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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袁世凱已經摸清日本為了東北不惜一戰的底牌，故致電外務部，提出日俄如果決裂，中國應採取局外中立的方針。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密告中國駐日公使楊樞，日本已經備戰;日本外務省同時通知駐華公使和駐滬領事，要他們將此事通告主管外務部的慶親王和兩江總督魏光燾。在證實了戰爭必不可免後，袁世凱27日再次致電外務部，要求戰爭期間，中國應守局外中立的方針。袁世凱的建議，顯然是當時條件下清廷所能作出的惟一選擇，孱弱不堪的大清國此時誰也開罪不起，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兩個強盜，因分贓不均而在自己的家裡大打出手。12月30日，清廷電諭各省，日俄開戰，嚴守局外中立。此前，為了防止這場在自己領土上的戰爭發生，清廷曾做過最後的努力，派人秘密前往大連會見阿克萊息夫，希望俄國能夠履約以避免戰爭，自然議無所成，弱國無外交，這也可以算作一個事例吧。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開了御前會議，商討應付的對策。會議的結果是命令袁世凱整軍節餉，以備防守。18日，又由軍機處致電各省督撫，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邊要各地由北洋統籌布置派兵嚴防外，命沿海沿江沿邊各口加意扼防，並認真保護洋人財產與教堂。本章開頭的奏摺，就是袁世凱對這封電諭的回覆。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況如上，清廷自己為了應急，先是批准袁世凱在直隸招募六千人組成“新練軍”，為此1902年6月，袁世凱奏准成立北洋軍政司，進行了初步的軍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謁掃西陵，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袁世凱一路陪同，在謁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詢練兵和鐵路事宜，袁的答覆使太后甚為滿意。袁趁熱打鐵，上奏《陸軍訓練簡易章程》，並建議設立練兵處，作為陸軍參謀本部，統一事權，負責督練考察全國的新軍。但當時的軍機領班榮祿重病在身，已無力顧及於此了。4月榮祿死後，奕進入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袁立即派楊士琦進京重賄結交奕，與之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為北洋未來的擴軍打下了基礎。
當年秋天，日俄在東北問題上的對峙日益嚴重，11月間，朝廷兩次召袁世凱進京磋商對策，袁遂再次提出設立練兵處的建議，以統一軍政事權於中央、便於整軍經武的理由說動了太后和慶王，責成他進行籌劃。袁回到天津之後，在督署“三日未見屬員”，親手擬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練兵處成立於北京(在今東城錫拉胡同)，慶親王奕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為襄辦大臣。練兵處設提調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擔任，下設軍政、軍令、軍學三司，由劉永慶(副使袁嘉穀)、段祺瑞(副使馮國璋)、王士珍(副使陸建章)擔任各司正使。鐵良基本上是個擺設，只是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個旗人罷了。上有奕、袁世凱，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鐵良夾在中間，只能應聲附和8。
從練兵處的這個班底來看，不啻是直隸軍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員全都是袁世凱小站班底的骨幹成員。袁世凱多年來堅持不懈地抓軍事人材的培養，在此時顯出了效果，練兵的人才資源在他的手裡，練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屬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時已同其結為一黨，因而對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邁多病”為由，奏“請太后責成袁、鐵悉心經營，而自己但總其成9”，因而練兵處的實權操於袁世凱的手中。由此，清廷這次全國性的整軍經武，也自然要以北洋為藍本，其營制餉章、軍校訓練規章制度的制訂，則是依樣畫葫蘆，全都出自北洋新軍的那套制度，袁世凱也最終實現了按自己願望重振陸軍的目的。
但光有了練兵的大權遠遠不夠，練兵最缺、最緊要的是餉。按照袁世凱為練兵處制訂的龐大練兵計劃，全國要分省限期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他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過，“所謂自強者，不是湊百十萬餉銀，招募幾千士兵所能辦成的。必須放手經營，籌餉數千萬，練兵數十萬，然後才可以說得上自保10。”袁世凱掌控練兵處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練兵處的名義，徵調全國的財力來擴充北洋的實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國藩、李鴻章那樣，成為大清國的軍政領袖、中興名臣。
但各地督撫對於自己掏錢、北洋練兵的作法並不買帳，朝廷向各省攤派的一千萬兩餉銀，遲遲不能到位。袁世凱為餉源不繼頭痛不已之際，日俄相爭，東北上空戰雲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緊張，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傳言。直隸鄰接東北，世凱守土有責，在接到朝廷要他嚴防“直奉邊要各地”的電報後，遂藉機訴苦，再次提出軍餉不足問題，要朝廷加大催餉的力度。我們在本章開頭見到的這篇奏摺的背景即在於此。
袁世凱此折的要點在於“非兵無以布置，非餉無以增兵”這句話上，潛台詞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錢。局勢儘管已很緊迫，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倘實在無餉接濟，或撥餉不能應時，臣何能為無米之炊?惟有盡現有之兵以布防。設或防範不周，貽誤大局，臣固不能稍辭其責，而力止於此，應在聖明洞鑒之中。”頗有“盡人事，聽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籌防問題上折，就前此與慶親王、鐵良商定的添兵三萬，籌餉六百萬的計劃作了大幅度調整，“以目下計之，必先集三百萬方可舉辦，應先切商戶部，無論何項必須先提二百萬，再由北洋挪借一百萬，共湊足三百萬解交練兵處，名為開辦練兵處費用，實則用以籌防11”。太后此時正倚袁世凱為長城，哪能讓軍餉壞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戶部先撥三百萬兩用以籌防。翌年7月11日，太后為加大籌餉力度，親自下達懿旨，要求各省督撫“務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不分畛域，共濟艱難。”此後各省才認真認繳攤派費用，截至1905年末，總計認繳了七百七十九萬七千兩12。袁世凱在直隸也儘量羅掘，除李鴻章留下的淮軍銀錢所的利息和長蘆鹽斤加價的收入外，直隸還在1905年初發行了四百八十萬公債用於支付北洋軍餉，開了地方發行公債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使北洋新軍迅速擴張，據統計，北洋軍費的78.3%來自外省，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萬兩練兵餉銀中，就有六百多萬兩用於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義前夕，清廷除禁衛軍外，共編練成十四鎮二十協新軍，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陸軍，而其中最為精銳的，就是袁世凱一手編練出來的北洋六鎮。其擴展過程簡要介紹於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屬縣，會同地方官，選募壯丁六千，在保定編練為十營，稱為“新練軍”，餉源為順天(即北京)直隸善後賑捐款項下的一百萬兩銀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練軍”基礎上增募兩營，續添馬、炮、輜重兵種，編成北洋左鎮。同時奏准改革軍制，從募兵制改為常備軍制;設立直隸軍政司，袁自任督辦，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總辦。
1904年1月17日，清廷也召開了御前會議，商討應付的對策。會議的結果是命令袁世凱整軍節餉，以備防守。18日，又由軍機處致電各省督撫，因日俄相持益急，除奉直邊要各地由北洋統籌布置派兵嚴防外，命沿海沿江沿邊各口加意扼防，並認真保護洋人財產與教堂。本章開頭的奏摺，就是袁世凱對這封電諭的回覆。
中俄、日俄的交涉情況如上，清廷自己為了應急，先是批准袁世凱在直隸招募六千人組成“新練軍”，為此1902年6月，袁世凱奏准成立北洋軍政司，進行了初步的軍制改革。1903年春天，太后、皇帝謁掃西陵，作為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袁世凱一路陪同，在謁陵的途中，太后曾垂詢練兵和鐵路事宜，袁的答覆使太后甚為滿意。袁趁熱打鐵，上奏《陸軍訓練簡易章程》，並建議設立練兵處，作為陸軍參謀本部，統一事權，負責督練考察全國的新軍。但當時的軍機領班榮祿重病在身，已無力顧及於此了。4月榮祿死後，奕進入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袁立即派楊士琦進京重賄結交奕，與之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係，為北洋未來的擴軍打下了基礎。
當年秋天，日俄在東北問題上的對峙日益嚴重，11月間，朝廷兩次召袁世凱進京磋商對策，袁遂再次提出設立練兵處的建議，以統一軍政事權於中央、便於整軍經武的理由說動了太后和慶王，責成他進行籌劃。袁回到天津之後，在督署“三日未見屬員”，親手擬定“所有一切章程7”。12月4日，練兵處成立於北京(在今東城錫拉胡同)，慶親王奕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鐵良為襄辦大臣。練兵處設提調一人，由袁之密友徐世昌擔任，下設軍政、軍令、軍學三司，由劉永慶(副使袁嘉穀)、段祺瑞(副使馮國璋)、王士珍(副使陸建章)擔任各司正使。鐵良基本上是個擺設，只是為了免除太后的猜疑，不得不放上的一個旗人罷了。上有奕、袁世凱，下有各司正副使(全部是袁的人)，鐵良夾在中間，只能應聲附和8。
從練兵處的這個班底來看，不啻是直隸軍政司的翻版，其基本成員全都是袁世凱小站班底的骨幹成員。袁世凱多年來堅持不懈地抓軍事人材的培養，在此時顯出了效果，練兵的人才資源在他的手裡，練兵的大任自然也就非他莫屬了。奕不知兵，而且袁此時已同其結為一黨，因而對袁也十分信任倚重，不久，奕即以自己“衰邁多病”為由，奏“請太后責成袁、鐵悉心經營，而自己但總其成9”，因而練兵處的實權操於袁世凱的手中。由此，清廷這次全國性的整軍經武，也自然要以北洋為藍本，其營制餉章、軍校訓練規章制度的制訂，則是依樣畫葫蘆，全都出自北洋新軍的那套制度，袁世凱也最終實現了按自己願望重振陸軍的目的。
但光有了練兵的大權遠遠不夠，練兵最缺、最緊要的是餉。按照袁世凱為練兵處制訂的龐大練兵計劃，全國要分省限期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師)。他在給徐世昌的信中說過，“所謂自強者，不是湊百十萬餉銀，招募幾千士兵所能辦成的。必須放手經營，籌餉數千萬，練兵數十萬，然後才可以說得上自保10。”袁世凱掌控練兵處所得到的最大收益，就是他可以以練兵處的名義，徵調全國的財力來擴充北洋的實力，像他所仰慕的曾國藩、李鴻章那樣，成為大清國的軍政領袖、中興名臣。
但各地督撫對於自己掏錢、北洋練兵的作法並不買帳，朝廷向各省攤派的一千萬兩餉銀，遲遲不能到位。袁世凱為餉源不繼頭痛不已之際，日俄相爭，東北上空戰雲密布，朝廷惶急不安，十分緊張，一度甚至有再走西安的傳言。直隸鄰接東北，世凱守土有責，在接到朝廷要他嚴防“直奉邊要各地”的電報後，遂藉機訴苦，再次提出軍餉不足問題，要朝廷加大催餉的力度。我們在本章開頭見到的這篇奏摺的背景即在於此。
袁世凱此折的要點在於“非兵無以布置，非餉無以增兵”這句話上，潛台詞是：布防得要有兵，增兵得要有錢。局勢儘管已很緊迫，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倘實在無餉接濟，或撥餉不能應時，臣何能為無米之炊?惟有盡現有之兵以布防。設或防範不周，貽誤大局，臣固不能稍辭其責，而力止於此，應在聖明洞鑒之中。”頗有“盡人事，聽天命”的意思。次日(1月20日)，再就籌防問題上折，就前此與慶親王、鐵良商定的添兵三萬，籌餉六百萬的計劃作了大幅度調整，“以目下計之，必先集三百萬方可舉辦，應先切商戶部，無論何項必須先提二百萬，再由北洋挪借一百萬，共湊足三百萬解交練兵處，名為開辦練兵處費用，實則用以籌防11”。太后此時正倚袁世凱為長城，哪能讓軍餉壞了大局，立即同意由戶部先撥三百萬兩用以籌防。翌年7月11日，太后為加大籌餉力度，親自下達懿旨，要求各省督撫“務審大局之安危，知事機之緊迫，不分畛域，共濟艱難。”此後各省才認真認繳攤派費用，截至1905年末，總計認繳了七百七十九萬七千兩12。袁世凱在直隸也儘量羅掘，除李鴻章留下的淮軍銀錢所的利息和長蘆鹽斤加價的收入外，直隸還在1905年初發行了四百八十萬公債用於支付北洋軍餉，開了地方發行公債的先河。
清廷“征天下之餉，練兵一省”，使北洋新軍迅速擴張，據統計，北洋軍費的78.3%來自外省，僅1905年各地解京的九百多萬兩練兵餉銀中，就有六百多萬兩用於北洋。在北洋之外，截至武昌起義前夕，清廷除禁衛軍外，共編練成十四鎮二十協新軍，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陸軍，而其中最為精銳的，就是袁世凱一手編練出來的北洋六鎮。其擴展過程簡要介紹於下：
一、1902年1月，派王英楷、王士珍等赴正定、大名、冀州各屬縣，會同地方官，選募壯丁六千，在保定編練為十營，稱為“新練軍”，餉源為順天(即北京)直隸善後賑捐款項下的一百萬兩銀子。
二、1902年6月，在“新練軍”基礎上增募兩營，續添馬、炮、輜重兵種，編成北洋左鎮。同時奏准改革軍制，從募兵制改為常備軍制;設立直隸軍政司，袁自任督辦，劉永慶、段祺瑞、馮國璋分任兵備、參謀、教練三處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