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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袁世凱在“二次革命”後的一系列舉措，雖屬實行中央集權的必須，但也在自己和盟友一方的陣營中，造成了不滿、離心和分裂。
譬如，解散國民黨，罪名雖然勉強，但總算還有所藉口。國民黨的政治對手進步黨原想藉機收編，將未參與“二次革命”密謀而又熱中於仕途的那部分國民黨議員，招降納叛到自己陣營中來，使自己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所以梁啓超等人連上條陳，要求對國民黨議員採取收羅政策;在因驅逐國民黨議員而造成法定人數不足後，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補議員，以維持國會。但袁世凱認為進步黨也熱中於“責任內閣”，現有國會不能成為自己操縱自如的工具，不僅不予採納，反而以人數不足難於履行職責為藉口，解散了國會，代之以“政治會議”、“約法會議”等御用組織。這不僅使進步黨大失所望，而且嚴重損害了進步黨暨其所由代表的那個社會階級的既得利益。進步黨的成員大都是前立憲派成員，在中央和地方議會中的人數都不少，國會及地方議會的解散，等於是砸了他們的飯碗。進步黨人本來是袁對付革命黨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階級”的利益，而中等階級實際上是袁世凱改良主義的社會政治基礎之一。袁氏獨裁專制的做法，使得這部分人離心離德，從袁的陣營分化了出去，如梁啓超、湯化龍等相繼退出政壇，在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敵人。在後來的“護國戰爭”中，梁、湯、蔡鍔等立憲黨人成為反袁的主導力量和領袖，就是明證。但在解散國會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當時的進步黨人也是無可奈何。
又如，袁世凱廢督，以“軍民分治，軍人不能干政”為號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軍頭儘管不情願，但說不出反對的理由，事出有名，卻也無人敢於反對。各省都督，無論是北洋系還是非北洋系的，不僅其既得利益被剝奪了很大一塊，而且在名義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這也使各地軍事當局心生不滿和怨恨，一旦師出有名，有人倡議，反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設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原陸軍部的權力被削弱，段雖不滿，亦沒有反對的充足理由。因為“責任內閣制”既已改為“總統制”，原屬內閣的權力轉移到總統這裡，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建立模範軍官團，培養新的軍事骨幹，對暮氣已深的軍隊更新改造，提高軍隊素質，在外侮嚴重，亟需自強之際，是沒人能夠提出反對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軍頭們仍不免於擔心和不滿，不滿的原因是袁氏此舉挾有私心，袁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兒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順地進入軍界培植勢力，為將來的事業打基礎。我們看後來的蔣介石辦軍官訓練團，讓蔣經國以組建青年軍的方式插足軍隊，師法的就是袁世凱的這個法子呢。擔心的原因是，此舉不僅對小站、北洋時期的軍界老人，而且對於全國各地非北洋系的督軍們，都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因為新的軍事指揮人才，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取他們而代之。但辦模範團的理由冠冕堂皇，現有軍隊暮氣重，是不爭的事實，軍頭們儘管不願，也難以反對。
凡此種種，對袁氏的陣營(北洋集團及其盟友)產生了一系列的離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統治呈現空前強大、一統的面貌，但在內里已陷入離心狀態，蘊涵著空前的危機，他的統治基礎正在瓦解。在外部，則還有處心積慮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與之不共戴天的革命黨人，他貌似強大，其實正處在最為脆弱的時期。袁世凱此時已是終身大總統，而且繼承其位置的候選人也由自己推薦，沒有不許傳子的限制，在這種狀態下，他就是實際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滿和積怨所釀成的危機，勢必借其稱帝爆發出來。可嘆袁世凱見不及此，在這一點上，他比起曹操來，可就差得遠了。
袁世凱有曹操的綽號，也具有同樣的梟雄素質，在稱帝這件事上，他所處的地位優越於曹操。曹操當時仍舊是丞相，上面還有一位名義上的“天子”，而袁世凱此時已經是名至實歸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來，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凱則有一定的難度。具體而言，曹操沒有體制上的麻煩，都是帝制，“禪讓”就可以了，而袁世凱則須將“共和”重新變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來說，袁世凱就遠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輩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掃滅袁紹父子，平定三郡烏丸，混一中原後，被朝廷封為丞相，此後又進爵為魏公、魏王;他獨攬朝政十二年，朝廷內部的反對派早已被他剪刈淨盡。地方上除東吳孫權、西蜀劉備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也已基本蕩平，他若稱帝，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執意不為。孫權曾上書稱臣，勸他代漢稱帝，他將孫權的書信示於臣下說：“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爐火上烤啊!”大臣們也紛紛勸進，認為天命不可違，他應該順天應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願作周文王呀。”當然，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後再當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實現這個目標，就由自己的兒子去完成大業，而他則甘願起周文王的作用，為子孫奠定事業的基礎37。所以，做皇帝這種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也不能少。曹操獨攬朝綱十幾年，有條件做，但一直拖著不做，為什麼?就是天下沒有歸於一統，他有所擔心，擔心一招出錯，滿盤皆輸，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凱是熟讀史書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關故事他應該知道得很清楚。稱帝這種大事，必須穩步慢行，時機不成熟絕不能硬做，他心裡也應該很清楚。所以，他請自己的頭號高參、老謀深算的徐世昌出山，為他主持籌劃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穩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國務卿後，像以參政院取代“政治會議”並代行立法院職能，通過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以使袁成為終身總統，公布國民會議組織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確立“合法性”為第一。但這種循序漸進的作業方式所需時間較長，顯然並不很對袁的胃口，於是，一派更為積極和急進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當時在袁周圍主要有三個包圍圈：一是朱啟鈐、梁士詒、楊度、顧鰲、夏壽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張士鈺(在最初期張不在內，而我是在內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兒女等。這三重包圍圈的組成分子，除官邸內與前兩者不大通氣外，前兩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聯繫的。兩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實為主力，而且背後有徐世昌指揮，有時直接由朱向袁請示。後來朱等逐漸不如以前那樣重要，重心轉移到袁克定這一群。直到籌備將近結束階段，朱等除辦些事務外，實已不起什麼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黃開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結在一起，初無定處，亦有時在籌安會裡，沒幾時重心就移到公府秘書廳梁士詒處來了。他們這些人多是著重在策劃和布置方面。文電多由楊等起草，經朱、梁等點頭之後，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貴商量，同意即發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經袁自己看過。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貴)個人，與各省軍政大員函電很頻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時前已開始辦公，中午在公府包飯，與張仲仁(即張一)形影不離，很晚才回家，辦事很緊張。袁克定等主要是圍住袁，因為重大事務必須經袁親自決定。他們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聯繫，了解有關情況，密籌打動袁的辦法。到張士鈺加入這方面時，他只不過充當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兒”而已。……由於他們圍住袁，所以後來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凱)也不復是全部操縱，這時實際決定權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之手。38
譬如，解散國民黨，罪名雖然勉強，但總算還有所藉口。國民黨的政治對手進步黨原想藉機收編，將未參與“二次革命”密謀而又熱中於仕途的那部分國民黨議員，招降納叛到自己陣營中來，使自己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所以梁啓超等人連上條陳，要求對國民黨議員採取收羅政策;在因驅逐國民黨議員而造成法定人數不足後，梁等又力主召集候補議員，以維持國會。但袁世凱認為進步黨也熱中於“責任內閣”，現有國會不能成為自己操縱自如的工具，不僅不予採納，反而以人數不足難於履行職責為藉口，解散了國會，代之以“政治會議”、“約法會議”等御用組織。這不僅使進步黨大失所望，而且嚴重損害了進步黨暨其所由代表的那個社會階級的既得利益。進步黨的成員大都是前立憲派成員，在中央和地方議會中的人數都不少，國會及地方議會的解散，等於是砸了他們的飯碗。進步黨人本來是袁對付革命黨人的政治盟友，代表的是“中等階級”的利益，而中等階級實際上是袁世凱改良主義的社會政治基礎之一。袁氏獨裁專制的做法，使得這部分人離心離德，從袁的陣營分化了出去，如梁啓超、湯化龍等相繼退出政壇，在實際上成了袁世凱的敵人。在後來的“護國戰爭”中，梁、湯、蔡鍔等立憲黨人成為反袁的主導力量和領袖，就是明證。但在解散國會上，袁有拿得出手的理由，當時的進步黨人也是無可奈何。
又如，袁世凱廢督，以“軍民分治，軍人不能干政”為號召，地方上大大小小的軍頭儘管不情願，但說不出反對的理由，事出有名，卻也無人敢於反對。各省都督，無論是北洋系還是非北洋系的，不僅其既得利益被剝奪了很大一塊，而且在名義上也落到了二把手的地位上，心情是愉快不了的，這也使各地軍事當局心生不滿和怨恨，一旦師出有名，有人倡議，反叛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再如，設立陸海軍統率辦事處，原陸軍部的權力被削弱，段雖不滿，亦沒有反對的充足理由。因為“責任內閣制”既已改為“總統制”，原屬內閣的權力轉移到總統這裡，原是題中應有之義。
最後，建立模範軍官團，培養新的軍事骨幹，對暮氣已深的軍隊更新改造，提高軍隊素質，在外侮嚴重，亟需自強之際，是沒人能夠提出反對的。但北洋和非北洋的軍頭們仍不免於擔心和不滿，不滿的原因是袁氏此舉挾有私心，袁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兒子(即袁克定)名正言順地進入軍界培植勢力，為將來的事業打基礎。我們看後來的蔣介石辦軍官訓練團，讓蔣經國以組建青年軍的方式插足軍隊，師法的就是袁世凱的這個法子呢。擔心的原因是，此舉不僅對小站、北洋時期的軍界老人，而且對於全國各地非北洋系的督軍們，都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因為新的軍事指揮人才，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取他們而代之。但辦模範團的理由冠冕堂皇，現有軍隊暮氣重，是不爭的事實，軍頭們儘管不願，也難以反對。
凡此種種，對袁氏的陣營(北洋集團及其盟友)產生了一系列的離心分化作用。袁在形式上一切如意，其統治呈現空前強大、一統的面貌，但在內里已陷入離心狀態，蘊涵著空前的危機，他的統治基礎正在瓦解。在外部，則還有處心積慮要推倒他的日本人和與之不共戴天的革命黨人，他貌似強大，其實正處在最為脆弱的時期。袁世凱此時已是終身大總統，而且繼承其位置的候選人也由自己推薦，沒有不許傳子的限制，在這種狀態下，他就是實際上的皇帝。而若再向前一步，由不滿和積怨所釀成的危機，勢必借其稱帝爆發出來。可嘆袁世凱見不及此，在這一點上，他比起曹操來，可就差得遠了。
袁世凱有曹操的綽號，也具有同樣的梟雄素質，在稱帝這件事上，他所處的地位優越於曹操。曹操當時仍舊是丞相，上面還有一位名義上的“天子”，而袁世凱此時已經是名至實歸的“第一人”了。但操作起來，曹操要便利得多，而袁世凱則有一定的難度。具體而言，曹操沒有體制上的麻煩，都是帝制，“禪讓”就可以了，而袁世凱則須將“共和”重新變回“帝制”。就算度和自知之明來說，袁世凱就遠不如他那位一千多年前的前輩了。
曹操自建安十三年掃滅袁紹父子，平定三郡烏丸，混一中原後，被朝廷封為丞相，此後又進爵為魏公、魏王;他獨攬朝政十二年，朝廷內部的反對派早已被他剪刈淨盡。地方上除東吳孫權、西蜀劉備而外，其他大大小小的割據勢力也已基本蕩平，他若稱帝，可以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他執意不為。孫權曾上書稱臣，勸他代漢稱帝，他將孫權的書信示於臣下說：“這小子是想把我放到爐火上烤啊!”大臣們也紛紛勸進，認為天命不可違，他應該順天應人，早即大位。曹操的回答是：“若是天命在我，我願作周文王呀。”當然，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而是想等到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後再當皇帝，如果不能及身實現這個目標，就由自己的兒子去完成大業，而他則甘願起周文王的作用，為子孫奠定事業的基礎37。所以，做皇帝這種大事是急不得的，天時、地利、人和，一樣也不能少。曹操獨攬朝綱十幾年，有條件做，但一直拖著不做，為什麼?就是天下沒有歸於一統，他有所擔心，擔心一招出錯，滿盤皆輸，所以他能做而不做。
袁世凱是熟讀史書的人，曹操的故事及其他相關故事他應該知道得很清楚。稱帝這種大事，必須穩步慢行，時機不成熟絕不能硬做，他心裡也應該很清楚。所以，他請自己的頭號高參、老謀深算的徐世昌出山，為他主持籌劃此事。徐世昌走的是穩妥一路，1914年5月，徐就任政事堂國務卿後，像以參政院取代“政治會議”並代行立法院職能，通過總統選舉法修正案以使袁成為終身總統，公布國民會議組織法(1915年3月)等等，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在程序上全依“法制”而行，以確立“合法性”為第一。但這種循序漸進的作業方式所需時間較長，顯然並不很對袁的胃口，於是，一派更為積極和急進的“帝制派”走上了前台。
當時在袁周圍主要有三個包圍圈：一是朱啟鈐、梁士詒、楊度、顧鰲、夏壽田等;二是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張士鈺(在最初期張不在內，而我是在內的)等;三是官邸中袁的妻妾及兒女等。這三重包圍圈的組成分子，除官邸內與前兩者不大通氣外，前兩者既各起作用，又密切聯繫的。兩者之中，朱等在最初實為主力，而且背後有徐世昌指揮，有時直接由朱向袁請示。後來朱等逐漸不如以前那樣重要，重心轉移到袁克定這一群。直到籌備將近結束階段，朱等除辦些事務外，實已不起什麼作用。而袁克定的一群中又新加了黃開文。朱等先是日夜集結在一起，初無定處，亦有時在籌安會裡，沒幾時重心就移到公府秘書廳梁士詒處來了。他們這些人多是著重在策劃和布置方面。文電多由楊等起草，經朱、梁等點頭之後，再由朱和袁克定、段芝貴商量，同意即發出去。重要的文件一定要經袁自己看過。朱、梁、段等人尤其是段(芝貴)個人，與各省軍政大員函電很頻繁。梁每天起身很早，上午八時前已開始辦公，中午在公府包飯，與張仲仁(即張一)形影不離，很晚才回家，辦事很緊張。袁克定等主要是圍住袁，因為重大事務必須經袁親自決定。他們通過各方面的關係，尤其和朱、梁等密切聯繫，了解有關情況，密籌打動袁的辦法。到張士鈺加入這方面時，他只不過充當袁、段等人的“小跑腿兒”而已。……由於他們圍住袁，所以後來相形之下朱、梁的作用就小了，就是袁(世凱)也不復是全部操縱，這時實際決定權基本上掌握在袁克定、段芝貴、袁乃寬之手。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