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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強調，統戰工作，不僅有“左”的影響，甚至“左”的流毒還很深。“左”的思想不是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才有的，從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後，有些地方就“左”了，但那時還不那麼嚴重。五十年代初期，整個統戰工作情況是很好的。那時我接李維漢任政務院秘書長，接著又做國務院秘書長，總理把好多事情交給我做，做統一戰線工作，不搞民主協商能行嗎?習仲勛還特別希望，各級統戰部都要成為黨外人士之家。像組織部是幹部之家一樣，使各民主黨派人士、無黨派人士、一切黨外人士，覺得統戰部是他們的家，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有困難我們誠心誠意幫他們解決。這樣，我們的工作就做到家了，就搞好了。
習仲勛還特別強調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像打麻將一樣，混色贏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說，現在把政協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和影響。我 算了一下，全國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比較多一點，各省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過去常講，不要把黨外人士當第擺沒。我們現在這種思想還是有的，把人家當只花瓶。當花瓶還好看些，有的連花瓶都說不上。
習仲勛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做好統戰工作，要有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對新時期的統戰對象，對民主人士有新的認識。他總結自己長期的工作實踐，深有感觸地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足夠的認識。他們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們共產黨內有的幹部受的苦還要大，也算經過了一次嚴峻考驗，這一點必須肯定。我以為現在可以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請統戰部同志的腦子裡經常想著這些問題。要向這些老民主人士學習，學習他們的謙虛精神，學習他們的愛國精神。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還這樣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統一戰線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風，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別是今天搞四化建設，大家一塊幹嘛。實踐證明我們的方針是對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產黨嗎?如果他對共產黨沒有信念，他為什麼還要求加入呢?現在在我們一些部門裡，總覺得黨員是最可靠的，總是高人一等，這就不好了。對黨外人士，你們已經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們的事跡，我覺得還不夠，特別是對國外的統戰對象，也要有計劃地大量搞。現在不管搞經濟的也好，搞文化科學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們是骨幹，真正辦事的是這些人，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要向這個方面擴展。統一戰線也有一個接替的問題，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統一戰線就持續不下去了。現在要廣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輕的朋友，這一條非常之要緊。
習仲勛十分重視肅清和防止統一戰線工作中“左”的傾向，端正思想路線。他花費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級統戰部門認真做好落實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幾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文件，親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黨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經濟上也得到補償，心情舒暢地投人到祖國建設事業之中。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斷得以清除，正確的指導思想得以確立和貫徹。
習仲勛對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作了認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統戰部也要管幹部、擴大統戰對象、廣交朋友等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他指出，我們總的是有一個管理幹部的組織部，但是，統戰部也要管幹部，負責考核、挑選和推薦一些黨外的、各民主黨派的幹部。習仲勛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紀要》，其中進一步明確了統戰部負責管理黨外幹部的職能，使各級統戰部門真正成了黨外幹部之家。
習仲勛培養統戰幹部幾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對新任部，鼓勵他們大膽工作，壓擔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閻明復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習仲勛找他談話，耐心細緻地向他介紹統戰工作，叮囑做好統戰工作要注意的問題。閻明復回憶說：習仲勛通知我，中央決定調你去中央統戰部任部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經驗欠缺，如此重大的擔子深感難以承擔。習仲勛說，只要認真執行中央的路線萬針，認真學習，是可以做好的。隨後，他語重心長地教導我說，統戰工作是我們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成敗的戰略問題，絕不可掉以輕心。無論是革命和建設，都是人多一點比人少一點好，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都是經過考驗、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人士。許多還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做出過重要貢獻。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們，抱著甘當小學生的心理向他們請教學習。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的民族還是全民族信仰一種宗教，要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關心群眾生活，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這對於維護祖國統一、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至關重要等等。習仲勛一席話，使我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許多。
在統戰工作的具體細節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連怎麼說話用什麼樣的語言，習仲勛都做過仔細研究，給幹部提出要求。他說：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說話就露餡了，開會發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時候，總喜歡說黨怎麼樣決定了。那人家要問你，既然黨決定了還商量什麼呢?我幾次碰到這種情況，總覺得這種說法和做法不那麼妥當。不能這樣嘛，黨的領導這一條當然要堅持，但也不能到處講我們要領導。你不講，人家就不要你領導?習仲勛要求統戰幹部“把工作搞實在，嚴禁說大話、不辦事”;對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和要求，“都應有明確的回答”;“要從實際出發，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決問題”。他還中肯地告誡統戰工作幹部，“請拿出一點實幹精神來。統戰部的工作很麻煩，無耐心，不細緻，不一抓到底，都習做不好工作。這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對民主黨派內部及與其有關的事務，“切記由他們自己去調解，比我們出面干預要好得多，這就是改善黨的作風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強黨的領導，真正加強黨的領導”。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反映某一黨派內部存在一些不團結問題及中央統戰部的處理意見，引起了習仲勛的注意，他即於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強調：做各民主黨派工作的中共黨員幹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幫助他們調解糾紛，加強其內部團結，這是一條基本原則，也就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習仲勛做統戰工作，在抓大事、抓傾向性的問題時，也注意及時發現和解決一些容易產生疑義和爭議的問題。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向習仲勛反映說：刑滿獲釋的戰犯、特工人員、起義和投誠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能當政協委員，不能參加民革，不知道是誰規定的?習仲勛很重視這一問題，認為這個規定不合適，不符合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便直接過問處理此事。當得知是中央統戰部的規定時，即要求中央統戰部對類似的規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實情的條條框框，都要根據新時期的新特點，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堅持和完善正確的規章制度，總結成功經驗，記取失誤的教訓，把統戰工作做得更好。
習仲勛還特別強調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他引用毛澤東講過的一句話：像打麻將一樣，混色贏得多，光搞清一色不行。他說，現在把政協的形象搞得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和影響。我 算了一下，全國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比較多一點，各省政協副主席黨外人士就少了。毛主席過去常講，不要把黨外人士當第擺沒。我們現在這種思想還是有的，把人家當只花瓶。當花瓶還好看些，有的連花瓶都說不上。
習仲勛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要做好統戰工作，要有新的觀念，新的視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對新時期的統戰對象，對民主人士有新的認識。他總結自己長期的工作實踐，深有感觸地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有一個新的、足夠的認識。他們中有些人前些年受的苦，可能比我們共產黨內有的幹部受的苦還要大，也算經過了一次嚴峻考驗，這一點必須肯定。我以為現在可以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同志看待。胡厥文先生提出看文件的問題，這是一個重要問題，請統戰部同志的腦子裡經常想著這些問題。要向這些老民主人士學習，學習他們的謙虛精神，學習他們的愛國精神。他們都是八九十歲的人了，還這樣關心國家大事，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學習。統一戰線本身就要有民主作風，就要搞五湖四海，特別是今天搞四化建設，大家一塊幹嘛。實踐證明我們的方針是對的，很多人不是要求加人共產黨嗎?如果他對共產黨沒有信念，他為什麼還要求加入呢?現在在我們一些部門裡，總覺得黨員是最可靠的，總是高人一等，這就不好了。對黨外人士，你們已經大量地搜集材料，整理他們的事跡，我覺得還不夠，特別是對國外的統戰對象，也要有計劃地大量搞。現在不管搞經濟的也好，搞文化科學的也好，搞其他方面的也好，大都是四五十歲的中年人。他們是骨幹，真正辦事的是這些人，我們的統一戰線工作要向這個方面擴展。統一戰線也有一個接替的問題，不然老的老了，死的死了，統一戰線就持續不下去了。現在要廣泛地交一些新朋友，年輕的朋友，這一條非常之要緊。
習仲勛十分重視肅清和防止統一戰線工作中“左”的傾向，端正思想路線。他花費了很大精力，督促各級統戰部門認真做好落實政策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幾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文件，親自批示了一些典型的案件，使一批冤、假、錯案得以平反，遭受冤屈的黨外人士在政治上得到信任，經濟上也得到補償，心情舒暢地投人到祖國建設事業之中。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左”的思想不斷得以清除，正確的指導思想得以確立和貫徹。
習仲勛對加強黨對統戰工作的領導作了認真的思考。他接出了統戰部也要管幹部、擴大統戰對象、廣交朋友等許多富有前瞻性的意見。他指出，我們總的是有一個管理幹部的組織部，但是，統戰部也要管幹部，負責考核、挑選和推薦一些黨外的、各民主黨派的幹部。習仲勛的意見，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紀要》，其中進一步明確了統戰部負責管理黨外幹部的職能，使各級統戰部門真正成了黨外幹部之家。
習仲勛培養統戰幹部幾乎到了手把手教的地步。對新任部，鼓勵他們大膽工作，壓擔子、教方法。一九八五年秋，閻明復被任命為中央統戰部部長，習仲勛找他談話，耐心細緻地向他介紹統戰工作，叮囑做好統戰工作要注意的問題。閻明復回憶說：習仲勛通知我，中央決定調你去中央統戰部任部長，問我有什麼意見。我表示自己水平不高，經驗欠缺，如此重大的擔子深感難以承擔。習仲勛說，只要認真執行中央的路線萬針，認真學習，是可以做好的。隨後，他語重心長地教導我說，統戰工作是我們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也是社會主義成敗的戰略問題，絕不可掉以輕心。無論是革命和建設，都是人多一點比人少一點好，同我們黨長期合作的黨外人士，都是經過考驗、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人士。許多還是學識淵博的專家學者，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都做出過重要貢獻。一定要充分信任、尊重他們，抱著甘當小學生的心理向他們請教學習。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的民族還是全民族信仰一種宗教，要深入少數民族地區，關心群眾生活，尊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合作、共同繁榮的民族關係。這對於維護祖國統一、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至關重要等等。習仲勛一席話，使我對統戰工作的認識和做好工作的信心加深了許多。
在統戰工作的具體細節上，包括工作的方式方法，甚至連怎麼說話用什麼樣的語言，習仲勛都做過仔細研究，給幹部提出要求。他說：有些同志的工作方法，一說話就露餡了，開會發言或者商量事情的時候，總喜歡說黨怎麼樣決定了。那人家要問你，既然黨決定了還商量什麼呢?我幾次碰到這種情況，總覺得這種說法和做法不那麼妥當。不能這樣嘛，黨的領導這一條當然要堅持，但也不能到處講我們要領導。你不講，人家就不要你領導?習仲勛要求統戰幹部“把工作搞實在，嚴禁說大話、不辦事”;對黨外人士提出的意見和要求，“都應有明確的回答”;“要從實際出發，制定有效措施，真正解決問題”。他還中肯地告誡統戰工作幹部，“請拿出一點實幹精神來。統戰部的工作很麻煩，無耐心，不細緻，不一抓到底，都習做不好工作。這就是官僚主義作風”。對民主黨派內部及與其有關的事務，“切記由他們自己去調解，比我們出面干預要好得多，這就是改善黨的作風的工作方法，也就是加強黨的領導，真正加強黨的領導”。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央統戰部向中央書記處反映某一黨派內部存在一些不團結問題及中央統戰部的處理意見，引起了習仲勛的注意，他即於三月十九日作出批示，再次強調：做各民主黨派工作的中共黨員幹部，凡事切忌陷入矛盾之中，更不能有所偏袒，只能居中公正地幫助他們調解糾紛，加強其內部團結，這是一條基本原則，也就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習仲勛做統戰工作，在抓大事、抓傾向性的問題時，也注意及時發現和解決一些容易產生疑義和爭議的問題。一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向習仲勛反映說：刑滿獲釋的戰犯、特工人員、起義和投誠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能當政協委員，不能參加民革，不知道是誰規定的?習仲勛很重視這一問題，認為這個規定不合適，不符合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便直接過問處理此事。當得知是中央統戰部的規定時，即要求中央統戰部對類似的規定和政策作一番清理，凡是不合實情的條條框框，都要根據新時期的新特點，重新清一清，理一理，堅持和完善正確的規章制度，總結成功經驗，記取失誤的教訓，把統戰工作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