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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傑斐遜時代變動著的環境對傑斐遜關於海軍的認識有著怎樣的影響，需要考察一下那些不復存在、甚至當時就稍縱即逝的事實。1812年的戰爭表明了一支海軍的價值，不過不是通過那些值得稱讚但其實並無多大意義的某隻艦船的勝利，而是通過因為一支與國家的需要和暴露程度相適應的海軍的缺乏所造成的我國海岸及對外交通的癱瘓。當時，美國海軍無疑以其在海上戰鬥中的卓越表現贏得了榮譽，但這榮譽僅僅歸於它自己；政治家們只使自己丟了臉，他們讓國家蒙受了海岸被襲擾、商業活動被炮擊的羞辱。可是，另一方面，再也我不到比美國海軍的勝利更鮮活的例子來說明約米尼所稱的“僅僅為了取勝的戰鬥所帶來的一無所有的光榮”了。若不考慮美國海軍為自己贏得的榮譽最終使這個國家看到了這支小小的力量的高效並顯示了海洋對我們可能具有的意義，再沒有什麼犧牲比那些拋灑在海軍的快速帆船和單桅帆船上的鮮血相比更不值得了。美國海軍當時的行動無法和那些前哨戰鬥、偵察戰鬥和對於保持一支軍隊的士氣既屬不可缺少又有著無窮意義的各種服務相提並論。它們僅僅是一些零散的行動，不存在什麼相互間、單個行動與能夠左右戰爭勝負的整體行動之間的聯繫。
1812年戰爭結束後不是很久，發生了一起在我國對外政策史上是劃時代的、對於我國海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的事件，這就是門羅主義的提出。不時地，從範圍到目的，人們對於這個聲明有著讓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說法以門羅主義的名義被提了出來，它們與國家間的關係是如此地矛盾以至於可以想像，如果要說明得更準確，它們的支持者會為它們起些其他的名字。不過，如同對於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們沒必要給予門羅主義某種最終的確定性以反對將這個詞用在那些和其本義絕不相符的論斷上。但我們應意識到名稱的誤導作用，尤其是在那些這樣的錯誤或許會誘使大眾相信某一外國正蓄意破壞我國所堅持的防衛原則的問題上。我們對門羅主義基本精神的堅持不是通過正式承擔某些無法擺脫的義務來表現，而是通過設立某些先例，顯示出一種全體人民都始終奉行、我們不可能默默地放棄而又不冒使國家受辱的危險的普遍立場。我們或許需要接受一些看來是自然地由門羅主義中導出的推論，但我們根本不用通過遵循近來某些用門羅主義的名稱予以修飾的論斷來堅持門羅主義。這些論斷也許體現了某項合理的政策，比門羅主義本身更適用當前局面，但它們和門羅主義不是一碼事，雖然其間有些共同之處。剝離所有的後天發揮，就其本義而言，門羅主義所表達的是一個最終只有藉助於海軍才能實現的設想，因為它的基點就是：在美國疆界之外地區的命運之中寄託著對美國極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顯著特點則是，海軍，只有海軍才能為它提供保障。
雖然門羅主義是由一個具體的政治事件所導出，但它不是和過去的歷史毫無關係，而只是它的一個發展。我們可以從那個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已萌現並於1778年由我們----儘管當時我們迫切需要和法國結盟----提出的法國不應企圖從英國手中奪回加拿大的條件所體現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蹤。不過，這種意識在1783年並沒有被我們延伸至佛羅里達身上，這塊地區很快被英國讓給了西班牙；對於我們的盟國對一些英屬西印度島嶼的征服，我們也清楚地給予了默認。從當時直至1815年，對於西印度群島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一些土地從一個交戰國轉到另一個交戰國手中，我們未表示任何異議。即使有關地區本來就沒有多少重要性，這種漠不關心在今天幾乎不會出現，因為所涉及的是一個原則性的、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
對於國家利益的進一步認識和闡述會在多大程度上發展門羅主義，這又會對我國政治影響的必要範圍究竟應如何定義諸問題顯然是一位海軍軍官的職業領域之外的事。不過，將門羅主義的提出看成一個事實、認識到它體現的是一項重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美國大眾對於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夠了。如果門羅主義僅僅是後一種意義上的，它無疑將被證明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轉瞬即會被人忘卻的東西。完全基於同情之上的聲明從來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們為土耳其統治下的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苦難所觸動；但是，由於我們自己並未受到什麼傷害，我們的情感從未轉化為行動從而也就只存在於霎那間。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能少受華盛頓所闡述的這個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後的法美同盟令人頗有苦澀之感的功用將它烙入華盛頓的意識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動機行事是荒謬的。門羅主義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達著我國人民對於大海那頭土地上的各種事件的本能關注，是因為它表述了一項關於自身利益的不變原則。這項原則在其初生之時針對的是為人們所擔心的歐洲對美洲的可能干涉。當時這種可能不僅取決於歐洲方面繫於有關地區的實際利益，也取決於幾個歐洲大國之間的純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這種安排本身是當時垂死的殖民主義觀念的體現。因此，當門羅主義被首次運用之時，它表明了美國人承認確實存在著歐洲捲入的危險，雖然和今天的局勢相比，當時的局勢中並不包含多少對歐洲的切實利益的刺激因素。從此以後，門羅主義又得到了多次不盡相同的運用，而這些運用所基於的事實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並在今天達到了頂峰。美國已成為一個太平洋強國，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依賴地峽運河來進行它的兩大海岸之間的交流。這樣，根據變化著的形勢，門羅主義被作了修整。從這種靈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門羅主義聲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原則的本質特徵：承認不處於美國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區不僅關係到單個美國公民的利益，也關係到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像的情況下，我們也許會被迫對這些地區採取行動。
1812年戰爭結束後不是很久，發生了一起在我國對外政策史上是劃時代的、對於我國海軍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的事件，這就是門羅主義的提出。不時地，從範圍到目的，人們對於這個聲明有著讓人捉摸不透的曲解。一些說法以門羅主義的名義被提了出來，它們與國家間的關係是如此地矛盾以至於可以想像，如果要說明得更準確，它們的支持者會為它們起些其他的名字。不過，如同對於任何其他的政治信念，我們沒必要給予門羅主義某種最終的確定性以反對將這個詞用在那些和其本義絕不相符的論斷上。但我們應意識到名稱的誤導作用，尤其是在那些這樣的錯誤或許會誘使大眾相信某一外國正蓄意破壞我國所堅持的防衛原則的問題上。我們對門羅主義基本精神的堅持不是通過正式承擔某些無法擺脫的義務來表現，而是通過設立某些先例，顯示出一種全體人民都始終奉行、我們不可能默默地放棄而又不冒使國家受辱的危險的普遍立場。我們或許需要接受一些看來是自然地由門羅主義中導出的推論，但我們根本不用通過遵循近來某些用門羅主義的名稱予以修飾的論斷來堅持門羅主義。這些論斷也許體現了某項合理的政策，比門羅主義本身更適用當前局面，但它們和門羅主義不是一碼事，雖然其間有些共同之處。剝離所有的後天發揮，就其本義而言，門羅主義所表達的是一個最終只有藉助於海軍才能實現的設想，因為它的基點就是：在美國疆界之外地區的命運之中寄託著對美國極為重要的政治利益。它的顯著特點則是，海軍，只有海軍才能為它提供保障。
雖然門羅主義是由一個具體的政治事件所導出，但它不是和過去的歷史毫無關係，而只是它的一個發展。我們可以從那個在獨立戰爭之前就已萌現並於1778年由我們----儘管當時我們迫切需要和法國結盟----提出的法國不應企圖從英國手中奪回加拿大的條件所體現的思想中找到它的前蹤。不過，這種意識在1783年並沒有被我們延伸至佛羅里達身上，這塊地區很快被英國讓給了西班牙；對於我們的盟國對一些英屬西印度島嶼的征服，我們也清楚地給予了默認。從當時直至1815年，對於西印度群島和加勒比海地區的一些土地從一個交戰國轉到另一個交戰國手中，我們未表示任何異議。即使有關地區本來就沒有多少重要性，這種漠不關心在今天幾乎不會出現，因為所涉及的是一個原則性的、有著重大意義的問題。
對於國家利益的進一步認識和闡述會在多大程度上發展門羅主義，這又會對我國政治影響的必要範圍究竟應如何定義諸問題顯然是一位海軍軍官的職業領域之外的事。不過，將門羅主義的提出看成一個事實、認識到它體現的是一項重大的國家利益而不僅僅是美國大眾對於南美革命者的同情也就夠了。如果門羅主義僅僅是後一種意義上的，它無疑將被證明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轉瞬即會被人忘卻的東西。完全基於同情之上的聲明從來都是如此。一代又一代，我們為土耳其統治下的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和亞美尼亞人的苦難所觸動；但是，由於我們自己並未受到什麼傷害，我們的情感從未轉化為行動從而也就只存在於霎那間。我們並不比其他國家能少受華盛頓所闡述的這個深刻真理----1778年以及此後的法美同盟令人頗有苦澀之感的功用將它烙入華盛頓的意識之中----所支配：期望政府依照非利益動機行事是荒謬的。門羅主義之所以一直保有其活力，一直自如地表達著我國人民對於大海那頭土地上的各種事件的本能關注，是因為它表述了一項關於自身利益的不變原則。這項原則在其初生之時針對的是為人們所擔心的歐洲對美洲的可能干涉。當時這種可能不僅取決於歐洲方面繫於有關地區的實際利益，也取決於幾個歐洲大國之間的純粹是政治性的安排，而這種安排本身是當時垂死的殖民主義觀念的體現。因此，當門羅主義被首次運用之時，它表明了美國人承認確實存在著歐洲捲入的危險，雖然和今天的局勢相比，當時的局勢中並不包含多少對歐洲的切實利益的刺激因素。從此以後，門羅主義又得到了多次不盡相同的運用，而這些運用所基於的事實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並在今天達到了頂峰。美國已成為一個太平洋強國，而且在不久的將來可能依賴地峽運河來進行它的兩大海岸之間的交流。這樣，根據變化著的形勢，門羅主義被作了修整。從這種靈活性而不是最初的門羅主義聲明的字面上，可以看到這個充滿生命力的原則的本質特徵：承認不處於美國政治控制之下的海外地區不僅關係到單個美國公民的利益，也關係到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利益；所以，在某些可以想像的情況下，我們也許會被迫對這些地區採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