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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差陽錯。哥哥和小姐夫精心準備的悼詞最終竟未能當眾宣讀。
當時很亂。父親的追悼會現場是由父親生前單位負責布置的，很倉促，前面的人剛用過，後面的人正等著。這時候我們也計較不了許多，反正有那個意思就行了。父親化妝完被推進來，罩在一個有機玻璃罩子內，很像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享用的那種水晶棺。我和哥哥分跪父親兩邊，母親她們被鄰居或父親單位來的人架著一個接著一個從父親面前走過。這時候，大家都知道這是與父親最後一面了，哭得非常傷心，紛紛往父親“水晶棺”上涌，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一個個哭著鬧著走完了，二姐夫突然發現還沒讀悼詞，問我怎麼辦，我往四周看了看，母親和姐姐她們已經被人攙扶著從後門出去，後門通向什麼地方不得而知，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來過火葬場，再追出去將幾十人一一哭著、喊著、架著拖回來已不現實，我只好自作主張地“表態”：算了吧。
後來，哥哥以此對我發難，指責我大逆不道，實在是小題大做了。讀不讀悼詞對父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況且，我對悼詞的基本思想是持不同看法的。前面說過，出於對哥哥特別是對小姐夫的尊重，我並沒有對悼詞挑毛病，其實，悼詞中並不是沒有“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以至於我沒法“挑”。當一篇文章用詞不當或語法不通時，你可以替他修改，但是，當文章的基本觀點你不贊同時，你就沒法替他改，否則你就等於認同他的觀點。哥哥和小姐夫為父親寫的悼詞其基本思想是回顧父親這一輩子的“革命生涯”，盛讚父親為“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至少在主觀上，父親一生並沒有打算為“革命”做任何事。父親參加隊伍打鬼子並不是為了“革命”，那其實是被日本鬼子逼上梁山，鬼子打到我們家門口，殺人放火強姦婦女，你不打他他殺你，沒辦法，只有奮起反抗；父親解放前幫助孫伯伯、劉伯伯、蔣伯伯、胡伯伯他們死裡逃生也不是為了“革命”，父親只是覺得這些人是他的同鄉，而且是父親崇拜的打鬼子的英雄，能幫人時且幫人；父親解放後上書中央，建議將“反動殘餘連根拔”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反革命”，只是出於父親的“人性”，父親認為像黃科員這樣的舊政府留用人員實在是不該槍斃，父親是不忍心看著這些無辜的“殘餘”被“連根拔”，才寫那封信的，與“革命”無關，與“反革命”也無關。在我看來，父親的基本特點是自覺、勤奮、善良。“革命”這頂高帽子父親戴不起，可能他也不願意戴，硬戴上去沒有任何意義。
14
父親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接受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廣得縣長途汽車站的教訓，這一次我一直守在父親的身邊，親眼看著父親被送進火化爐，一點一點被燒盡，最後只留下那麼一撮骨灰。
我是不贊成火化的，甚至覺得這樣做有悖於人性。幹嗎一定要推行火化呢？土葬更科學。人死後，只要不是特別具有傳染性的，都可以洗淨裝入一個生物降解屍帶，按規劃要求埋在需要綠化的地方，上面種棵樹，掛上一個金屬牌子，刻有死者的姓名簡歷。後人需要表達孝心或寄託哀思，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維護好這棵“再生之樹”，讓她茁壯成長！為後人留下一片陰涼，為養育他的地球母親留下一片綠！
我是沒法在父親身上實現這個願望了，人生本身就充滿遺憾，死也不例外。在父親被送進爐子之前，有那麼一刻我突然懷疑躺在停屍床上的那個人是不是我父親，於是走過去，揭開被單，認真看了又看，是我父親。
父親走了。什麼也沒帶。家人將一柄父親生前天天握著的拐杖作為他唯一的陪葬品，但還是被鐵面無私的工作人員剔出來，哥哥上前遞了盒煙也沒用。我想這是天意，天意就是讓父親這樣乾乾淨淨地來，清清爽爽地走。直到這柄拐杖與父親的其他物品被家人拿到圍牆外面燒掉之後，我才醒悟：父親是想讓我永遠保留它呀！
父親本來或許是把那隻孫伯伯送給他的瑞士表留給我做永久紀念的，但是那時候我年幼無知，經常打架，竟在一次“戰鬥”中永遠丟失了！這柄拐杖是我當年游黃山時買的，父親本不需用拐杖，但因為是我“孝敬”的，他才與它形影不離，我應該想到好好保留它呀，但是我疏忽了。生活中有些疏忽是永遠沒有辦法彌補的，比如上山下鄉時候丟失了父親送給我的瑞士表，比如在長途汽車站讓父親孤單的離去，比如被燒掉的那柄拐杖。
父親從小就教導我“不要難為人”，我的理解一直是“不要為難別人”，所以我做人的原則是儘量不求人，不麻煩人，但直到父親走了我才悟出：父親的本意其實是“不要讓人討厭”。而我實在是最讓人討厭的，特別是說話，尖酸刻薄，誇大其詞，得理不讓人，居然還不知恥地以為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氣質與秉性”。
父親是一本書，如果我早些讀懂，或許過得更好，也少讓父親操那麼多心了。
當時很亂。父親的追悼會現場是由父親生前單位負責布置的，很倉促，前面的人剛用過，後面的人正等著。這時候我們也計較不了許多，反正有那個意思就行了。父親化妝完被推進來，罩在一個有機玻璃罩子內，很像黨和國家領導人專門享用的那種水晶棺。我和哥哥分跪父親兩邊，母親她們被鄰居或父親單位來的人架著一個接著一個從父親面前走過。這時候，大家都知道這是與父親最後一面了，哭得非常傷心，紛紛往父親“水晶棺”上涌，拉都拉不住。好不容易一個個哭著鬧著走完了，二姐夫突然發現還沒讀悼詞，問我怎麼辦，我往四周看了看，母親和姐姐她們已經被人攙扶著從後門出去，後門通向什麼地方不得而知，因為我們從來沒有來過火葬場，再追出去將幾十人一一哭著、喊著、架著拖回來已不現實，我只好自作主張地“表態”：算了吧。
後來，哥哥以此對我發難，指責我大逆不道，實在是小題大做了。讀不讀悼詞對父親已經沒有任何意義，況且，我對悼詞的基本思想是持不同看法的。前面說過，出於對哥哥特別是對小姐夫的尊重，我並沒有對悼詞挑毛病，其實，悼詞中並不是沒有“毛病”，而是“毛病”太大，以至於我沒法“挑”。當一篇文章用詞不當或語法不通時，你可以替他修改，但是，當文章的基本觀點你不贊同時，你就沒法替他改，否則你就等於認同他的觀點。哥哥和小姐夫為父親寫的悼詞其基本思想是回顧父親這一輩子的“革命生涯”，盛讚父親為“革命”做出的巨大貢獻。我認為這不符合事實。事實上，至少在主觀上，父親一生並沒有打算為“革命”做任何事。父親參加隊伍打鬼子並不是為了“革命”，那其實是被日本鬼子逼上梁山，鬼子打到我們家門口，殺人放火強姦婦女，你不打他他殺你，沒辦法，只有奮起反抗；父親解放前幫助孫伯伯、劉伯伯、蔣伯伯、胡伯伯他們死裡逃生也不是為了“革命”，父親只是覺得這些人是他的同鄉，而且是父親崇拜的打鬼子的英雄，能幫人時且幫人；父親解放後上書中央，建議將“反動殘餘連根拔”改為“反動勢力連根拔”既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反革命”，只是出於父親的“人性”，父親認為像黃科員這樣的舊政府留用人員實在是不該槍斃，父親是不忍心看著這些無辜的“殘餘”被“連根拔”，才寫那封信的，與“革命”無關，與“反革命”也無關。在我看來，父親的基本特點是自覺、勤奮、善良。“革命”這頂高帽子父親戴不起，可能他也不願意戴，硬戴上去沒有任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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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接受一九七五年夏天在廣得縣長途汽車站的教訓，這一次我一直守在父親的身邊，親眼看著父親被送進火化爐，一點一點被燒盡，最後只留下那麼一撮骨灰。
我是不贊成火化的，甚至覺得這樣做有悖於人性。幹嗎一定要推行火化呢？土葬更科學。人死後，只要不是特別具有傳染性的，都可以洗淨裝入一個生物降解屍帶，按規劃要求埋在需要綠化的地方，上面種棵樹，掛上一個金屬牌子，刻有死者的姓名簡歷。後人需要表達孝心或寄託哀思，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維護好這棵“再生之樹”，讓她茁壯成長！為後人留下一片陰涼，為養育他的地球母親留下一片綠！
我是沒法在父親身上實現這個願望了，人生本身就充滿遺憾，死也不例外。在父親被送進爐子之前，有那麼一刻我突然懷疑躺在停屍床上的那個人是不是我父親，於是走過去，揭開被單，認真看了又看，是我父親。
父親走了。什麼也沒帶。家人將一柄父親生前天天握著的拐杖作為他唯一的陪葬品，但還是被鐵面無私的工作人員剔出來，哥哥上前遞了盒煙也沒用。我想這是天意，天意就是讓父親這樣乾乾淨淨地來，清清爽爽地走。直到這柄拐杖與父親的其他物品被家人拿到圍牆外面燒掉之後，我才醒悟：父親是想讓我永遠保留它呀！
父親本來或許是把那隻孫伯伯送給他的瑞士表留給我做永久紀念的，但是那時候我年幼無知，經常打架，竟在一次“戰鬥”中永遠丟失了！這柄拐杖是我當年游黃山時買的，父親本不需用拐杖，但因為是我“孝敬”的，他才與它形影不離，我應該想到好好保留它呀，但是我疏忽了。生活中有些疏忽是永遠沒有辦法彌補的，比如上山下鄉時候丟失了父親送給我的瑞士表，比如在長途汽車站讓父親孤單的離去，比如被燒掉的那柄拐杖。
父親從小就教導我“不要難為人”，我的理解一直是“不要為難別人”，所以我做人的原則是儘量不求人，不麻煩人，但直到父親走了我才悟出：父親的本意其實是“不要讓人討厭”。而我實在是最讓人討厭的，特別是說話，尖酸刻薄，誇大其詞，得理不讓人，居然還不知恥地以為這就是“知識分子的氣質與秉性”。
父親是一本書，如果我早些讀懂，或許過得更好，也少讓父親操那麼多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