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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儒學與古代東亞
這裡主要介紹儒家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傳播和影響。
朝鮮北與我國東北接壤，西隔黃海與山東、江蘇相望，很早便經由陸、海兩路與我國交往。孔子思想至遲在漢代已經傳入朝鮮，在朝鮮的三國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其中高句麗最早推行儒學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學，講授“五經”、“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百濟也積極吸收儒家文化，聘請南朝梁的博士前去講《毛詩》和《周禮》。新羅的步子邁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國家機構，派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儒學，它能統一三國不是偶然的。
新羅時期(公元675—935年)和高麗時期(公元935—1392年)統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倫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們提倡仁義禮智信，而特別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賞，不孝者受罰，從小培養敬事父母的孝心，長大移孝為忠，成為忠君尊王的良民。於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餛飩給父親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動亂中為王殉難。這兩個王朝為推行儒教，設太學、開科取士、印製或進口儒書，建文廟尊孔等等，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李氏朝鮮(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麗之後，拋棄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學，尊為唯一正統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體上與前朝相同，不過由於指導思想變為獨尊儒術，所以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遺餘力。李朝重科舉，文武兩班官員都通過考試錄用，文官的生員試、進士試、文科考試要考漢文和儒學自不必說，即使武官的考試也必須加試儒學。在學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設成均館(下置四個學堂)外，各府縣都設鄉校，與此同時尚有無數私人辦的書堂，全部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統治者對培養忠孝節義的禮俗教育非常重視，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經典外，還命學者編輯大量通俗讀物乃至畫冊，解釋經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漢文、朝文出版，這些書有《孝行錄》、《三綱行實》、《三綱行實圖》等等，通過它們把忠孝觀念灌輸到千家萬戶，使婦孺皆知。經過長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風被改變，李氏朝鮮成為“崇尚信義，篤好儒術，禮讓成俗，柔謹為風”(《朝鮮志·風俗》)的國家。李朝被稱作“儒教王朝”，儒學在這個時期達到鼎盛。
由於儒學、朱子學的傳播和濡染，朝鮮出現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理學家。高麗王朝後期，朝鮮朱子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穡、鄭夢周、鄭道傳等嚴厲批判佛教，指出它的靈魂不滅、定數輪迴都是錯誤的，抨擊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給社會帶來的危害，為在意識形態領域結束佛教的統治、確立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做出了貢獻。李朝時期的理學家們把朱子學的研究推進一步。徐敬德繼承張載傳統，大講氣不滅和氣一元論。正統派代表、具有“海東朱子”之稱的李滉(退溪)堅持理一元論，以為“理為氣之帥，氣為理之卒”。在人性問題上，主張嚴格區分性情，認為四端(仁義禮智之端)是由天理髮出的，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由氣發出的，應該讓七情服從四端。他的學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師，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張理氣二元，二者不能分離。在性情問題上以四端雖為理髮，但發出便有氣(情)隨之，七情雖為氣發，但發出便有理來駕馭，四端七情不能分離。引發了“四七理氣”的多年爭論。通過這場爭論，朱子學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漸漸走向繁瑣和教條化。後來，為朝鮮的振興富強、民主科學而奮鬥的各個學派都拋棄了朱子學，進步學者們吸收諸家思想，建立了朝鮮的實學、北學、東學以及開化思想、啟蒙思想體系。1910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滅亡李朝，占領朝鮮，一度廢止尊孔讀經，後轉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鮮人民。正統儒家學者，曾利用儒教宣傳動員群眾抗日復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南北兩方，分別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統治思想，僅作為傳統文化為人們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國的近鄰，自古以來就接受中國文化，儒家學說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秦始皇開始設置郡縣，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後來從兩漢到隋唐五代，越南作為中國郡縣達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國行政官員倡導下，逐漸在越南生根，成為越南的傳統思想文化，對越南較早結束奴隸制、建立封建社會，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東漢交趾、九真(兩郡均在越南)太守錫光、任延教當地人農耕和中國嫁娶禮俗。三國時代的士燮為交州太守，政績斐然，受越人擁戴。他接納中原逃往交州避難的士人，帶動他們向越人傳播詩書禮樂知識，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讀書人到中原遊學、為官;到了唐代，通過科舉考試，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職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吳權建立吳朝，宣布越南獨立，不過越人政權仍然提倡儒學。公元1010年李公蘊建立李朝，由於認識到治國安民必須依靠儒家思想，開始抑制佛、道，專門崇儒。1225年建立的陳朝繼續推行崇儒政策，具體辦法是從中央到地方創辦儒學學校，中央稱國子監，地方稱府學、州學。皇帝多次到太學聽講，皇子必須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陳朝完善了科舉取士制度，考試科目、辦法與中國大體一樣，給錄取者榮耀、官職及各種優待。這種做法吸引廣大讀書人專心於儒學，培養了有勢力的儒士階層，使儒家實力大大增長。儒家學者朱文安、黎文休、張漢超等對佛教展開激烈批判，陳朝中後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了統治地位。
儒學在越南的全盛時期，是後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後，立即定律令，制禮樂，興科舉，設學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領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張。黎朝後代皇帝循此繼進，崇儒之風越來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無非以上幾項，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徹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親自執行，如到太學聽講，親耕籍田，鼓勵農桑等等。國子監和學校有嚴格的考核制度，獎勤罰懶，賞優汰劣，引導儒生勤奮學習。科舉考試內容、方式大體與中國一致，特別之處在道德擔保，公元1462年頒行《保結鄉試例》，規定應試者須有父母官關於他德行的擔保，才准許參加考試，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不得應試。為把儒家綱常貫徹到民間，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條》頒行全國，其基本內容是“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婦人無違父子……”政府官員及儒生有義務向群眾宣傳《教化四十七條》，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職，對於促進儒家倫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紀以後，後黎王朝衰落，分裂為南阮、北鄭兩個政權，連年爭戰。1802年阮福映統一越南，建立阮朝。為了反對農民起義“以下犯上”與鄭氏家族的分裂勢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強調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大一統觀念，統一之後繼續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強從皇子到百姓的儒學教育，嚴格集善堂(皇子受教處)、國子監及地方學校的規章制度。對民間的倫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緊，朝廷的《政要目錄》即提出“舉賢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順節義，以明人倫。”以及對其他種種德行的表彰辦法，將儒家倫理推廣到窮鄉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歷史上也達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廟，上尊號“至聖先師”，而且皇帝親臨文廟向孔子“神位”頂禮膜拜。黎阮兩朝，培養出一大批儒學大師，如黎朝的阮秉謙、潘孚先、吳士連，阮朝的鄭懷德、潘清簡等等，他們寫了大量著作，闡釋、發揮儒家思想。在民間，還流傳著一些用越南喃文寫的儒家倫理的通俗讀物。
這裡主要介紹儒家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的傳播和影響。
朝鮮北與我國東北接壤，西隔黃海與山東、江蘇相望，很早便經由陸、海兩路與我國交往。孔子思想至遲在漢代已經傳入朝鮮，在朝鮮的三國時期(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7世紀)得到較廣泛的傳播，其中高句麗最早推行儒學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學，講授“五經”、“三史”(《史記》、《漢書》、《後漢書》);百濟也積極吸收儒家文化，聘請南朝梁的博士前去講《毛詩》和《周禮》。新羅的步子邁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國家機構，派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儒學，它能統一三國不是偶然的。
新羅時期(公元675—935年)和高麗時期(公元935—1392年)統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倫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們提倡仁義禮智信，而特別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賞，不孝者受罰，從小培養敬事父母的孝心，長大移孝為忠，成為忠君尊王的良民。於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餛飩給父親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動亂中為王殉難。這兩個王朝為推行儒教，設太學、開科取士、印製或進口儒書，建文廟尊孔等等，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李氏朝鮮(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麗之後，拋棄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學，尊為唯一正統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體上與前朝相同，不過由於指導思想變為獨尊儒術，所以無論在哪一方面都不遺餘力。李朝重科舉，文武兩班官員都通過考試錄用，文官的生員試、進士試、文科考試要考漢文和儒學自不必說，即使武官的考試也必須加試儒學。在學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設成均館(下置四個學堂)外，各府縣都設鄉校，與此同時尚有無數私人辦的書堂，全部以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統治者對培養忠孝節義的禮俗教育非常重視，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經典外，還命學者編輯大量通俗讀物乃至畫冊，解釋經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漢文、朝文出版，這些書有《孝行錄》、《三綱行實》、《三綱行實圖》等等，通過它們把忠孝觀念灌輸到千家萬戶，使婦孺皆知。經過長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風被改變，李氏朝鮮成為“崇尚信義，篤好儒術，禮讓成俗，柔謹為風”(《朝鮮志·風俗》)的國家。李朝被稱作“儒教王朝”，儒學在這個時期達到鼎盛。
由於儒學、朱子學的傳播和濡染，朝鮮出現了一批具有較高水平的理學家。高麗王朝後期，朝鮮朱子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穡、鄭夢周、鄭道傳等嚴厲批判佛教，指出它的靈魂不滅、定數輪迴都是錯誤的，抨擊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給社會帶來的危害，為在意識形態領域結束佛教的統治、確立朱子學的正統地位做出了貢獻。李朝時期的理學家們把朱子學的研究推進一步。徐敬德繼承張載傳統，大講氣不滅和氣一元論。正統派代表、具有“海東朱子”之稱的李滉(退溪)堅持理一元論，以為“理為氣之帥，氣為理之卒”。在人性問題上，主張嚴格區分性情，認為四端(仁義禮智之端)是由天理髮出的，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是由氣發出的，應該讓七情服從四端。他的學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師，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張理氣二元，二者不能分離。在性情問題上以四端雖為理髮，但發出便有氣(情)隨之，七情雖為氣發，但發出便有理來駕馭，四端七情不能分離。引發了“四七理氣”的多年爭論。通過這場爭論，朱子學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漸漸走向繁瑣和教條化。後來，為朝鮮的振興富強、民主科學而奮鬥的各個學派都拋棄了朱子學，進步學者們吸收諸家思想，建立了朝鮮的實學、北學、東學以及開化思想、啟蒙思想體系。1910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滅亡李朝，占領朝鮮，一度廢止尊孔讀經，後轉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鮮人民。正統儒家學者，曾利用儒教宣傳動員群眾抗日復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南北兩方，分別實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統治思想，僅作為傳統文化為人們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國的近鄰，自古以來就接受中國文化，儒家學說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秦始皇開始設置郡縣，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後來從兩漢到隋唐五代，越南作為中國郡縣達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國行政官員倡導下，逐漸在越南生根，成為越南的傳統思想文化，對越南較早結束奴隸制、建立封建社會，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東漢交趾、九真(兩郡均在越南)太守錫光、任延教當地人農耕和中國嫁娶禮俗。三國時代的士燮為交州太守，政績斐然，受越人擁戴。他接納中原逃往交州避難的士人，帶動他們向越人傳播詩書禮樂知識，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讀書人到中原遊學、為官;到了唐代，通過科舉考試，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職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吳權建立吳朝，宣布越南獨立，不過越人政權仍然提倡儒學。公元1010年李公蘊建立李朝，由於認識到治國安民必須依靠儒家思想，開始抑制佛、道，專門崇儒。1225年建立的陳朝繼續推行崇儒政策，具體辦法是從中央到地方創辦儒學學校，中央稱國子監，地方稱府學、州學。皇帝多次到太學聽講，皇子必須接受系統的儒學教育。陳朝完善了科舉取士制度，考試科目、辦法與中國大體一樣，給錄取者榮耀、官職及各種優待。這種做法吸引廣大讀書人專心於儒學，培養了有勢力的儒士階層，使儒家實力大大增長。儒家學者朱文安、黎文休、張漢超等對佛教展開激烈批判，陳朝中後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了統治地位。
儒學在越南的全盛時期，是後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後，立即定律令，制禮樂，興科舉，設學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領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張。黎朝後代皇帝循此繼進，崇儒之風越來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無非以上幾項，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徹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親自執行，如到太學聽講，親耕籍田，鼓勵農桑等等。國子監和學校有嚴格的考核制度，獎勤罰懶，賞優汰劣，引導儒生勤奮學習。科舉考試內容、方式大體與中國一致，特別之處在道德擔保，公元1462年頒行《保結鄉試例》，規定應試者須有父母官關於他德行的擔保，才准許參加考試，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的不得應試。為把儒家綱常貫徹到民間，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條》頒行全國，其基本內容是“為臣盡忠，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愛敬，朋友止信以輔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師生以道相待，家長以禮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婦人無違父子……”政府官員及儒生有義務向群眾宣傳《教化四十七條》，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職，對於促進儒家倫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紀以後，後黎王朝衰落，分裂為南阮、北鄭兩個政權，連年爭戰。1802年阮福映統一越南，建立阮朝。為了反對農民起義“以下犯上”與鄭氏家族的分裂勢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強調儒家的三綱五常和大一統觀念，統一之後繼續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強從皇子到百姓的儒學教育，嚴格集善堂(皇子受教處)、國子監及地方學校的規章制度。對民間的倫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緊，朝廷的《政要目錄》即提出“舉賢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順節義，以明人倫。”以及對其他種種德行的表彰辦法，將儒家倫理推廣到窮鄉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歷史上也達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廟，上尊號“至聖先師”，而且皇帝親臨文廟向孔子“神位”頂禮膜拜。黎阮兩朝，培養出一大批儒學大師，如黎朝的阮秉謙、潘孚先、吳士連，阮朝的鄭懷德、潘清簡等等，他們寫了大量著作，闡釋、發揮儒家思想。在民間，還流傳著一些用越南喃文寫的儒家倫理的通俗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