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頁
正是。
問題在於：為什麼？
因為“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國，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裝，也得糊塗。這就叫“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23
至少，也得“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能行嗎？
當然行。老子說：統治者無所作為，老百姓就潛移默化；統治者喜歡清淨，老百姓就走上正軌；統治者無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漸富裕；統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純樸。這就叫“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話：“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還是“無為而治”好。無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裡，但凡“大”，必是“無”，比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為大治。
實際上，君不治，則民自治；君無為，則民有為。因此老子的觀點，也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有政府，無作為；小政府，大社會。
看來，老子並非真無為。他是不治而治，無為而無不為。這就跟莊子有所不同。在莊子看來，只有做到“上如標枝”，才能保證“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麼，要政府幹什麼？
顯然，老子只是“無作為”，莊子才是“無政府”。
這是兩種不同的“無政府主義”。
有不同的“無政府主義”，也有“有為”和“無為”的不同排列組合：老子是“以無為求有為”，莊子是“以無為求無為”，墨子是“以有為求有為”。至於“以有為求無為”，則將由禪宗來代表。
那麼此刻，墨子、老子、莊子，誰結出了果實？
老子。
果實是誰？
韓非。
無為的專制
跟老子一樣，韓非也主張君主無為。
君主無為，理由有三。
首先，君無為，才尊貴。
韓非說，天底下最高級的，莫過於道和德。道，弘大而無形；德，核理而普至。它們有什麼作為呢？沒有，卻至高無上。而且，正因為居高臨下無所作為，道才能生萬物，德才能成陰陽。此外，秤能知輕重，尺能正長短，君能馭群臣，也都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獨尊者無為，無為者獨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樣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當裁判員，那就不能再當運動員。
其次，君無為，才明智。
道理也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一個人做得完嗎？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會做；君主閒下來，臣下就忙起來。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那麼，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還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說吧！
第三，君無為，才安全。
道理同樣簡單：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會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就越多。如果君主還表現出操作具體事務的能力，底牌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沒有了神秘感，君主還怎麼當？所以韓非說：“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遠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測，臣下就戰戰兢兢，既不敢偷jian耍滑，又不敢欺上瞞下，更不敢覬覦政權。用韓非的話說，就叫“明君無為乎上，群臣竦（悚）懼於下”。29
顯然，這是強者的權謀。
權謀是從老子那裡學來的。不過，老子的權謀屬於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書再三強調統治者要放低身段，強調柔能克剛，弱能勝強，就因為他是弱勢群體的代表（詳見本書第五章）。
韓非卻是強勢的。或者說，他代表著強勢的一方。對於這一點，韓非也毫不諱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無為，就因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君主才握有絕對權力。有此權力，君主才能無為，也才敢無為。
權力，是無為的前提。
集權，是無為的保障。
這就與老子和莊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會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民自治，君無為”，基本上無須權力。莊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張“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更只會反感和抗拒權力。因此，儘管老和莊有區別，但，無中心甚至無政府，卻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實也贊成“無為而治”，只不過儒家更喜歡稱之為“垂拱而治”。孔子認為，一種好的政治，就應該像“天上的星星參北斗”，自然而然。只不過，這種好的政治來自道德。執政者必須“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來感召民眾，才可能像北極星一樣“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31
沒錯，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韓非的卻是“權力中心”。占據這個中心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包括當時各國的國王，更包括後來帝國的皇帝。他們，就是法家系統中的北極星。
當然，這些“北辰”也並非什麼都不做。比如“使雞司夜，令狸執鼠”，讓臣民各盡所能，各司其職，便是君王要做的。他們需要做這些事，也必須做這些事。32
因為這是權力的體現。
好在這項工作並不複雜。按照韓非的設計，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應該早已將所有的閒雜人等，包括被稱之為“五蠹之民”的儒生、俠士、食客、縱橫家和工商業者統統消滅，只留下農民和戰士，以及管理農民和戰士的官員，很“乾淨”，也很“單純”。33
顯然，這是一種專制。
然而這種專制卻又是無為的。這不僅因為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在君主手裡，還因為這種專制依靠的是所謂“法治”。用韓非的話說，就叫“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34
也就是說，一切交給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專制，也不必親自動手。
對！人不治，法來治。
人不專制，法來專制。
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張備受爭議的原因，必須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韓非主張的無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來效勞盡力。
也許，這就叫“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問題在於：為什麼？
因為“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所以，要治國，就要愚民；要愚民，就要愚君。就算裝，也得糊塗。這就叫“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23
至少，也得“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24
但，統治者什麼都不做，能行嗎？
當然行。老子說：統治者無所作為，老百姓就潛移默化；統治者喜歡清淨，老百姓就走上正軌；統治者無所事事，老百姓就逐漸富裕；統治者清心寡欲，老百姓就善良純樸。這就叫“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25
一句話：“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26
所以，君王不要自作多情，還是“無為而治”好。無為不是“不治”，而是“大治”。要知道，在老子那裡，但凡“大”，必是“無”，比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方無隅，大器免成。27既然最大的器物不用做，最好的天下也不用治。不治之治，是為大治。
實際上，君不治，則民自治；君無為，則民有為。因此老子的觀點，也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有政府，無作為；小政府，大社會。
看來，老子並非真無為。他是不治而治，無為而無不為。這就跟莊子有所不同。在莊子看來，只有做到“上如標枝”，才能保證“民如野鹿”。民如野鹿，就是自然，也是自由。那麼，要政府幹什麼？
顯然，老子只是“無作為”，莊子才是“無政府”。
這是兩種不同的“無政府主義”。
有不同的“無政府主義”，也有“有為”和“無為”的不同排列組合：老子是“以無為求有為”，莊子是“以無為求無為”，墨子是“以有為求有為”。至於“以有為求無為”，則將由禪宗來代表。
那麼此刻，墨子、老子、莊子，誰結出了果實？
老子。
果實是誰？
韓非。
無為的專制
跟老子一樣，韓非也主張君主無為。
君主無為，理由有三。
首先，君無為，才尊貴。
韓非說，天底下最高級的，莫過於道和德。道，弘大而無形；德，核理而普至。它們有什麼作為呢？沒有，卻至高無上。而且，正因為居高臨下無所作為，道才能生萬物，德才能成陰陽。此外，秤能知輕重，尺能正長短，君能馭群臣，也都是這個道理。
由此可見，獨尊者無為，無為者獨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獨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樣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當裁判員，那就不能再當運動員。
其次，君無為，才明智。
道理也很簡單：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個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一個國家，要做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君主一個人做得完嗎？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會做；君主閒下來，臣下就忙起來。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那麼，是君主一個人忙合算，還是大家去忙合算？不用說吧！
第三，君無為，才安全。
道理同樣簡單：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會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東西就越多。如果君主還表現出操作具體事務的能力，底牌就會被摸得一清二楚。沒有了神秘感，君主還怎麼當？所以韓非說：“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遠都一言不發，面無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測，臣下就戰戰兢兢，既不敢偷jian耍滑，又不敢欺上瞞下，更不敢覬覦政權。用韓非的話說，就叫“明君無為乎上，群臣竦（悚）懼於下”。29
顯然，這是強者的權謀。
權謀是從老子那裡學來的。不過，老子的權謀屬於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書再三強調統治者要放低身段，強調柔能克剛，弱能勝強，就因為他是弱勢群體的代表（詳見本書第五章）。
韓非卻是強勢的。或者說，他代表著強勢的一方。對於這一點，韓非也毫不諱言──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30
很清楚，君主可以無為，就因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君主才握有絕對權力。有此權力，君主才能無為，也才敢無為。
權力，是無為的前提。
集權，是無為的保障。
這就與老子和莊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會理想，是“小政府，大社會；民自治，君無為”，基本上無須權力。莊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張“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更只會反感和抗拒權力。因此，儘管老和莊有區別，但，無中心甚至無政府，卻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實也贊成“無為而治”，只不過儒家更喜歡稱之為“垂拱而治”。孔子認為，一種好的政治，就應該像“天上的星星參北斗”，自然而然。只不過，這種好的政治來自道德。執政者必須“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來感召民眾，才可能像北極星一樣“居其所而眾星共（拱）之”。31
沒錯，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韓非的卻是“權力中心”。占據這個中心的，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君主，包括當時各國的國王，更包括後來帝國的皇帝。他們，就是法家系統中的北極星。
當然，這些“北辰”也並非什麼都不做。比如“使雞司夜，令狸執鼠”，讓臣民各盡所能，各司其職，便是君王要做的。他們需要做這些事，也必須做這些事。32
因為這是權力的體現。
好在這項工作並不複雜。按照韓非的設計，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應該早已將所有的閒雜人等，包括被稱之為“五蠹之民”的儒生、俠士、食客、縱橫家和工商業者統統消滅，只留下農民和戰士，以及管理農民和戰士的官員，很“乾淨”，也很“單純”。33
顯然，這是一種專制。
然而這種專制卻又是無為的。這不僅因為最高統治權和決策權在君主手裡，還因為這種專制依靠的是所謂“法治”。用韓非的話說，就叫“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34
也就是說，一切交給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專制，也不必親自動手。
對！人不治，法來治。
人不專制，法來專制。
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張備受爭議的原因，必須從長計議（詳見本書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韓非主張的無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來效勞盡力。
也許，這就叫“聖人執要，四方來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