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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黃興到達廣州，設立起義總指揮部，各起義機關開始進入起義階段。黃興看到廣州形勢緊張，加之日本、越南槍械未到，決定再推遲一天。
4月24日，因為消息走漏，清軍在城內進一步加強戒備，廣州城中形勢驟然緊張。突發情況使正在待發的起義一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指揮機關的意見出現嚴重分歧。此時同盟會起義的機器已經迅速運轉起來，黃興等少數人堅持不能再改期，認為再改期無異於解散，將前功盡棄；但他又不得不服從大多數意見，命令趙聲部隊暫退香港。黃興又電告胡漢民：“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調了兩個巡防營到廣東。一些起義領導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黃興的極力反對，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謝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黃興又令各部先鋒迅速撤回，並保存好槍械，為來日做準備。但就在各人散去後，林文、喻培倫突然趕到黃興那裡匯報：起義風聲已經外露，“非速發無以自救”。黃興下定決心，集結三四十人攻擊督署，殺都督張鳴岐。
4月26日，陳炯明、姚雨平向黃興報告，從順德調回來的清巡防營中的同志，已決心起義。聞聽消息，黃興又趕緊電告香港，“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決定在次日下午5點半發難。但是先鋒隊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黃興不得不調整計劃：原定十路進攻計劃只得改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義通知後，因為來不及派大隊趕到廣州，申請延緩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達廣州的趙聲部隊，因城門緊閉而不能進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鋒到廣州候命。黃興將象牙印章及黑鋼時表分送給各先鋒，以作守信及準時之用。
27日下午4點，離預定的起義時間還有一小時，黃興集眾演說，這時李文甫、羅仲霍、朱執信、譚人鳳等人也悉數到來，譚人鳳將香港情況告訴黃興，請求延緩一日，黃興只說了一句：“老先生，勿亂我軍心！”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出發前10分鐘，陳炯明派人來，見黃興等人已經整裝待發，一言未發轉身離去。按預定計劃，黃興攻督署，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但後來的事實是，陳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動。
4月27日下午5點半，黃興率隊出發，“一時螺號嗚嗚，風起雲湧”。但黃興在攻下了只有少數衛隊守衛的兩廣總督府後，其他3路卻都沒有隨後接應，寄予希望的城外新軍也沒有接到通知，其他聯絡的民軍則因宣布改期後已經解散，這樣只剩下100多名先鋒隊員面對比他們多幾十倍的清軍援軍，陷於孤軍苦戰。當趙聲、胡漢民率領200多人乘夜船於28日凌晨到達廣州時，見城門緊閉，又分別折回。此時，起義已徹底失敗了。
起義失敗後，由善堂收殮死者遺體，共有72位烈士——這便是後來廣為傳頌的“黃花崗72烈士”，但實際上，後來經過深入調查，又發現了14位殉難者，一共86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同盟會黨員、《平民報》主編潘達微挺身而出，為烈士尋找一處葬地安息，最後將72位烈士的遺體葬在了黃花崗。
1911年4月28日晚6點，孫中山與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溫哥華抵達芝加哥車站。西方報紙紛紛登載這次起義的消息，孫中山立刻發電給香港的胡漢民：“聞事敗，同志如何？善後如何？”
當時，孫中山每天都應邀到各處演說，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卻一直沒有復電，一周之間孫中山連發三封電報給胡漢民，但均無消息，孫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個小時的演講，但一直情緒非常不安的孫中山只演講了一個小時便難以為繼，以至於早就耳聞“孫先生演講口若懸河”的一些聽眾，都懷疑是假冒者來代替他演講。
直到5月3號晚上，孫中山終於收到了胡漢民的回電，得知黃興等人安然無恙的消息，孫中山才心情舒展。
黃花崗之役，革命黨受創之重，也是自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革命黨人的精英——先鋒隊員們大部分壯烈犧牲，還有一些人在被捕後遇害。孫中山用飽含激情的口吻，讚揚了民國創建前最後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們：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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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義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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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清王朝仍在支撐著搖搖欲墜的政權，像一隻千瘡百孔的破船，隨時將被革命的怒濤吞沒。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統治的武昌起義爆發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陳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會。這時的武漢，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軍界和知識分子中傾向革命、加入革命黨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革命黨得到了共進會領導人劉公的5000元捐款，解決了經費問題，於是革命黨決定在武漢舉行起義，推居正等到上海，與宋教仁等商量購買軍火，並請黃興、譚人鳳來湖北領導革命起義。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軍中革命黨人蔣翊武、劉復基等成立文學社，堅持湖北從科學補習所以來至振武學社各革命團體的一貫傳統，繼續以新軍為主要對象發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東京成立的共進會，領導人於1908年相繼回國，準備按計劃在各省策動起義，其中以湖北共進會成效最為顯著。
4月24日，因為消息走漏，清軍在城內進一步加強戒備，廣州城中形勢驟然緊張。突發情況使正在待發的起義一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指揮機關的意見出現嚴重分歧。此時同盟會起義的機器已經迅速運轉起來，黃興等少數人堅持不能再改期，認為再改期無異於解散，將前功盡棄；但他又不得不服從大多數意見，命令趙聲部隊暫退香港。黃興又電告胡漢民：“省城疫發，兒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調了兩個巡防營到廣東。一些起義領導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黃興的極力反對，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謝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黃興又令各部先鋒迅速撤回，並保存好槍械，為來日做準備。但就在各人散去後，林文、喻培倫突然趕到黃興那裡匯報：起義風聲已經外露，“非速發無以自救”。黃興下定決心，集結三四十人攻擊督署，殺都督張鳴岐。
4月26日，陳炯明、姚雨平向黃興報告，從順德調回來的清巡防營中的同志，已決心起義。聞聽消息，黃興又趕緊電告香港，“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決定在次日下午5點半發難。但是先鋒隊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黃興不得不調整計劃：原定十路進攻計劃只得改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義通知後，因為來不及派大隊趕到廣州，申請延緩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達廣州的趙聲部隊，因城門緊閉而不能進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鋒到廣州候命。黃興將象牙印章及黑鋼時表分送給各先鋒，以作守信及準時之用。
27日下午4點，離預定的起義時間還有一小時，黃興集眾演說，這時李文甫、羅仲霍、朱執信、譚人鳳等人也悉數到來，譚人鳳將香港情況告訴黃興，請求延緩一日，黃興只說了一句：“老先生，勿亂我軍心！”此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出發前10分鐘，陳炯明派人來，見黃興等人已經整裝待發，一言未發轉身離去。按預定計劃，黃興攻督署，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但後來的事實是，陳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動。
4月27日下午5點半，黃興率隊出發，“一時螺號嗚嗚，風起雲湧”。但黃興在攻下了只有少數衛隊守衛的兩廣總督府後，其他3路卻都沒有隨後接應，寄予希望的城外新軍也沒有接到通知，其他聯絡的民軍則因宣布改期後已經解散，這樣只剩下100多名先鋒隊員面對比他們多幾十倍的清軍援軍，陷於孤軍苦戰。當趙聲、胡漢民率領200多人乘夜船於28日凌晨到達廣州時，見城門緊閉，又分別折回。此時，起義已徹底失敗了。
起義失敗後，由善堂收殮死者遺體，共有72位烈士——這便是後來廣為傳頌的“黃花崗72烈士”，但實際上，後來經過深入調查，又發現了14位殉難者，一共86位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同盟會黨員、《平民報》主編潘達微挺身而出，為烈士尋找一處葬地安息，最後將72位烈士的遺體葬在了黃花崗。
1911年4月28日晚6點，孫中山與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溫哥華抵達芝加哥車站。西方報紙紛紛登載這次起義的消息，孫中山立刻發電給香港的胡漢民：“聞事敗，同志如何？善後如何？”
當時，孫中山每天都應邀到各處演說，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卻一直沒有復電，一周之間孫中山連發三封電報給胡漢民，但均無消息，孫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個小時的演講，但一直情緒非常不安的孫中山只演講了一個小時便難以為繼，以至於早就耳聞“孫先生演講口若懸河”的一些聽眾，都懷疑是假冒者來代替他演講。
直到5月3號晚上，孫中山終於收到了胡漢民的回電，得知黃興等人安然無恙的消息，孫中山才心情舒展。
黃花崗之役，革命黨受創之重，也是自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一次。革命黨人的精英——先鋒隊員們大部分壯烈犧牲，還有一些人在被捕後遇害。孫中山用飽含激情的口吻，讚揚了民國創建前最後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們：
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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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義第一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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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起義雖然都以失敗而告終，清王朝仍在支撐著搖搖欲墜的政權，像一隻千瘡百孔的破船，隨時將被革命的怒濤吞沒。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統治的武昌起義爆發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陳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會。這時的武漢，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軍界和知識分子中傾向革命、加入革命黨的人越來越多，而且革命黨得到了共進會領導人劉公的5000元捐款，解決了經費問題，於是革命黨決定在武漢舉行起義，推居正等到上海，與宋教仁等商量購買軍火，並請黃興、譚人鳳來湖北領導革命起義。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軍中革命黨人蔣翊武、劉復基等成立文學社，堅持湖北從科學補習所以來至振武學社各革命團體的一貫傳統，繼續以新軍為主要對象發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東京成立的共進會，領導人於1908年相繼回國，準備按計劃在各省策動起義，其中以湖北共進會成效最為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