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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面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匯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歷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於北京
7.2 “潘揚案件”始末
尹騏
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震驚海內外
1955年7月中旬，當人們還沒有從全民聲討胡風反革命集團聲中沉寂下來時，又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引起了人們的震驚和關注。7月16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宣布了已將原人大代表潘漢年逮捕的消息。第二天，這條消息就通過報紙和廣播傳遍全國以及海外。緊接著，便是各地各界人士紛紛表態，擁護對“反革命分子”潘漢年採取“革命”措施。在潘漢年原來任職的上海市更掀起了一場聲討和揭發運動。當地新聞媒介進行了連續的報導，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在揭發聲討潘漢年的同時，又將原在上海工作已被逮捕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揚帆公開揪了出來。罪名和潘漢年大體相同。他們兩人被確認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的主犯。此後就被相提並論，稱之為“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簡稱“潘、揚案件”或“潘揚事件”。
潘漢年，江蘇宜興人，1906年出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氏、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談判代表、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華中局情報部長、華南局情報負責人等職;解放後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第三書記、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市政協副主席等要職。
揚帆，原名石蘊華，江蘇常熟人，1912年出生。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八一三”前後在上海從事進步文化活動。1939年參加新四軍，歷任新四軍軍部秘書、軍法處科長、處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華東局情報部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等要職。
潘揚案件的發生之所以具有爆炸性的新聞效應，不僅在於他們兩位都是資深的中高級幹部，曾經擔任過許多領導職務，潘漢年更是一位久負盛名的風雲人物;而且在於他們都是長期活躍在黨的公安保衛戰線上的領導骨幹。換言之，他們都是老黨員、老保衛、老公安，在人們的心目中，他們都是政治上最為可靠和最可信任的革命幹部。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許許多多的普通人不免會產生這樣那樣的疑問，一些和潘、揚有過直接交往或是相知甚深的老同志和老朋友，更是深感困惑、難以理解。
知人善任，政績斐然
1949年4月28日，正在香港負責黨的情報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潘漢年，接到從北平打來的一封由中央社會部部長李克農簽發的電報。電報要求潘漢年和也正在香港工作的夏衍、許滌新等三人立即離港趕赴北平接受中央交給他們的新任務。
潘漢年一行到達北平當天，立即趕到弓弦胡同李克農的住所報到。李克農當即向他們交底：中央要他們參加即將解放的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接管工作，未來的上海市長陳毅將軍已來電催促他們走馬上任。李克農又對他們說：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志都要分別接見，你們的具體工作將由中央領導人親自向你們交代。
中央領導同志對於潘漢年等三人的工作的確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重視。一周之內，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先後會見了他們，聽取他們在香港工作情況的匯報，又對於他們即將去上海的工作任務作了許多重要指示。
潘漢年一行於5月23日趕到當時華東局和三野領導機關的所在地江蘇省丹陽縣城，到車站迎接潘漢年一行的正是當時擔任華東局情報部長、又是即將解放的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負責人揚帆。
5月27日，潘漢年、揚帆隨華東局和新組建的上海領導機關一起，在炮聲中趕到了上海，並開始了接管工作。潘漢年以軍管會秘書長和常務副市長的身份，全面挑起了協助陳毅工作的重擔。在擔負全面接管的艱巨任務中，他又側重分管了十分棘手而對他來說又是不容推辭的公安政法工作。眾所周知，國民黨在被迫撤離上海前早就做了所謂“應變”的準備，給這座中國第一大都市留下了種種巨大隱患。中統(當時改“內調局”)、軍統(當時改為“保密局”)兩大特務系統部署了大量的潛伏勢力。後來敵人又陸續從空中、海上和地面派遣特務進入上海從事包括暗殺中共黨政領導幹部等各種破壞活動。舊上海固有的地痞流氓和幫會惡霸勢力當然也不甘心失去他們的昔日天堂，在新政權尚未充分鞏固時，他們到處興風作浪，製造事端，給新政權不斷製造困難和麻煩。再加上國民黨軍隊潰敗時殘留下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到處亂竄，為非作歹，擾民害民，給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威脅。上述種種暗藏的和公開的敵對勢力，都向新生的革命政權提出了嚴重挑戰，也給人民公安工作提出了巨大而又艱難的課題。潘漢年分管的上海公安機關根據上級黨委和主管部門的統一部署，採取了一系列堅決有力的措施，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各種專項的鬥爭，給反革命分子和各類破壞勢力的猖極活動以沉重的打擊，從而為新政權的鞏固、革命秩序的建立、社會治安的穩定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較短的時間內，使上海出現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良好局面，贏得了世人的普遍讚譽。誠如當年章士劉老先生在致陳毅、潘漢年的一封信函中所熱情稱頌的那樣，他們對上海的治理是“寬猛相濟，彪光蓋世”的。不言而喻，作為分管上海公安工作的領導人潘漢年尤其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