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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長我幾歲，鬥爭經驗豐富，我一直很敬重他。他為了儘可能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計個人安危，出入虎穴，長期和魔鬼打交道。他嚴守紀律，謙虛謹慎。他為黨做了那麼多工作，作出那麼大貢獻，但他從不宣揚自己。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但在重大問題上，是非分明，並且勇於支持正確的一面。例如在淮南根據地時，饒漱石根據康生電報傳來的逼供信材料，逮捕揚帆，關押審查。說揚帆曾介紹一個人參加“救國會”，是什麼“CC分子”。華中局經過討論，決定成立一個三人審查小組，潘漢年為組長，梁國斌和我為成員。潘漢年和揚帆非親非故，他說他了解“救國會”是黨領導下的抗日愛國組織，根本與國民黨CC無關。我也說了，我是“皖南事變”中同揚帆一起突圍的，途中遇到多次艱難險阻，終於第一批順利地、安全地到達蘇北解放區，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可疑之處。經過調查研究和仔細分析，潘漢年作為審查小組負責人，堅持實事求是原則，很快糾正了這個錯案。又如，饒漱石玩弄權術，排擠陳毅。潘漢年堅持原則，態度鮮明，雖也受到饒的錯誤批評，但仍積極工作。他有深邃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同黨的決策部門和高層領導的接觸，以及長期在嚴酷環境中同許多高級的有複雜背景和複雜心理的對象打交道，已把他錘鍊成在對敵鬥爭的大風大浪中能應付裕如的人物。在這一方面，可以說，在我接觸的幹部中，他是相當傑出的。他又善於團結同志，尊重黨外人士，至今有許多黨外人士，一提起潘漢年，都深表眷戀之情。
誰知道潘漢年竟然以所謂“內奸”問題被逮捕了。當時我已調北京工作。但我始終無法接受：這位被人敬重的老同志的名字，怎麼可能和“內奸”、“反革命”聯繫在一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許多同志反映和中央的複查，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通知中說：中共中央“向全黨鄭重宣布：把潘漢年同志定為‘內奸’，並將其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並指出：潘漢年“在長期革命鬥爭中，他忠實執行並多次出色地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對黨的文化工作、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在開展對敵隱蔽鬥爭方面，曾經做出了重要貢獻，是有很大功勞的”。“潘漢年同志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充分說明，他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久經考驗的優秀共產黨員，在政治上對黨忠誠，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中央的通知，把掩蓋在潘漢年同志身上的塵埃、污泥去除了。我們大家心中的疑團解除了。
潘漢年同志之所以長期蒙受冤屈，黨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違反了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的原則，嚴重地忽視了對敵隱蔽鬥爭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敵我界限，以致作出錯誤的決定。其結果不僅使潘漢年同志長期蒙受冤屈，而且牽連許多過去同他有工作聯繫的同志，使他們也長期蒙受了冤屈。這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全黨要永遠引為鑑戒。”
潘漢年同志得以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也正說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敢於公開地承認和改正錯誤，這是黨有力量的表現。也進一步生動地說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我相信，《潘漢年在上海》這一本書，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潘漢年，學習潘漢年的革命精神、優良品德和作風;更好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在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引下，把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創造更輝煌的成就。
第01章 坎坷的人生
1.1 紀念潘漢年同志①
①本文原載1982年11月23日《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後，陳雲要求夏衍寫的，是國內首篇披露潘漢年光輝一生的文章。在收入本書時，編者對個別時間作了訂正。
夏衍
27年的沉冤，終於平反昭雪了!這是值得我們引為鑑戒的歷史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所謂“潘漢年案件”在沒有家屬提出申訴的情況下，經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歷時一年五個月的認真覆審，詳細研究了原始資料，核對了中央檔案館和有關部門的歷史記載、來往電報和大量的人證物證，得出的結果表明：原來認定潘漢年同志是“內奸”的結論，完全是誣陷不實之詞。黨中央於1982年9月1日，也正是偉大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的日子發出通知①，正式為潘漢年同志恢復名譽。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方針的勝利。這一決定再一次證明，我們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
①中共中央於1982年8月23日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
潘漢年同志，江蘇宜興人。生於1906年。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1923年參加進步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郭沫若、成仿吾等同志領導的“創造社”，同年主編《洪水》等進步刊物，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在南昌、武漢等地任《革命軍日報》總編輯、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他回到上海，參加了“創造社”同人編輯的文藝雜誌《A11》①和主編了《幻洲》雜誌。1928年，他調到黨中央宣傳部，負責文化、出版、文藝界的聯絡統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