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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潘漢年還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和宋慶齡的引薦，同國民黨的頭面人物吳稚暉、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孫科等進行了廣泛接觸。
此外，潘漢年還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通過各種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裡的共產黨員名單，奉命同國民黨當局就釋放政治犯問題進行交涉。經過多方面的努力，使許多長期被關押而倖存下來的黨員幹部獲釋，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崗位。
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漢年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同國民黨上海地方當局公開打交道，衝破國民黨的阻撓，迫使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並創辦了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
在此期間，潘漢年站在抗日救亡宣傳的第一線，寫了許多政論文章，著重宣傳共產黨發動民眾實行全面抗戰的方針，批判國民黨壓制民眾運動的片面抗戰路線;闡明共產黨堅決抗戰的路線，批判國民黨妥協投降政策;宣傳共產黨的對外方針，批評國民黨片面親英美和依賴國際調停的外交政策;廣泛宣傳八路軍的抗日游擊戰爭，努力爭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戰期間，應國民黨將領陳誠、張發奎和羅卓英的要求，在潘漢年等人的組織領導下，把由革命青年組成的三個戰地服務團派進國民黨的一些軍隊，擔任宣傳、組織和救護工作。以後，他又陸續組織了一些同志到國民黨的其他軍隊中去開展工作，擴大了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影響。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淪陷前夕，張聞天、毛澤東致電博古、潘漢年和劉曉，對上海淪陷後黨的工作作了布置。12月25日，潘漢年在安排布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後，與夏衍一起，乘船撤離上海去香港。
六
從上海到香港後，在長達七年時間裡，潘漢年在香港、廣州、武漢、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從事黨的統戰工作和淪陷區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黨中央派廖承志、潘漢年作為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的代表，並負責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漢年的領導下，繼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共同努力，團結大批愛國華僑和國際友人支援中國的抗戰，把他們捐獻給八路軍、新四軍的救護車、醫療器械、藥品和其他物資，通過武漢、重慶及時轉運到各抗日根據地;他們克服重重困難，大力支援堅持在敵後艱苦抗戰的瓊崖游擊隊、東江游擊隊;他們在港澳同胞、國外僑胞和上層愛國人士中積極開展工作，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們還結交了許多國際友人，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成績，爭取國際同情和支援。他們利用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的有利形勢，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使香港成為黨的對國內外宣傳和聯絡的一個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間，廖承志、潘漢年還經常一起去廣州從事黨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漢年曾在廣州會見各抗日青年團體、進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團體的負責人，熱情坦誠地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闡述黨的方針政策、中國革命的戰略任務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救亡日報》從上海遷到廣州出版後，受到廖承志和潘漢年的關心。他們每次從香港到廣州，都要到救亡日報社去，給報社的同志談抗戰形勢和黨的政策，了解報社的工作情況，幫助解決困難。
潘漢年到香港後不久，曾到武漢中共長江局工作過兩個月。1938年1月7日，他從廣州起程去武漢。行前，會見了廣州《救亡日報》記者，闡述了對政治形勢的看法，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1月9日，潘漢年曾出席正在籌辦中的《新華日報》在漢口江春餐館舉行的招待會。1月23日，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在漢口成立，陳立夫、張沖、周恩來、董必武等129人被推舉為分會理事，潘漢年也是其中之一。
約在1938年3月間，潘漢年返回香港。8月間，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潘漢年從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擴大)全會。六屆六中全會以後，潘漢年留在延安參加中央社會部的領導工作，並參加過延安新聞界文化界的統一戰線活動。1938年11月10日，中國青年記者學會延安分會成立，潘漢年出席大會並講話，要求青年記者們認真宣傳抗日將士英勇戰鬥的事跡，“系統地、具體地把它的事實內容，用生動的筆調”描寫出來。1939年2月5日。《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之一，邀請延安新聞界學術界同志參加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80餘人，潘漢年也出席會議並發了言。2月10日，中華戲劇協會陝甘寧邊區分會在陝北公學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潘漢年出席並當選為分會理事長。3月22日，潘漢年主持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舉行的紀念“三一八”大會，慰勞全體保衛工作人員，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講話。
1939年4月，潘漢年奉黨中央命令離開延安，4月底途經重慶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經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聽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國際國內形勢，然後由潘漢年寫成電報稿交張唯一譯發，向黨中央匯報。9月，他又從香港到上海，對上海的隱蔽鬥爭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劉人壽。1940年秋，他領導建成了同延安通報聯繫的秘密電台。在此期間，他曾為黨搜集了許多重要戰略情報。例如，1941年6月，潘漢年曾向黨中央提供過蘇德戰爭一觸即發的情報。以後，又向黨中央報告了日軍準備南進等重要情報。當時，潘漢年還在上海先後設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運輸公司”等商行，作為聯絡同志的見面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