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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有資本集團空前強大的同時，民營資本集團出現疲軟之勢，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中撤出，或用於奢侈消費，或用於投機牟利，有產者階層出現了移民潮。據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顯示，個人資產超過1億元的超高淨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理由為“不安全、不方便、不幸福”，另外，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13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顯示，對當前經濟僅有25%的企業家“非常有信心”，三年前為56%。在一個連續四年保持全球經濟增長第一的國家裡，竟有超過七成的企業主對經濟的前景缺少信心而欲離開，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理解和需要警惕的事實。
在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可以被看成是繼1945年敵產國營化及1956年公私合營運動之後的第六次“國進民退”，也可謂又一輪“放權—集權”的歷史性周轉。
與前五次“國進民退”所不同的是，在這一輪資本博弈中，決策層表現出了極度矛盾和分裂的戲劇性心態，在國有資本的兩次大規模挺進中，中央政府又先後兩次頒布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件。由此，我們最近距離地觀察到了中國經濟治理的經典性困境：國有經濟被認定為中央集權和政權穩定的經濟、政治保證，而民營經濟則承擔提高生產效率和創造就業的職責，兩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始終無法得到合理的調配，最終造成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從而導致經濟成長的畸形化。決策層對這一衝突並非沒有察覺，而是陷於技術性的困頓。在2012年3月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了改革中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那麼，這兩個“毫不動搖”孰輕孰重，一旦前者“動搖”了後者，或後者“動搖”了前者，又當如何處置?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困境
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選舉產生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此時，改革進入第三十五個年頭，中國經濟如同一艘帆船，駛進了一段看似平靜卻暗流涌動的大峽谷。
其一，“三駕馬車”成跛腳之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外貿經濟受國際環境影響始終復甦乏力，外貿物量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歇業破產;一直是內需和地方財政收入支柱的房地產從2009年年底開始因過熱而遭到嚴厲調控，受其影響，鋼鐵、水泥、機械裝備等重型產業全行業虧損;中央政府從2012年5月起再次押寶於投資，加大了鐵路、城市軌道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在2012年，全年GDP增長7.8%，創下自1999年以來經濟增速的最低值。
其二，貨幣嚴重超發，通貨膨脹壓力巨大。2003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寬鬆貨幣政策時期，年均的貨幣增發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廣義貨幣總量從2002年年底的18.3萬億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萬億元，一舉超過美國的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52.5%。
其三，實體經濟持續低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因產業轉型乏力以及受地產調控的拖累，處於產業中下游的製造業普遍開工不足，而一直依賴土地收入的縣市財政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從2008年的2萬億元增加到11萬億元，不堪其重。為了完成經濟增長的“硬指標”，各地政府不得不“飲鴆止渴”，一方面加緊對民間的徵稅，另一方面仍然瘋狂投資。
除了經濟面的“發展困境”之外，更大的“公平危機”發生在社會層面。
三十多年的改革總體而言，是一個全民普惠的過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卻大有不同，根據多家機構的數據顯示，中國當前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拉大，財富分配的極不公平，因此，在知識界，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警告不絕於耳，在民間，存在著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國，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失去共識的年代”。那些耳熟能詳的鄧氏語言如今都被打上了質疑的問號，比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等等。
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幾個原則性理念也遭到了空前的質疑。
中國的現代化開始於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列強入侵，帝國羸弱，如李鴻章所疾呼——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所以國家強大成最強烈乃至唯一之全民共識。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然超越日本，而且將在未來的十多年內超過美國，不可謂不是一大強國矣。於是，在許多國民心中，新的問題已經油然而生：國家富強，與我何干?如果我的國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經濟體，可是，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我的家園要被強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麼，強國的意義又在哪裡?強國與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題，當後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當今中國的四大利益集團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強大，擁有各自的話語權和利益判斷標準，然而，共識缺乏，目標多元，公平——政府與民間的公平、中央與地方的公平、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公平——成為一個最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會改革命題。
若將2013年放諸“歷史的三峽”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
結語 回到歷史的基本面
展讀至此，你也許會認同我的這個觀點：如果不研究歷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在這本書中，我們的解讀一直圍繞著幾個關鍵詞：財政、貨幣、土地、產業政策。在這些看似枯燥卻有著各自魔力的經濟名詞背後，涌動著的是四大利益集團的權益分配與貧富均衡。這是一個漫長的、以大一統為主題的大國遊戲，某種意義上，它與一切貼著“某某主義”標籤的意識形態主張無關，當然也不是103歲的羅納德・科斯所歸結的“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在我創作本書的201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人履新上任，關於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再次成為十分熱烈的話題，其中不乏各個利益階層、左中右的意見。讓人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成熟的、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為一個經濟史和當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並沒有能力完成方案設計的工作，在這裡，我試著回到“歷史的三峽”之中，給出幾個基礎性的判斷。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另外一種政治制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
在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從鐵本案到“四萬億計劃”，可以被看成是繼1945年敵產國營化及1956年公私合營運動之後的第六次“國進民退”，也可謂又一輪“放權—集權”的歷史性周轉。
與前五次“國進民退”所不同的是，在這一輪資本博弈中，決策層表現出了極度矛盾和分裂的戲劇性心態，在國有資本的兩次大規模挺進中，中央政府又先後兩次頒布鼓勵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文件。由此，我們最近距離地觀察到了中國經濟治理的經典性困境：國有經濟被認定為中央集權和政權穩定的經濟、政治保證，而民營經濟則承擔提高生產效率和創造就業的職責，兩者之間的競爭關係始終無法得到合理的調配，最終造成資源配置和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從而導致經濟成長的畸形化。決策層對這一衝突並非沒有察覺，而是陷於技術性的困頓。在2012年3月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溫家寶總理提出了改革中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那麼，這兩個“毫不動搖”孰輕孰重，一旦前者“動搖”了後者，或後者“動搖”了前者，又當如何處置?
發展與公平：2013年的雙重困境
2012年年底，中共“十八大”選舉產生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此時，改革進入第三十五個年頭，中國經濟如同一艘帆船，駛進了一段看似平靜卻暗流涌動的大峽谷。
其一，“三駕馬車”成跛腳之勢，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外貿經濟受國際環境影響始終復甦乏力，外貿物量的增速只有5.7%，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歇業破產;一直是內需和地方財政收入支柱的房地產從2009年年底開始因過熱而遭到嚴厲調控，受其影響，鋼鐵、水泥、機械裝備等重型產業全行業虧損;中央政府從2012年5月起再次押寶於投資，加大了鐵路、城市軌道等基礎設施的投資。在2012年，全年GDP增長7.8%，創下自1999年以來經濟增速的最低值。
其二，貨幣嚴重超發，通貨膨脹壓力巨大。2003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寬鬆貨幣政策時期，年均的貨幣增發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廣義貨幣總量從2002年年底的18.3萬億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萬億元，一舉超過美國的8.8萬億美元，成為全球貨幣發行量最大的國家，而中國的GDP只有美國的52.5%。
其三，實體經濟持續低迷，地方政府債台高築。因產業轉型乏力以及受地產調控的拖累，處於產業中下游的製造業普遍開工不足，而一直依賴土地收入的縣市財政捉襟見肘，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從2008年的2萬億元增加到11萬億元，不堪其重。為了完成經濟增長的“硬指標”，各地政府不得不“飲鴆止渴”，一方面加緊對民間的徵稅，另一方面仍然瘋狂投資。
除了經濟面的“發展困境”之外，更大的“公平危機”發生在社會層面。
三十多年的改革總體而言，是一個全民普惠的過程，然而，受惠的比重卻大有不同，根據多家機構的數據顯示，中國當前的基尼係數已接近0.5，這意味著貧富差距的拉大，財富分配的極不公平，因此，在知識界，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警告不絕於耳，在民間，存在著仇富、仇官心理。2013年的中國，似乎正在成為一個“失去共識的年代”。那些耳熟能詳的鄧氏語言如今都被打上了質疑的問號，比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發展是硬道理”，等等。
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幾個原則性理念也遭到了空前的質疑。
中國的現代化開始於一個巨大的歷史悲劇，列強入侵，帝國羸弱，如李鴻章所疾呼——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三千年未有之強敵”，所以國家強大成最強烈乃至唯一之全民共識。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然超越日本，而且將在未來的十多年內超過美國，不可謂不是一大強國矣。於是，在許多國民心中，新的問題已經油然而生：國家富強，與我何干?如果我的國家是全球第二或第一大經濟體，可是，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我的家園要被強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麼，強國的意義又在哪裡?強國與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題，當後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當今中國的四大利益集團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格局，而且均非常強大，擁有各自的話語權和利益判斷標準，然而，共識缺乏，目標多元，公平——政府與民間的公平、中央與地方的公平、有產者與無產者的公平——成為一個最為重大、亟待化解的社會改革命題。
若將2013年放諸“歷史的三峽”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中國。
結語 回到歷史的基本面
展讀至此，你也許會認同我的這個觀點：如果不研究歷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
在這本書中，我們的解讀一直圍繞著幾個關鍵詞：財政、貨幣、土地、產業政策。在這些看似枯燥卻有著各自魔力的經濟名詞背後，涌動著的是四大利益集團的權益分配與貧富均衡。這是一個漫長的、以大一統為主題的大國遊戲，某種意義上，它與一切貼著“某某主義”標籤的意識形態主張無關，當然也不是103歲的羅納德・科斯所歸結的“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在我創作本書的2013年3月，新一屆中央政府領導人履新上任，關於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再次成為十分熱烈的話題，其中不乏各個利益階層、左中右的意見。讓人遺憾的是，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個成熟的、為各方接受的方案。作為一個經濟史和當代公司案例的研究者，我並沒有能力完成方案設計的工作，在這裡，我試著回到“歷史的三峽”之中，給出幾個基礎性的判斷。
一個不容置疑的前提：“統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邊界
由於中華民族對國家統一的天然、終極性訴求，在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一直保持著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另外一種政治制度能夠保證統一的維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對集權的容忍度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這種國家治理邏輯顯然與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形成的自由貿易和市場經濟原理，存在內在的衝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