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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些不知名的烈士更為悽慘，他們的遺骸早已化為太平洋的苦水，而他們的英名卻至今不為祖國所知。
成立“共產主義團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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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們那些去海邊清倒垃圾的難友在垃圾場上撿到幾份美軍《星條報》，帶回來給我。我在其中一張較近期的報上看到了有關和談已完全中斷陷入僵局的消息。報導中說我方代表在板門店和談會議上對美方的強行血腥甄別，強行扣留數萬名所謂“拒絕遣返”的中朝戰俘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
這個報導使我們大為激動。一方面感到我們必須採取更為有效的行動，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戰俘營的嚴重罪行，以支持我們的和談代表；一方面我們原來以為可能很快交換回國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須做好長期承受集中營的痛苦生活和長期進行對敵鬥爭的思想準備。這也使我更欽佩集中營地下黨委的遠見，他們一來“６０２”就告訴鬥爭骨幹，要做好長期鬥爭的充分思想準備。他們教育大家說：“我們黨在艱苦鬥爭中總是強調：要做最壞的打算，力爭最好的結果！”因此，他們在“６０２回國支隊”建立之初，就在積極開展對敵鬥爭的同時，努力健全組織，鞏固內部，準備迎接長期艱苦的鬥爭。
健全組織、鞏固內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黨組織。
對於這個組織的名稱，大家很費了一番腦筋。一方面，幾乎所有參戰的部隊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國戰俘營里，當時來到回國支隊的五千多名戰友互相都不很熟悉，連難友本人是否是共產黨員都靠自報；另一方面，匯集到“６０２”來的各戰俘營原有的各種地下鬥爭組織又很多，比如：地下黨支部、地下團支部、愛國主義小組、回國小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後一年多來難友中政治狀況變化很大：許多原在部隊不是黨員的同志，特別是很多參軍不久的知識青年，在鬥爭中表現很突出，而有些原來是共產黨員的卻表現一般，個別的甚至有喪失氣節的行為。如果僅以原部隊黨員作為成員組成地下黨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鬥爭需要的。
那時，還考慮到如果不能得到黨中央認可，作為集中營的正式黨組織是否合法的問題。
最後，趙政委根據多數領導同志的意見，提議將領導集中營鬥爭的核心組織定名為“共產主義團結會”。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務和宗旨；同時，也有利於團結各個部隊和各個地下鬥爭組織成員有利於發展非黨群眾加入組織。
當時起草的《團結會章程》基本上是按照黨章的內容制定的。會員的標準與發展入會手續，和黨員的標準與發展黨員手續完全一樣，只是更加強調了保持革命鬥爭氣節和準備為共產主義獻身的要求。
當時，明確了共產主義團結會實際上是起著地下共產黨的作用，它的各級組織也完全按照黨組織形式設立，各中隊有支部，各大隊有分委會，全支隊設總委會，各級組織都設有組織委員、宣傳委員、保衛委員、敵工委員、機要秘書。總委會則設有相應的組織組、宣傳組、保衛組、敵工組、機要秘書組等，由各常委分管。
趙政委任總委書記，杜崗、魏林、孫振冠、顧則聖、馬興旺等任副書記，總委委員多由在鬥爭中表現突出的原營、連指導員擔任。我記得總委組織委員是陳吉慶，宣傳委員是張城垣（金甫），保衛委員是李喜爾，敵工委員由孫振冠兼任。總委機要秘書組由黎子穎負責，敵工組由我負責，高化龍、安寶元等同志都參加了敵工組。我還被總委任命為“對敵總翻譯”。對美方則我的職務為“回國支隊”的支隊長，必要時可參加總委擴大會議。
共產主義團結會向全體戰友宣布了“團結、學習、鬥爭”三大任務。從此，在共產主義團結會領導下，中國戰俘的對敵鬥爭便從原來自發的、分散的鬥爭進入了有統一組織領導，團結一致的嶄新階段。
１９5２年的五一勞動節來臨了。總委決定要隆重慶祝這個國際工人階級的盛大節日，再次向敵人宣告我們的政治選擇，並檢閱我們的隊伍，激勵我們的戰友去為工人階級的革命理想而奮鬥！
我們面向大門搭了一個“舞台”，掛上用中、英文寫的“隆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橫幅。兩旁掛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中英文標語。
全體戰友按大隊、中隊、小隊列隊，坐在“舞台”前的廣場上，黑壓壓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綴有五星的八角軍帽，軍容整齊，精神抖擻。
當大會主持人黎子穎同志根據總委“五一節籌委會”事先的決定，宣布：“下面請總翻譯張澤石同志講話”時，我站到了台前。
看著台下望著我的這些經過血與火的考驗聚到一起來的親愛的戰友們，這些和我生死與共的骨肉兄弟們，我的心情異常激動：祖國有這麼多好兒女，工人階級有這麼好的鋼鐵戰士，難道不是祖國的驕做，黨的光榮麼？祖國人民知道這一切麼？知道遠在海外的這個死亡之島上還有幾千名她的兒女正在敵人槍口下和全國人民一起紀念這個勞動人民的戰鬥節目麼？
我於是大聲地講起來，面對著近６０００名難友，也面對著親愛的祖國和偉大的人民。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這樣大的場面上講演，它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里。
成立“共產主義團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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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們那些去海邊清倒垃圾的難友在垃圾場上撿到幾份美軍《星條報》，帶回來給我。我在其中一張較近期的報上看到了有關和談已完全中斷陷入僵局的消息。報導中說我方代表在板門店和談會議上對美方的強行血腥甄別，強行扣留數萬名所謂“拒絕遣返”的中朝戰俘提出了最強烈的抗議。
這個報導使我們大為激動。一方面感到我們必須採取更為有效的行動，向全世界揭露美方在戰俘營的嚴重罪行，以支持我們的和談代表；一方面我們原來以為可能很快交換回國的幻想被打消了，必須做好長期承受集中營的痛苦生活和長期進行對敵鬥爭的思想準備。這也使我更欽佩集中營地下黨委的遠見，他們一來“６０２”就告訴鬥爭骨幹，要做好長期鬥爭的充分思想準備。他們教育大家說：“我們黨在艱苦鬥爭中總是強調：要做最壞的打算，力爭最好的結果！”因此，他們在“６０２回國支隊”建立之初，就在積極開展對敵鬥爭的同時，努力健全組織，鞏固內部，準備迎接長期艱苦的鬥爭。
健全組織、鞏固內部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重新建立地下黨組織。
對於這個組織的名稱，大家很費了一番腦筋。一方面，幾乎所有參戰的部隊都有被俘的同志在中國戰俘營里，當時來到回國支隊的五千多名戰友互相都不很熟悉，連難友本人是否是共產黨員都靠自報；另一方面，匯集到“６０２”來的各戰俘營原有的各種地下鬥爭組織又很多，比如：地下黨支部、地下團支部、愛國主義小組、回國小組、五一同盟、七一同盟等等。加上被俘後一年多來難友中政治狀況變化很大：許多原在部隊不是黨員的同志，特別是很多參軍不久的知識青年，在鬥爭中表現很突出，而有些原來是共產黨員的卻表現一般，個別的甚至有喪失氣節的行為。如果僅以原部隊黨員作為成員組成地下黨是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鬥爭需要的。
那時，還考慮到如果不能得到黨中央認可，作為集中營的正式黨組織是否合法的問題。
最後，趙政委根據多數領導同志的意見，提議將領導集中營鬥爭的核心組織定名為“共產主義團結會”。這既表明它的政治方向，又表明它的任務和宗旨；同時，也有利於團結各個部隊和各個地下鬥爭組織成員有利於發展非黨群眾加入組織。
當時起草的《團結會章程》基本上是按照黨章的內容制定的。會員的標準與發展入會手續，和黨員的標準與發展黨員手續完全一樣，只是更加強調了保持革命鬥爭氣節和準備為共產主義獻身的要求。
當時，明確了共產主義團結會實際上是起著地下共產黨的作用，它的各級組織也完全按照黨組織形式設立，各中隊有支部，各大隊有分委會，全支隊設總委會，各級組織都設有組織委員、宣傳委員、保衛委員、敵工委員、機要秘書。總委會則設有相應的組織組、宣傳組、保衛組、敵工組、機要秘書組等，由各常委分管。
趙政委任總委書記，杜崗、魏林、孫振冠、顧則聖、馬興旺等任副書記，總委委員多由在鬥爭中表現突出的原營、連指導員擔任。我記得總委組織委員是陳吉慶，宣傳委員是張城垣（金甫），保衛委員是李喜爾，敵工委員由孫振冠兼任。總委機要秘書組由黎子穎負責，敵工組由我負責，高化龍、安寶元等同志都參加了敵工組。我還被總委任命為“對敵總翻譯”。對美方則我的職務為“回國支隊”的支隊長，必要時可參加總委擴大會議。
共產主義團結會向全體戰友宣布了“團結、學習、鬥爭”三大任務。從此，在共產主義團結會領導下，中國戰俘的對敵鬥爭便從原來自發的、分散的鬥爭進入了有統一組織領導，團結一致的嶄新階段。
１９5２年的五一勞動節來臨了。總委決定要隆重慶祝這個國際工人階級的盛大節日，再次向敵人宣告我們的政治選擇，並檢閱我們的隊伍，激勵我們的戰友去為工人階級的革命理想而奮鬥！
我們面向大門搭了一個“舞台”，掛上用中、英文寫的“隆重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橫幅。兩旁掛有“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中英文標語。
全體戰友按大隊、中隊、小隊列隊，坐在“舞台”前的廣場上，黑壓壓一大片。大家都戴上了綴有五星的八角軍帽，軍容整齊，精神抖擻。
當大會主持人黎子穎同志根據總委“五一節籌委會”事先的決定，宣布：“下面請總翻譯張澤石同志講話”時，我站到了台前。
看著台下望著我的這些經過血與火的考驗聚到一起來的親愛的戰友們，這些和我生死與共的骨肉兄弟們，我的心情異常激動：祖國有這麼多好兒女，工人階級有這麼好的鋼鐵戰士，難道不是祖國的驕做，黨的光榮麼？祖國人民知道這一切麼？知道遠在海外的這個死亡之島上還有幾千名她的兒女正在敵人槍口下和全國人民一起紀念這個勞動人民的戰鬥節目麼？
我於是大聲地講起來，面對著近６０００名難友，也面對著親愛的祖國和偉大的人民。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在這樣大的場面上講演，它長久地留在我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