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藉口非常時期、整理軍事的需要，取得了京畿周圍各路軍隊的指揮調遣大權，同時改編和掌握京師禁衛軍，讓自己的親信馮國璋擔任統領，輕而易舉地解除了皇族掌管的京師禁衛大權。接著宣布停止各部衙門的“事權”，一切均由內閣辦理。攝政王載灃監國，亦以與“君主立憲”、“責任內閣制”不合為由，奏請停止了他的職權，令其歸藩邸休息。
至此，袁世凱實際已掌握控制了清廷的全部軍政大權。他從多種信息渠道得到反饋，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南方就可以選他擔任臨時大總統。
實際上，當時在革命黨中也普遍存在著一種認為袁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態。這種認識在當時的革命軍和臨時政府中占有主導地位，所以，和議的呼聲很高。1911年12月2日，由代表會議正式討論決定：“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袁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袁世凱聞知消息，決定正式舉行南北議和。革命軍推舉伍廷芳為和議代表，袁世凱派了唐紹儀上海正式舉行議和談判。議和談判從12月18日開始至31日，共進行5次會議。但孫中山12月25日自海外歸來，後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一下子打亂了袁世凱的部署。諳於政道的袁世凱態度忽明忽暗，讓革命黨人一直被他所牽制、左右。
而這一次，孫中山的答覆比以往謹慎很多。他雖然對此前日本對中國革命的冷淡態度表示了不滿，但仍表示希望日本能幫助自己應對財政困難。“萬一此數日間無足夠資金以救燃眉之急，許多軍隊要離散，革命政府將遭瓦解的命運”，孫中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是：如果在陰曆年底得不到1500萬元，就只有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此後，孫中山連續兩天致電森恪催促日本方面答覆。但此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曉，英駐日公使馬上拜會日本外相，壓迫日本停止借款談判。而益田孝在回復森恪時，並沒有允諾提供1000萬元軍費，反倒勸孫、黃二人與袁世凱妥協。此時國內輿論對此也強烈反對，借款條約不了了之。
臨時政府財政困難到了極點，南京當時有十餘萬軍隊，但軍費沒有來源，黃興已急得吐血。軍隊的伙食從乾飯改為稀飯，以後連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作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的心情，在後來答覆章太炎關於合辦漢冶萍的質詢中可窺一斑：
此事弟非不知利權有外溢之處，其不敢愛惜聲名，冒不韙而為之者，猶之寒天解衣付質，療飢為急。先生等蓋未知南京軍隊之現狀也。每日到陸軍部取餉者數十起。軍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現金太少，無以轉換，雖強迫市人，亦復無益。……至於急不擇蔭之實情，無有隱飾，則祈達人之我諒。
孫中山為解決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困難，可謂耗盡心血，但最終均了無結果，並招致一片反對乃至斥責之聲，後來不少歷史學者也對孫中山欲出讓滿洲之舉頗多微詞。
------------
南北議和
------------
武昌起義後，清廷仍試圖作最後的努力，1911年11月1日，清皇族內閣辭職，被罷黜的袁世凱被任命為內閣總理。袁揮兵南下，占領了漢陽。與革命軍形成南北割據的局面。
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一方面對清廷表示要“殺身成仁，以古聖賢之心為心……誓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卻對其親信的前方將領指示要“計出萬全”，不可輕易督師進攻，要“慢慢走，等等看”。清廷和革命黨人都在努力拉攏袁世凱，而袁的如意算盤是利用雙方的矛盾和弱點，抬高自己身價，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早在10月19日，袁世凱電召自己的幕僚劉承恩從襄陽趕赴河南彰德，希望劉利用與黎元洪的交情來代其遊說。劉承恩於是帶話給黎，稱袁可與革命軍合作，不久就可以進行和平談判。這應該是袁第一次傳遞出議和的信息。黎元洪在收到劉氏的信函後，“問大眾應如何答覆，一般同志均主張置之不理”。
當被清廷委以重任的袁世凱督師南下時，他又一次致函黎元洪。這一天，袁的兩位代表劉承恩與海軍正參領蔡廷干抵達武昌，要求承認君主立憲，與黎元洪代表湯化龍等議和。而黎元洪回復袁的信函，也由劉、蔡二人帶回北京。此為南北議和正式開始接觸。約11月下旬，袁世凱長子袁克定又派同盟會員朱芾煌為代表赴武漢，試圖與黃興有所接洽。清軍第一軍總統馮國璋不明真相，將朱抓到，直至袁克定親自寫信才獲救。
袁世凱在秘密與南方革命黨人單線聯繫的同時，又通過與其聯繫密切的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出面，提議停戰議和。
此時，奄奄一息的清廷對袁世凱也言聽計從。袁世凱回到北京後，以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藉口非常時期、整理軍事的需要，取得了京畿周圍各路軍隊的指揮調遣大權，同時改編和掌握京師禁衛軍，讓自己的親信馮國璋擔任統領，輕而易舉地解除了皇族掌管的京師禁衛大權。接著宣布停止各部衙門的“事權”，一切均由內閣辦理。攝政王載灃監國，亦以與“君主立憲”、“責任內閣制”不合為由，奏請停止了他的職權，令其歸藩邸休息。
至此，袁世凱實際已掌握控制了清廷的全部軍政大權。他從多種信息渠道得到反饋，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南方就可以選他擔任臨時大總統。
實際上，當時在革命黨中也普遍存在著一種認為袁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國最為有利的心態。這種認識在當時的革命軍和臨時政府中占有主導地位，所以，和議的呼聲很高。1911年12月2日，由代表會議正式討論決定：“若袁世凱反正，當公舉袁為臨時政府大總統。”
袁世凱聞知消息，決定正式舉行南北議和。革命軍推舉伍廷芳為和議代表，袁世凱派了唐紹儀上海正式舉行議和談判。議和談判從12月18日開始至31日，共進行5次會議。但孫中山12月25日自海外歸來，後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一下子打亂了袁世凱的部署。諳於政道的袁世凱態度忽明忽暗，讓革命黨人一直被他所牽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