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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見魯迅而不得門徑，《沒有祖國的孩子》無意間卻被女作家白薇發現，大加讚揚並轉給了周揚，周揚夫人蘇靈揚還幫著做了若干修改。小說發表後，周揚、周立波都撰文稱讚，一時轟動文壇，被看做周揚提倡的“國防文學”的代表作。當時為了“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孰優孰劣的爭論——現代文學史上一大公案——“兩個口號”論爭，病重的魯迅被“打上門來”的徐懋庸氣得半死，而徐懋庸以及周揚等“四條漢子”被魯迅罵得要命，文壇眾人亦分成兩大陣營，舒群自然會被看做周揚派的人。
“七·七事變”後，舒群跟著周揚等人去延安，途中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和周揚派舒群與周立波作為隨軍記者到八路軍司令部，同行中還有史沫特萊。這一路，舒群見到周恩來等高層領導，也見到閻錫山、傅作義等國民黨抗戰將領，正趕上平型關戰役，還給朱德總司令當了四個月臨時秘書。
1938年，任弼時派舒群去武漢與丁玲創辦文藝刊物《戰地》。後來在延安，舒群又接續丁玲辦《解放日報》副刊，80年代還與丁玲辦《中國》——為了朦朧詩、遇羅錦以及現代派，老革命舒群沒少生氣——兩人可謂多年共事。兩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對丁玲秘書王增如說，跟丁玲相處，有時很容易，有時也很難，這都在我心裡，不過實踐證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可以處得久的人。
在武漢舒群又遇到心情苦悶的蕭紅。蕭紅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勁一甩，躺在床上，兩眼直直地盯著房頂發呆。舒群勸她去延安，蕭紅只想做無黨派人士，專心寫作。兩人為此爭吵過。
蕭紅沒有去延安。蕭軍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揚打電報調他去的。那時許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熱鬧，也有所謂“山頭”，魯藝，文抗，也打筆仗。當時周揚寫文章敲打蕭軍、艾青等文人，蕭軍等人也寫文章與周揚“商榷”。魯藝文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揚，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揚安排他當的;他卻“開門辦學”，聘請蕭軍、艾青等人來魯藝任教——那時蕭軍正負氣在鄉下當農民呢。共產黨員舒群似乎沒有門戶之見，與蕭軍、羅烽等東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親近。而周揚對舒群還是蠻提攜的，50年代末受所謂“丁陳反黨集團”影響，舒群與羅烽、白朗被打成“舒、羅、白反黨集團”，下放東北，遠離文壇。1962年形勢稍有鬆動，周揚便指示《人民文學》向舒群約稿，後來發表了他的一個短篇小說。所以，舒群與老領導周揚的關係應是很近的。
與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說舒群進入領袖視野是辦《解放日報》副刊時期。當時擔任《解放日報》副刊主編的丁玲編完百期，請求調文抗，向組織推薦舒群繼任。舒群覺得自己力不勝任，勉為其難。凱豐、博古就都來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懇談，他說：要找這麼個完全的人，這麼有能力的人，你給我介紹一位。難道沒有這麼一個人，綜合性的副刊就不辦了嗎?全能的人，現在沒有，將來也不能有。你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個點，也是個面，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先文學的點，後文藝的面，先文藝的點，後社會科學的面，而反過來又會促進點，使點深化，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這一大篇，即使周杰倫rap說唱也要繞半天，可見毛主席多麼耐心細緻、苦口婆心，也由此可見毛對《解放日報》副刊的高度重視!
舒群一上任就跟著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強報紙的黨性。《解放日報》的改版座談會，毛澤東、朱德、賀龍、王震、李維漢等高層領導及延安各部門負責人都參加了。不僅談話、開會，毛還親自上陣幫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請客吃飯，於是理論家艾思奇、雪葦以及詩人柯仲平等人都寫稿了;對於工、婦、青三委，毛還有字數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萬字的青運稿件”，同時號令黨員：“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如此拉稿力度，顯然並不只是為了幫助舒群，在一封寫給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凱豐的信中，毛寫道：“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
丁玲的離開《解放日報》，據說是為了她心心念念的寫作。她初到延安時，毛主席相當看重她，也很想倚重她。她在這麼關鍵時候辭職，毛主席會怎樣想?從她離開後毛促成的《解放日報》改版看，毛對之前的報紙不甚滿意，雖然博古是《解放日報》的責任人，丁玲只是文藝副刊的主編。丁玲辭職不干，毛主席就手把手教舒群。
毛主席對舒群越來越倚重了。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命周揚和舒群幫助籌備。舒群還參與草擬參會者名單。誰去誰不去，大家都想去。編輯部黎辛被留下發稿子，舒群安慰他說，等毛主席作總結那天讓他去聽，結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裡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這，都是花絮了。座談會前後，毛主席搞調研，找許多作家談話，其中談得多的一是蕭軍，一是舒群。二人給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對毛主席相當崇敬，後來著有《毛澤東故事》，其中毛澤東形象既高大又親切，有許多生活細節，不是近距離接觸過的人寫不出。
“七·七事變”後，舒群跟著周揚等人去延安，途中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林伯渠和周揚派舒群與周立波作為隨軍記者到八路軍司令部，同行中還有史沫特萊。這一路，舒群見到周恩來等高層領導，也見到閻錫山、傅作義等國民黨抗戰將領，正趕上平型關戰役，還給朱德總司令當了四個月臨時秘書。
1938年，任弼時派舒群去武漢與丁玲創辦文藝刊物《戰地》。後來在延安，舒群又接續丁玲辦《解放日報》副刊，80年代還與丁玲辦《中國》——為了朦朧詩、遇羅錦以及現代派，老革命舒群沒少生氣——兩人可謂多年共事。兩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對丁玲秘書王增如說，跟丁玲相處，有時很容易，有時也很難，這都在我心裡，不過實踐證明，丁玲同志是一個可以處得久的人。
在武漢舒群又遇到心情苦悶的蕭紅。蕭紅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勁一甩，躺在床上，兩眼直直地盯著房頂發呆。舒群勸她去延安，蕭紅只想做無黨派人士，專心寫作。兩人為此爭吵過。
蕭紅沒有去延安。蕭軍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揚打電報調他去的。那時許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熱鬧，也有所謂“山頭”，魯藝，文抗，也打筆仗。當時周揚寫文章敲打蕭軍、艾青等文人，蕭軍等人也寫文章與周揚“商榷”。魯藝文學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揚，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揚安排他當的;他卻“開門辦學”，聘請蕭軍、艾青等人來魯藝任教——那時蕭軍正負氣在鄉下當農民呢。共產黨員舒群似乎沒有門戶之見，與蕭軍、羅烽等東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親近。而周揚對舒群還是蠻提攜的，50年代末受所謂“丁陳反黨集團”影響，舒群與羅烽、白朗被打成“舒、羅、白反黨集團”，下放東北，遠離文壇。1962年形勢稍有鬆動，周揚便指示《人民文學》向舒群約稿，後來發表了他的一個短篇小說。所以，舒群與老領導周揚的關係應是很近的。
與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說舒群進入領袖視野是辦《解放日報》副刊時期。當時擔任《解放日報》副刊主編的丁玲編完百期，請求調文抗，向組織推薦舒群繼任。舒群覺得自己力不勝任，勉為其難。凱豐、博古就都來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懇談，他說：要找這麼個完全的人，這麼有能力的人，你給我介紹一位。難道沒有這麼一個人，綜合性的副刊就不辦了嗎?全能的人，現在沒有，將來也不能有。你編文藝副刊，文藝副刊是個點，也是個面，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先文學的點，後文藝的面，先文藝的點，後社會科學的面，而反過來又會促進點，使點深化，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這一大篇，即使周杰倫rap說唱也要繞半天，可見毛主席多麼耐心細緻、苦口婆心，也由此可見毛對《解放日報》副刊的高度重視!
舒群一上任就跟著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強報紙的黨性。《解放日報》的改版座談會，毛澤東、朱德、賀龍、王震、李維漢等高層領導及延安各部門負責人都參加了。不僅談話、開會，毛還親自上陣幫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請客吃飯，於是理論家艾思奇、雪葦以及詩人柯仲平等人都寫稿了;對於工、婦、青三委，毛還有字數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萬字的青運稿件”，同時號令黨員：“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如此拉稿力度，顯然並不只是為了幫助舒群，在一封寫給時任中央宣傳部長凱豐的信中，毛寫道：“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
丁玲的離開《解放日報》，據說是為了她心心念念的寫作。她初到延安時，毛主席相當看重她，也很想倚重她。她在這麼關鍵時候辭職，毛主席會怎樣想?從她離開後毛促成的《解放日報》改版看，毛對之前的報紙不甚滿意，雖然博古是《解放日報》的責任人，丁玲只是文藝副刊的主編。丁玲辭職不干，毛主席就手把手教舒群。
毛主席對舒群越來越倚重了。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命周揚和舒群幫助籌備。舒群還參與草擬參會者名單。誰去誰不去，大家都想去。編輯部黎辛被留下發稿子，舒群安慰他說，等毛主席作總結那天讓他去聽，結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裡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這，都是花絮了。座談會前後，毛主席搞調研，找許多作家談話，其中談得多的一是蕭軍，一是舒群。二人給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對毛主席相當崇敬，後來著有《毛澤東故事》，其中毛澤東形象既高大又親切，有許多生活細節，不是近距離接觸過的人寫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