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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陽令傻眼了。
蒯通說：“如今六國諸侯都已經反秦，武臣將軍大兵將至，你一意孤行堅守范陽，城中少年都爭著要殺您（又是“少年”），持您的人頭開城投奔武臣將軍。您趕緊派遣我出去見武臣，我可保你轉禍為福，就在今天啦！”
范陽令自始至終，一句話說不出來。他的神情由怒轉疑轉驚轉哀轉怯，最後只冒出一句：“先生，先生確實要出去救我啊！”
蒯通蔑然一笑，這個自然，你給我準備好介紹信和禮物好了。
於是，蒯通搖搖晃晃帶著介紹信和倆跟班，作為范陽令的代表去武臣軍里了。對武臣等人陳述道：“我看足下的方針，是必須戰勝然後得地，進攻然後得城，臣竊以為這個方針是錯誤的。如果你聽我的話，可以不攻而得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定千里，你有沒有興趣啊？”
武臣一下子也啞巴了：“你……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蒯通說：“現在我們范陽令，遭到你們的貴軍進攻，正常反應他應該是整頓士卒，守城鏖戰，但是像他這樣的官僚，膽怯怕死，一旦打敗了，他的富貴和腦袋都沒了。所以以我來看，他這樣的官僚，都是願意投降的。但是他又怕您認為他是秦朝所設置的官吏，把他殺了。事實上，你們前面攻下的十座城池，守城的秦置官吏都被你們誅殺了。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城中少年都在活動，準備刺殺范陽令，然後據城以抵抗您（這裡卻與對范陽令的說法不同，正是縱橫家的變通之處）。當下之際，您何不拜范陽令為侯，送給他一封侯印，范陽令不死而得封侯，然後獻城歸降。這樣，因為他成了你所置的官吏了，有您給他撐腰，少年也不敢再殺他。他的前途和生命有了保障，然後讓他乘坐朱輪華軸之車，驅馳於燕趙大地，給您打打GG。燕趙諸城可以不戰而降。”
我們說，蒯通使用的還是縱橫家的勢力互相牽制的思想，如果把武臣軍視為一個強國，少年視為次一強國，范陽令是一國，這就是多國間的制衡的思路。縱橫家就是利用多種勢力間的相互作用關係，謀求自己的目標的達成。
武臣、張耳、陳余等人都覺得這個辦法沒風險，不妨一試。於是蒯通拿著委任書和侯印，回去找眼淚汪汪的范陽令去了。范陽令內有少年逼迫，外有大兵壓境，向前一步可得封侯富貴，向後一步刀子進肚，那也沒有猶豫了，出城投降。
趙地的很多城池的第一把手，也不願意賣命為秦國守城，被內外形勢逼迫，都覺得投降好，但是又怕投降就失去了富貴和頭顱。不久，他們看見范陽令已經封了侯了，乘著紅輪子的富麗堂皇的車子，在各城池邊上來回溜達，一想，哦，原來投降可以不死啊，於是不戰而降者有三十餘城。可謂傳檄而定千里，趙國大部歸了武臣。
武臣奪得趙地的經過，我們再仔細回顧一下。
陳余，先是動員趙地豪傑，得兵數萬，攻得十城，隨後通過類似范陽令這種（外有大兵壓迫，內有少年威逼），於是三十餘城迫於形勢而投降，武臣遂盡得趙國之地，然後自封趙王。趙國遂復國了。
這個攻略趙國的過程，是當時的一個典型案例。
其中關鍵的運動力量有兩個：第一，豪傑，他們由於被秦政府的迫害，以及出於封侯和得富貴的目的，動員自己的力量起來，主動拉起光復趙國的進程；第二，城內少年和受秦法迫害的慈父孝子，從城內攻擊秦的官吏（范陽只是一個欲殺縣令的例子，其他地方，則是“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刑不是攻城殺，而是刑殺，刺殺）。
第十章 項羽掐斷大秦最後一口氣(12)
可見，農民並不是該運動中的主動者，武臣得趙地千里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在於農民，而是豪傑與城邑少年父老。
同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趙國，田儋略定齊國，周市略定中原魏國，葛嬰、項梁等很多人略定楚國，韓廣略定燕國，他們短時間內的成功，都是出於武臣略定趙國這個大致模式。
我們認為，秦末人民運動的主體，從主要各級領導者，要相應和發揮關鍵作用者，以及士卒層面的追隨者，都主要是城邑範圍內的民眾，它是一場城邑平民的武裝復國與反抗秦皇權專制的運動。
那時候的社會形式跟後來的專制社會是不一樣的。
其實在先秦時代，商業發達，城邑的人口和城邑可徵兵的數量在先秦是很龐大的，臨淄一城足以徵發二十萬士卒。而在春秋時代，打仗的更全是國人（城邑平民）。秦漢之際的當時中國四五百個城邑（按縣城數量算），總量足以徵發出八十萬以上的士卒，足夠滿足秦漢之際的義軍總量五六十萬。而且，義軍人數的增長都是呈現幾千幾千的遞增特點，三四千是最常見的，這也正是城邑徵兵的特點。
也就是說，陳余說服那些豪傑，得到的數萬人，作為拿下趙國的首發力量，未必這數萬人是農民，完全也可以由很多城邑平民構成。而隨後，攻克列城或者列城投降，從而又收得的兵卒，也未必是來自農民，也完全可能很多是城邑平民徵發出來的守城士兵。
即便這數萬人中有農民，也並不能改變這場運動的性質，它仍然不是以農民反抗地主剝削作為主要性質的，因為這些“農民”是在豪傑、地主帶領下起事，而不是這些農民起義來進攻這些豪傑、地主及其背後的官吏。
蒯通說：“如今六國諸侯都已經反秦，武臣將軍大兵將至，你一意孤行堅守范陽，城中少年都爭著要殺您（又是“少年”），持您的人頭開城投奔武臣將軍。您趕緊派遣我出去見武臣，我可保你轉禍為福，就在今天啦！”
范陽令自始至終，一句話說不出來。他的神情由怒轉疑轉驚轉哀轉怯，最後只冒出一句：“先生，先生確實要出去救我啊！”
蒯通蔑然一笑，這個自然，你給我準備好介紹信和禮物好了。
於是，蒯通搖搖晃晃帶著介紹信和倆跟班，作為范陽令的代表去武臣軍里了。對武臣等人陳述道：“我看足下的方針，是必須戰勝然後得地，進攻然後得城，臣竊以為這個方針是錯誤的。如果你聽我的話，可以不攻而得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定千里，你有沒有興趣啊？”
武臣一下子也啞巴了：“你……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蒯通說：“現在我們范陽令，遭到你們的貴軍進攻，正常反應他應該是整頓士卒，守城鏖戰，但是像他這樣的官僚，膽怯怕死，一旦打敗了，他的富貴和腦袋都沒了。所以以我來看，他這樣的官僚，都是願意投降的。但是他又怕您認為他是秦朝所設置的官吏，把他殺了。事實上，你們前面攻下的十座城池，守城的秦置官吏都被你們誅殺了。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城中少年都在活動，準備刺殺范陽令，然後據城以抵抗您（這裡卻與對范陽令的說法不同，正是縱橫家的變通之處）。當下之際，您何不拜范陽令為侯，送給他一封侯印，范陽令不死而得封侯，然後獻城歸降。這樣，因為他成了你所置的官吏了，有您給他撐腰，少年也不敢再殺他。他的前途和生命有了保障，然後讓他乘坐朱輪華軸之車，驅馳於燕趙大地，給您打打GG。燕趙諸城可以不戰而降。”
我們說，蒯通使用的還是縱橫家的勢力互相牽制的思想，如果把武臣軍視為一個強國，少年視為次一強國，范陽令是一國，這就是多國間的制衡的思路。縱橫家就是利用多種勢力間的相互作用關係，謀求自己的目標的達成。
武臣、張耳、陳余等人都覺得這個辦法沒風險，不妨一試。於是蒯通拿著委任書和侯印，回去找眼淚汪汪的范陽令去了。范陽令內有少年逼迫，外有大兵壓境，向前一步可得封侯富貴，向後一步刀子進肚，那也沒有猶豫了，出城投降。
趙地的很多城池的第一把手，也不願意賣命為秦國守城，被內外形勢逼迫，都覺得投降好，但是又怕投降就失去了富貴和頭顱。不久，他們看見范陽令已經封了侯了，乘著紅輪子的富麗堂皇的車子，在各城池邊上來回溜達，一想，哦，原來投降可以不死啊，於是不戰而降者有三十餘城。可謂傳檄而定千里，趙國大部歸了武臣。
武臣奪得趙地的經過，我們再仔細回顧一下。
陳余，先是動員趙地豪傑，得兵數萬，攻得十城，隨後通過類似范陽令這種（外有大兵壓迫，內有少年威逼），於是三十餘城迫於形勢而投降，武臣遂盡得趙國之地，然後自封趙王。趙國遂復國了。
這個攻略趙國的過程，是當時的一個典型案例。
其中關鍵的運動力量有兩個：第一，豪傑，他們由於被秦政府的迫害，以及出於封侯和得富貴的目的，動員自己的力量起來，主動拉起光復趙國的進程；第二，城內少年和受秦法迫害的慈父孝子，從城內攻擊秦的官吏（范陽只是一個欲殺縣令的例子，其他地方，則是“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刑不是攻城殺，而是刑殺，刺殺）。
第十章 項羽掐斷大秦最後一口氣(12)
可見，農民並不是該運動中的主動者，武臣得趙地千里的主要依靠力量不在於農民，而是豪傑與城邑少年父老。
同樣的情況不僅發生在趙國，田儋略定齊國，周市略定中原魏國，葛嬰、項梁等很多人略定楚國，韓廣略定燕國，他們短時間內的成功，都是出於武臣略定趙國這個大致模式。
我們認為，秦末人民運動的主體，從主要各級領導者，要相應和發揮關鍵作用者，以及士卒層面的追隨者，都主要是城邑範圍內的民眾，它是一場城邑平民的武裝復國與反抗秦皇權專制的運動。
那時候的社會形式跟後來的專制社會是不一樣的。
其實在先秦時代，商業發達，城邑的人口和城邑可徵兵的數量在先秦是很龐大的，臨淄一城足以徵發二十萬士卒。而在春秋時代，打仗的更全是國人（城邑平民）。秦漢之際的當時中國四五百個城邑（按縣城數量算），總量足以徵發出八十萬以上的士卒，足夠滿足秦漢之際的義軍總量五六十萬。而且，義軍人數的增長都是呈現幾千幾千的遞增特點，三四千是最常見的，這也正是城邑徵兵的特點。
也就是說，陳余說服那些豪傑，得到的數萬人，作為拿下趙國的首發力量，未必這數萬人是農民，完全也可以由很多城邑平民構成。而隨後，攻克列城或者列城投降，從而又收得的兵卒，也未必是來自農民，也完全可能很多是城邑平民徵發出來的守城士兵。
即便這數萬人中有農民，也並不能改變這場運動的性質，它仍然不是以農民反抗地主剝削作為主要性質的，因為這些“農民”是在豪傑、地主帶領下起事，而不是這些農民起義來進攻這些豪傑、地主及其背後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