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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張居正死後，神宗朱翊鈞對其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算。在神宗的言行中折射出對張居正刻骨的仇恨，終萬曆朝沒有人敢為張居正申辯。曾經情同父子的君臣為什麼會反目為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這是神宗在掌握政權之後，為樹立自己的威望，消除張居正的勢力和影響所使用的一個手段。同時這也是他在張居正的長期嚴厲的管束下，所進行的一次徹底的反抗和多年積怨的一次大發泄。張居正當國十年，萬曆小皇帝已從十歲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青年了，以他的敏感和早熟，他必定要衝破張居正給他設定的樊籬。張居正雖然鞠躬盡瘁，也只是在替他管理國家。國家是他的，天下是他的，他要行使自己的權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任何事情。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對張居正的敬畏和依戀可能是發自內心的。但是當他長大之後，張居正的影響和管束已經讓他深深厭惡。比如，在萬曆八年（1580）發生的一件事情就已埋下禍根。這一年，神宗已經十八歲，因為有一位能幹的首輔，他自己倒閒得無聊。他就在乾清宮的小太監孫海、客用誘導下沉迷於遊戲玩樂。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打傷了馮保的兩個養子，馮保把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后。皇太后大怒，叫馮保把《漢書?霍光傳》拿來，說要按照霍光廢昌邑王、另立新君的典故，要把萬曆小皇帝廢掉，讓他的弟弟潞王做皇帝。神宗嚇得伏地痛哭不止。太后還讓張居正代神宗寫了一份罪己詔，規勸皇帝不要沉湎於嬉戲玩樂，應以國家大局為重，慎起居，做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為了取得李太后的諒解，張居正代寫的罪己詔詞語很懇切。神宗迫於太后的威嚴，不得已都表示贊同。但是，因為這件事是馮保向皇太后告發的，而張居正的罪己詔又讓小皇帝顏面盡失，從此，在小皇帝的心裡，已經種下了對馮保和張居正二人怨恨的種子。
第二，這反映了神宗在偶像破碎之後的憤怒。張居正時刻教育小皇帝尚節儉，慎起居。而當張居正死後，神宗才發現他一直尊敬的老師竟然言行不一。張居正要別人厲行節儉，自己的生活卻很奢華，不但京城的張府豪華壯麗，其家鄉江陵還有一座同樣的府邸。慎起居更談不到，張居正愛姬美妾成群。神宗覺得，一直以來被自己奉若神明的老師欺騙了他。在神宗朱翊鈞身上，也許遺傳了太祖的暴戾、成祖的殘忍和世宗的刻薄，還有他自己貴為天子的高傲。這一切使他對張居正的痛恨幾乎已經到了要將其“剖棺戳屍”的地步。
第三，張居正本人性格存在重大缺陷，他太過自信，甚至專制。曾有人為巴結張居正送他一副金子做的對聯，上面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在這副對聯中，張居正竟然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他卻也心安理得地收下，可見張居正自視甚高。張居正作為一個內閣首輔，應該有海納百川的風範，戒驕戒躁的操守。但是，張居正沒有做到這一點。他以個人的感情為標準任用官員，支持改革的受到重用，排斥改革的一概摒棄不用。當時數一數二的文學大家王世貞、汪道昆，都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張居正不但不予理睬，言詞之中還帶有羞辱。張居正開罪了文壇首領，也就是得罪了天下文人，更不要說萬曆七年（1579）他盡毀天下書院的事了。如此一來，知識分子中還有誰會支持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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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的帝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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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張居正的“奪情”事件也餘波陣陣。張居正用權勢把朝廷中反對者憤怒的聲討壓制下去，但這並不代表反對的聲音不存在。反對的聲音就像地下的岩漿，無時無刻不在涌動。受到的壓制越大，爆發得就越猛烈。朝廷中的很多官員都認為張居正的“奪情”是有悖於倫理綱常的，因此，當張居正身後受辱時，沒有幾個人願意為他站出來說話。
第五，神宗的貪財好利更給張居正致命的一擊。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十七年前構陷遼王的事情，遼王的次妃王氏趁機上疏鳴冤，疏中稱遼王府“金寶萬計，悉入居正”。遼王妃的話似乎有著某種暗示，對神宗做出最後的決定起了巨大的作用。明朝皇帝中，神宗是極其嗜利的一個。他在抄馮保家的時候，感受到了個中的滋味。因此，他對張居正的萬貫家產更是垂涎三尺。神宗好利，終於把張家推向了家破人亡。
清算張居正，讓神宗感覺到了復仇的快感。但是他沒想到，大明江山卻由此每況愈下。有人認為，明代之亡，實始於萬曆朝。如此一心為主、功炳千秋的張居正尚且還落得如此下場，誰還敢真心做事呢？幾十年後，在國家危難之時，曾有人想起過張居正的功勳。那又如何？大明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了。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
（1）朱東潤：《張居正大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
（2）韋慶遠：《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3）黃仁宇：《萬曆十五年》，中華書局，1982年戚繼光戚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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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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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所撰《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華書局推出，轟動一時，“戚繼光——孤獨的將領”一篇赫然其中。在重文輕武的明代政權中，任何一個武臣都將註定是孤獨的將領。黃仁宇先生說：“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外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武將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監們的鉗制，而一旦退休後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對於一個北部邊境長期受到蒙古騎兵騷擾的明王朝來說，輕視武將與重視邊防恰成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這對矛盾一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得到解決。當然，明王朝也出現了一批善於指揮作戰的文臣，如于謙、王越、楊一清、王守仁、袁崇煥、孫承宗等，但是，這些文臣畢竟只是個體，不足以支撐整個軍事防禦體系，重文輕武的政治特點依然成為明代邊防的的致命傷。
第一，這是神宗在掌握政權之後，為樹立自己的威望，消除張居正的勢力和影響所使用的一個手段。同時這也是他在張居正的長期嚴厲的管束下，所進行的一次徹底的反抗和多年積怨的一次大發泄。張居正當國十年，萬曆小皇帝已從十歲的孩子成長為一個青年了，以他的敏感和早熟，他必定要衝破張居正給他設定的樊籬。張居正雖然鞠躬盡瘁，也只是在替他管理國家。國家是他的，天下是他的，他要行使自己的權力，他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做任何事情。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對張居正的敬畏和依戀可能是發自內心的。但是當他長大之後，張居正的影響和管束已經讓他深深厭惡。比如，在萬曆八年（1580）發生的一件事情就已埋下禍根。這一年，神宗已經十八歲，因為有一位能幹的首輔，他自己倒閒得無聊。他就在乾清宮的小太監孫海、客用誘導下沉迷於遊戲玩樂。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打傷了馮保的兩個養子，馮保把此事報告給了慈聖皇太后。皇太后大怒，叫馮保把《漢書?霍光傳》拿來，說要按照霍光廢昌邑王、另立新君的典故，要把萬曆小皇帝廢掉，讓他的弟弟潞王做皇帝。神宗嚇得伏地痛哭不止。太后還讓張居正代神宗寫了一份罪己詔，規勸皇帝不要沉湎於嬉戲玩樂，應以國家大局為重，慎起居，做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為了取得李太后的諒解，張居正代寫的罪己詔詞語很懇切。神宗迫於太后的威嚴，不得已都表示贊同。但是，因為這件事是馮保向皇太后告發的，而張居正的罪己詔又讓小皇帝顏面盡失，從此，在小皇帝的心裡，已經種下了對馮保和張居正二人怨恨的種子。
第二，這反映了神宗在偶像破碎之後的憤怒。張居正時刻教育小皇帝尚節儉，慎起居。而當張居正死後，神宗才發現他一直尊敬的老師竟然言行不一。張居正要別人厲行節儉，自己的生活卻很奢華，不但京城的張府豪華壯麗，其家鄉江陵還有一座同樣的府邸。慎起居更談不到，張居正愛姬美妾成群。神宗覺得，一直以來被自己奉若神明的老師欺騙了他。在神宗朱翊鈞身上，也許遺傳了太祖的暴戾、成祖的殘忍和世宗的刻薄，還有他自己貴為天子的高傲。這一切使他對張居正的痛恨幾乎已經到了要將其“剖棺戳屍”的地步。
第三，張居正本人性格存在重大缺陷，他太過自信，甚至專制。曾有人為巴結張居正送他一副金子做的對聯，上面寫道：
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
丘山為岳，四方頌太岳相公。
在這副對聯中，張居正竟然與大明天子相提並論，他卻也心安理得地收下，可見張居正自視甚高。張居正作為一個內閣首輔，應該有海納百川的風範，戒驕戒躁的操守。但是，張居正沒有做到這一點。他以個人的感情為標準任用官員，支持改革的受到重用，排斥改革的一概摒棄不用。當時數一數二的文學大家王世貞、汪道昆，都很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張居正不但不予理睬，言詞之中還帶有羞辱。張居正開罪了文壇首領，也就是得罪了天下文人，更不要說萬曆七年（1579）他盡毀天下書院的事了。如此一來，知識分子中還有誰會支持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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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張居正的“奪情”事件也餘波陣陣。張居正用權勢把朝廷中反對者憤怒的聲討壓制下去，但這並不代表反對的聲音不存在。反對的聲音就像地下的岩漿，無時無刻不在涌動。受到的壓制越大，爆發得就越猛烈。朝廷中的很多官員都認為張居正的“奪情”是有悖於倫理綱常的，因此，當張居正身後受辱時，沒有幾個人願意為他站出來說話。
第五，神宗的貪財好利更給張居正致命的一擊。御史羊可立追論張居正十七年前構陷遼王的事情，遼王的次妃王氏趁機上疏鳴冤，疏中稱遼王府“金寶萬計，悉入居正”。遼王妃的話似乎有著某種暗示，對神宗做出最後的決定起了巨大的作用。明朝皇帝中，神宗是極其嗜利的一個。他在抄馮保家的時候，感受到了個中的滋味。因此，他對張居正的萬貫家產更是垂涎三尺。神宗好利，終於把張家推向了家破人亡。
清算張居正，讓神宗感覺到了復仇的快感。但是他沒想到，大明江山卻由此每況愈下。有人認為，明代之亡，實始於萬曆朝。如此一心為主、功炳千秋的張居正尚且還落得如此下場，誰還敢真心做事呢？幾十年後，在國家危難之時，曾有人想起過張居正的功勳。那又如何？大明王朝已不可避免地走向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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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韋慶遠：《張居正與明代中後期政局》，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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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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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明史專家黃仁宇先生所撰《萬曆十五年》中文版由中華書局推出，轟動一時，“戚繼光——孤獨的將領”一篇赫然其中。在重文輕武的明代政權中，任何一個武臣都將註定是孤獨的將領。黃仁宇先生說：“在軍隊以外，人們所重視的是安詳的外表、華麗的文辭、口若懸河的辯才以及圓通無礙的機智。”武將不但事事受到文官以及太監們的鉗制，而一旦退休後也得不到妥善的安排。對於一個北部邊境長期受到蒙古騎兵騷擾的明王朝來說，輕視武將與重視邊防恰成一對非常尖銳的矛盾。這對矛盾一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得到解決。當然，明王朝也出現了一批善於指揮作戰的文臣，如于謙、王越、楊一清、王守仁、袁崇煥、孫承宗等，但是，這些文臣畢竟只是個體，不足以支撐整個軍事防禦體系，重文輕武的政治特點依然成為明代邊防的的致命傷。